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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粟在旧世界的传播似乎远远落后于黍，但粟在公元前一千纪也已经完成了跨越南亚的旅程。黍和粟都在横渡阿拉伯海之后传入也门，接着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传播至苏丹（Fuller and Boivin，2009）。黍在公元前二千纪初来到巴尔干半岛和希腊北部（Tafuri，Graig，and Canci，2009；Valamoti，2016）。提取自特洛伊古城、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550年的植物考古学样本中，以及同一时期土耳其和地中海东部其他聚居地的样本中，都出现了黍（Riehl，1999）。西南亚地区的早期粟米发现呈零散分布状态，让人疑惑它们究竟是如何传入巴尔干半岛和更远的北非的（Fuller and Boivin，2009；Spengler Ⅲ et al.，2017b）。不久之前，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高加索山脉西部的古阿姆斯基岩洞（Guamsky Grot）的垃圾堆中发现了烧焦后结成大块的粟米种子，好像烧煳的粥，其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二千纪末期。这一发现证实东欧的确存在粟米，也反映出这种谷物跟随早期先民迁移的速度有多快（Trifonov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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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祖塞古村出土碳化黍粒的背面观和腹面观，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七河地区的塔尔加尔河冲积扇平原，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五千纪后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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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年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在北亚考古研究中激增。在这类研究中，人骨中的碳富集水平显示古人摄食大量C4植物（包括粟米）的证据。一旦确定数据的极值范围，对人骨和兽骨进行的稳定碳同位素分析即可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支持性证据。其中一项对俄罗斯米努辛斯克盆地37处考古遗址（约前2700—前1）出土的354份人骨和兽骨进行数据测定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趋势（Svyatko et al.，2013）。研究者注意到，公元前1500年之后的人骨中δ13C值略有上升，这表明古生态环境或古人类饮食结构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一发现对应了植物考古学所证实的该地区引入粟米种植的时间（Spengler Ⅲ et al.，2016）。据此认定这一转变代表着阿尔泰山脉地区向粟作农业与牧业混合经济的过渡，这种观点并非妄加揣测。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同位素研究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其时间跨度很长，而且囊括了这一转变之前和之后的人骨同位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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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后续研究表明，到公元前1500年时，整个欧亚大陆的古人类都在大量摄食碳4植物。在米努辛斯克盆地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位于叶尼塞河西岸的阿伊戴（Ai-Dai）墓地（前740—前410）以及位于图瓦共和国[10] 大海姆旗的艾米日立克遗址（Ayrnyrlyg，大部分在公元前5世纪至前2世纪；见地图1）的人类遗骸中均检测出了含量较高的δ13 C值（Murphy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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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哈萨克斯坦北部库斯塔奈州出土的遗存进行的另一项同位素研究得出了很有意思的结果：该遗址没有发现人类食用粟米的证据——这一结论意义重大，因为它体现了这种农作物向西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边界（Ventresca Miller et al.，2014）。研究团队进行稳定碳同位素分析的人骨遗存分别来自乌巴甘河的支流布鲁克塔尔河（Buruktal）沿岸的别斯塔马克（Bestamak）墓地（前2032—前1640）以及托博尔河沿岸的利萨科夫斯克（前1860—前1680；见地图1）。继该研究之后，又一个科研项目对来自25处考古遗址的骨胶原遗存进行了碳同位素分析，其覆盖范围相当广泛，接受检测的127份人骨和109份动物骨骼取自哈萨克斯坦各地，时间跨度从大约公元前2920年一直到公元1155年（Motuzaite-Matuzeviciute et al.，2015）。分析结果所支持的观点是：粟米种植在公元前二千纪已普遍存在于中亚山麓的经济活动中，最终经由中亚南部传入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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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黍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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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黍逐渐被易脱粒小麦所取代；在亚洲，黍则逐渐被水稻取而代之。尽管如此，黍依然有资格被称为古代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农作物。其与众不同的耕种特点使之非常适合在早期丝绸之路沿途栽种。这种农作物最初在东亚被人类驯化；它从东亚出发，行经中亚的山麓，在公元前二千纪传入欧洲。种植黍需要的劳动力相对较少，农夫、小规模农场主和牧民都可以轻松种植。在这些古人类社群中，黍降低了单一经济的风险，为在低生产力的土地上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总之，这种直径只有2毫米左右的谷物养活了丝绸之路上的搬运工和建造旧世界帝国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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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集中灌溉系统和集体劳动的发展，粟米的主导地位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后半期更加突出。集中灌溉系统引入了夏季灌溉的做法，使农民可以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两轮（有时甚至是三轮）农作物，只要用牲畜粪便维持土壤的肥力即可（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耐热耐旱的粟米一年到头都可种植，土地完全不需要休耕，农民也没有农闲时节。这样的轮作周期下的生产力很高，出产的谷物过剩，为帝国的扩张奠定了基础。轮作制让许多人从农耕活动中解放出来，转而投入对知识和艺术、政治和军事的追求。由此可见，小小的粟米牵引着罗马帝国战车的方向，也喂饱了整个东欧。粟米养育了在丝绸之路沿线奔波的人和整个亚洲的“游牧民族”。粟米让一代代波斯农夫填饱了肚子，让东亚水稻种植区之外的先民得以果腹。然而，今时今日，这种曾创造辉煌历史的谷物在俄罗斯只是不起眼的儿童早餐，在西欧和美洲更是沦落为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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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东亚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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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粟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人们遗忘的农作物，但是它与黍一样根植于久远的过去。两者都是禾本科黍族的成员。在许多古典时期的著述中，黍在古代拉丁文中常被称为粟草（milium），而令现代读者困惑的是[11] ，粟常被称为黍草（panic），这两种植物常被相提并论。在早至公元前一千纪的欧亚大陆考古遗址中，两种谷物经常同时出现，这或许表明当时存在将它们栽种在一起并且一起食用的做法（见图8）。黍和粟都是中亚传统的低投入农作物，而东欧和南欧的贫农也在贫瘠的土壤上种植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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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可能与黍在大致同一时期、在中国东北部的开阔草地或长江流域被人类驯化。迄今为止，人类驯化狗尾草属植物最早的确凿证据出自月庄遗址（前6000—前5700），与黍属植物开始被驯化的时间大体相同（Zhao，2011；Crawford et al.，2005）。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能够还原中国东北粟米驯化过程的证据，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人类在驯化这些植物之前已懂得采收野生种子。粟米驯化的确切日期和地点均不明朗，在学界引发了大范围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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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西省柿子滩第9地点（前11800—前9600）的大植物研究为人类驯化粟米前利用野草的情况提供了唯一的初步证据。尽管从该地点提取的样本中确实含有野生黍型植物的种子，但只有8粒种子或种子残迹，其中有2粒来自稗草，2粒来自狗尾草，还有几粒来自禾本科和苋科（又称藜科）植物（Bestel et al.，2014）。然而，我们不能凭借几粒种子推断这些植物已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亦不能判定它们就是人类采收的野生植物种子。这几种植物的种子碰巧是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古代植物样本 中最常见的品种，在整个北半球也屡见不鲜。野生黍型植物和藜科植物的种子在亚洲草原出土的许多古代植物样本中都占据着主要地位，即便在不太可能采收野生种子的较晚时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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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上：一粒黍种子的背面观和腹面观。下：在对乌兹别克斯坦希腊化时期的遗址巴什特帕（Bash Tepa）进行植物考古学研究时发现的一粒粟的正反两面观。主持发掘工作的是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的泽伦·斯塔克（Sören Stark）。两粒种子的历史均在25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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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驯化早期阶段的植物大遗存缺乏清晰的形态指标，探究粟米驯化的调研之路困难重重。在世界各地为人类所驯化的诸多谷物当中——尤其是西南亚的基础作物（例如小麦和大麦）——考古学家着重寻找最早的驯化表型特征：坚硬的穗轴，即单粒或小簇种子与谷穗连接的短茎。在自然的野生状态下，大多数种子在成熟之后便很容易从穗轴上脱落。然而，在被驯化的谷物上，种子在整个收获过程中始终附在谷穗上。这种改变是镰刀收割而意外导致的结果：当古人用镰刀切割谷穗时，穗轴易碎的种子便会落在地上，穗轴相对强韧的种子则被人类收集和储存起来，然后再次播种和收获。这种改变出现在我们所有的谷物类作物当中，包括小麦、大麦、黑麦、燕麦和大米。毋庸置疑，黍和粟也经历过这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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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在粟米中检测出这种改变并非易事，因为穗轴太细、太脆弱，无法在考古遗迹中保存下来。其他驯化的早期性状也踪迹难寻，比如分蘖（植物茎秆的分枝）数的减少。分蘖的减少使草本植株看上去不那么茂盛，更像是秸秆。此外，种子的尺寸整体上变得更大，每一穗（圆锥花序）上的谷粒数量也有所增加（de Wet，1995）。种子变大是较晚时期的粟才有的发展趋势，而较早的粟粒很难与其野生祖先狗尾草或其他狗尾草属植物相区别。从古代人类聚居地提取的古代遗存很难从植物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甄别，无论是区分粟与黍，还是将这两种驯化植物与各自的野生品系区分开来（Zohary，Hopf，and Wei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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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但显而易见的是，公元前一千纪晚期，粟在整个欧洲范围内已广为人知。与黍一样，粟之所以能够被广泛传播并成为欧亚大陆农耕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可能是集中灌溉得到普及的结 果（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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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粟成为一种人们普遍接受的夏季轮作作物之前，它在欧亚大陆可能早已为人所知。欧洲各地有多处断代在4000多年前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粟粒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狗尾草属植物的种子；不过，与早期黍的发现相似，这些报告的可靠性存疑（Hunt et al.，2008）。一份相对可靠的报告（出自我本人之手）记录了位于哈萨克斯坦东部山麓的塔斯巴斯遗址（Tasbas，约前1400）的情况（Spengler Ⅲ，Doumani，and Frachetti，2014）。该遗址仅出土了9粒残损的粟，而一同出土的其他谷物（包括易脱粒小麦、裸大麦和黍）则有数百粒之多。这些粟粒量少且残损，因此说服力略显不足；不过，鉴定结果得到了植硅体研究的支持（Doumani et al.，2015）。数据表明，塔斯巴斯的小规模农牧民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已经在种植粟，但这种农作物的地位可能不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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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粟的考古植物遗存在中亚和南亚的分布情况足以证明，粟在公元前一千纪已实现广泛种植。在位于安那托利亚中部的戈尔迪乌姆[12] 古城遗址，公元前一千纪的文化层中同时发现了黍和粟的遗存（Miller，2010）。阿契美尼德王朝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建造克孜勒捷帕要塞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中期，此地出土了全中亚至今发现的保存最为完好的驯化粟的种子（包括穗轴）（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这些遗存数量很多，包括2000多粒黍和1500粒粟（Wu，Miller，and Crabtree，2015）。年代在公元前410年至公元前150年的图祖塞（Tuzusai）古村也发现了这两种粟米的碳化遗存（Spengler Ⅲ，Chang，and Tortellotte，2013）。在西亚，位于土耳其东南部、年代在公元前708年的提勒霍尤克（Tille Hoyuk）发现了大量粟粒，共有15升左右（Nesbitt and Summer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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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一千纪后期，粟米种植已是初具规模的农业生产模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集中灌溉系统、巧妙的轮作周期以及 坎儿井（地下水渠）等新式灌溉技术的共同作用下，农作物生产过剩，推动了人口增长、领土扩张和手工业的进一步专业化。到公元第一千纪后期，夏季灌溉和轮作制度已成为西南亚和中亚的普遍做法（Watson，1983；Miller，Spengler Ⅲ，and Frachetti，2016）。这些农业创新也有利于其他新农作物的种植，包括棉花和品种日益丰富的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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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穇子，禾本科穇属。在中国各地有鸭脚粟、拳头粟、龙爪稷、龙爪粟、鸡爪粟、鸡爪谷、鹰爪粟、鸭爪稗、碱谷、非洲黍等俗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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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苔麸，禾本科画眉草属，又名埃塞俄比亚画眉草。苔麸（teff）一词来源于埃塞俄比亚闪族语词根“tff”，意为“丢失”（因为谷粒非常小）。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特语（Oromigna）和提松雷语（Tigrigna）中亦分别写作Tafi和Taf。——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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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轻加工食物和无加工食物的统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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