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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考古植物学数据,最令人信服的说法是荞麦是一种较晚驯化的农作物,直到公元前二千纪才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实现人为栽植,晚于该地区种植的其他各种农作物。在被人类驯化以前,荞麦可能是一种杂草。目前掌握的寥寥无几的数据表明,甜荞和苦荞这两种山地农作物直到大约3000年前才真正得到驯化。另外,荞麦可能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才沿着丝绸之路向北部或中国中原腹地传播,传入欧洲和中亚的时间 更晚。我们可以推论:荞麦在俄罗斯本土以及随后向东欧的传播,其实是通往莫斯科(13世纪俄罗斯是世界的政治中心)的茶叶贸易路线建立所带来的结果(见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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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罗马时代失落的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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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至少1万年以来,亚洲先民与禾本科植物建立起密切的共同进化关系,通过人为施加的压力,许多物种进化出了驯化性状,数量之多令我们吃惊。在这些亚洲驯化谷物中,有许多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品种,有些则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除了我们熟悉的大粒谷物(小麦、大麦、黑麦、燕麦、稻米和黍)之外,亚洲的驯化谷物还包括许多准谷物,比如苋科藜属植物(见第11章)、以荞麦为代表的蓼科植物,此外还有十几种其他禾本科植物。这些相对次要的谷物基本没有踏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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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黍和粟以外,其他许多小粒粟米同样起源于东亚。稗属植物曾在东亚多次被驯化,主要是在日本,至少可追溯到4000年前。紫穗稗(E. esculenta )在日本、韩国和中国东部个别地区有少量种植,它们往往生长在对水稻而言过于寒冷的干旱地区。另一种稗属植物湖南稗子(Echinochloa frumentacea )——又称印度粗米——在南亚被驯化,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均有分布。第三种驯化稗属植物是非洲稗(E. stagnina ),主要生长于西非。时至今日,野生品种的稗属杂草仍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粟米田里疯长。有时,人们也任由其自然生长,在收获季节将稗草的种子与人工栽植的粟米一同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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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还驯化了其他小粒谷物,例如多枝臂形草(Brachiaria ramosa )、细柄黍和金色狗尾草,它们都起源于印度南部的 某个地方。在历史上,细柄黍和金色狗尾草曾经在印度南部混杂在一处生长(Kimata,Ashok,and Seetharam,2000)。另一种有趣的东亚谷物——薏米,过去曾在中国各地广泛种植,今天仍在中国中部地区以野草的形式生长。这是一种生有硬壳的独特谷物,其历史可追溯至公元一千纪早期新疆山普拉古墓群发现的薏米实物(Jiang et al.,2009)。在不同历史时期,古人都有从野外采收谷物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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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传入中国的谷物对当地特色饮食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深远,比如黑麦和燕麦。中国四川和云南有种植黑麦的传统,但我们对黑麦传入东亚的过程几乎一无所知(Simoons,1990)。黑麦传入西南亚的路线则相对容易确定:研究人员在12世纪至14世纪的梅达村(Qaryat Medad)遗址鉴定出了黑麦,叙利亚古夫坦丘(Tell Guftan)遗址也出土了一批同时期的黑麦粒。这两批谷物中都混有大量小麦和大麦粒(Samuel,2001)。虽然四川西部的彝族人和川西南的诺苏彝族(黑彝)早有种植燕麦的习俗,但我们对燕麦在中国的传播和早期种植知之甚少(Simoon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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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在中国取得重要地位的谷物是高粱。高粱在北非被驯化之后,可能从南方的某条路线传入了中国。古代汉语将高粱称为“蜀黍”,意思是“四川粟米”。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这种称呼或许在提醒我们,高粱是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Ho,1975)。鉴于中亚完全没有这种农作物存在的证据、土耳其的饮食历史中也没有它的身影,这种假设似乎有一定的说服力。目前还不清楚高粱何时传入西南亚,但老普林尼曾写道:“近十年来,意大利从印度引进了一种粟米,颜色黢黑,谷粒硕大,茎秆形似芦苇,可长到7英尺高,谷穗尺寸可观。其名为phobae。”根据他的描述,这种植物似乎就是高粱。直至公元300年,中国历史文献从未提到黍属,至于高粱在此之前是否已传入中国,目前尚有争论(Simoons,1990)。与其他粟米一样,高粱耐寒耐热,能在干旱贫瘠的土地生长。今天,它在中国南方广为种植,是酿造白酒的常见原料。但是,中国缺少高粱存在的早期植物考古学证据,这可能意味着这种农作物在公元元年之后才从印度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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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上各种农作物在不同地区的本土品种,以及它们在农田里存在怎样的多样性,我们了解得太少。只有一个案例与众不同:1933年,在塔吉克斯坦的穆格山城堡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谷穗完整的黍和其他谷物,这让我们得以深入了解中世纪早期费尔干纳和泽拉夫尚一带的农作物品种。大麦呈有麦壳的长粒状,顶端生有长长的麦芒或刺毛,与今天中亚各地用作饲料的品种十分相似。穆格山城堡遗址出土的小麦也生有麦芒,似乎是更常用于烘烤面包而不是制作面条的小麦品种。此外,最初的现场报告称,它是一种红色的小麦,麦芒、稃(包裹麦粒的硬壳)和麦粒均呈红色。在历史上,红小麦在中亚南部多地和中国少部分地区均有种植。除黍的谷穗之外,现场还发现了稗的谷穗——这位粟米的野生近亲在亚洲各地的农田都是让人头疼的杂草。我在现代泽拉夫尚地区见过稗与黍混合生长、一同收获的情形。不过,有些学者指出,稗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被人类栽植,它在当地的名字是库尔马克(Kurmak)(Danilevsky,Kokonov,and Neketen,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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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占城(Champa),即占婆补罗(“补罗”梵语意为“城”),又译占婆、占波、瞻波。中国古籍称象林邑、林邑;8世纪下半叶至唐末称环王国。占城稻亦称“早占”“早米”,《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淳熙三山志》均有记载。——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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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的浦江县黄宅镇境内,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出土证据表明上山遗址当时已有原始稻作农业。——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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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处原作者将粳稻称为“中国型水稻”,但学界通常将其称为“日本型水稻”。因为日本农学家加藤茂苞在1930年发表于国际刊物的论著中,将籼稻命名为“印度型”,将粳稻命名为“日本型”,依据《国际植物命名规则》确定粳稻的正式拉丁文学名为O. sativa ssp. japonica 。1949年,中国农学家丁颖系统论述了水稻原产中国华南的观点,要求将“印度型”和“日本型”水稻分别重新命名为hsien(籼)和keng(粳)。但这一要求被否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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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斯瓦特(Swat),英属印度时期的王侯领,1849—1969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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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为音译,未查到相关信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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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卡菲里斯坦(Kāfiristān),位于阿富汗东部,当地居民保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被伊斯兰教视为异教徒“卡菲勒”(kāfir),该地因此被称为“卡菲里斯坦”,意为“异教徒之地”。随着阿富汗控制这一地区以及当地人逐渐皈依伊斯兰教,该地区在1906年更名为努尔斯坦(Nurestan),意为“开化之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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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长春真人西游记》原文:河中壤地宜百谷,惟无荞麦、大豆。——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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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6 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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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大麦与裸大麦:啤酒还是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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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黍一样,欧亚大陆的农业生产者食用大麦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大麦的烹饪方法和社会地位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种谷物具有宗教意义(主要是农业女神德墨忒尔/克瑞斯的象征)。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神圣的大麦粉被撒在刚刚放净鲜血的动物祭祀品上;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洁白的大麦粉则被视为让亡灵安息的祭品。有些古代占卜仪式会用到大麦面包,例如面包占卜(一种找出犯罪者的方式[1]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神明裁判中也有类似的“面包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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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耐受力强,能让农民在全世界海拔最高、最不宜耕作的山区填饱肚子,在小麦无法生长的土地上收获粮食。如今,大麦在全球范围内主要用于酿酒。欧洲和美洲酿造啤酒的传统工艺是用啤酒花促使麦芽发酵。大麦也用于蒸馏波本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和爱尔兰威士忌。时至今日,欧美烹饪仍保留着用大麦熬制浓汤的传统(例如牛肉大麦浓汤),偶尔也用来烤制未充分发酵的面包。不过,随着农业逐渐工业化和面包的大批量生产,大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小麦粉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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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在许多文化里曾是社会地位的标志。在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吉尔伽美什吃下大麦蛋糕,试图与农民群体拉近关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写道,在理想化的城邦里,公民应当食用属于农民阶级的粗烤饼,而不是市民享用的松软烤饼。古希腊医师盖伦的著作中也能看到类似的两极分化。他写道,希腊军人以大麦粥为食,而罗马军人则将食用大麦视为一种惩罚。用来烤面包的小麦——尤其是为了烤面包而培育的麸质含量较高的品种——可用于制作更松软可口的面包;但是作为一种农作物,它需要的水量比大麦多,耐受性却不如大麦。另外,大麦种植需要的劳动力较少,而且更能适应寒冷的气候和纬度较高的北方。这些特性让大麦成为公元前五六千纪在欧洲开疆辟土的先驱和早期定居者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不过,直到出现耐霜冻且失去对光周期的敏感性(详见下文)的品种,大麦才真正在欧亚大陆牢牢扎下根来(Jones et al.,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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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麦类似,经过驯化的大麦可分为两大类:裸大麦和皮大麦。皮大麦(稃大麦)品种的每颗麦粒都包裹着坚硬的稃片或颖片。颖片需经加工(常见方法是打谷和扬场)才能去除。裸大麦因遗传基因改变而发生形态变化,颖片变得很薄且极易脱落。裸大麦在生长期间需要更多的水,但更容易加工成食物。皮大麦生长期间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少(往往不需要灌溉),但将其磨成面粉或碾碎去壳食用要耗费许多人力。因此,皮大麦通常用于制作发酵食品或饲料,这样不需要碾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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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二者之间的差异有利于研究欧洲早期农业发展过程中烹饪和农业实践的持续变化。两位来自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戴安娜·利斯特(Diane Lister)和马丁·琼斯(Martin Jones)翻阅大量来自欧洲各地的考古报告后得出的结论是,从公元前五千纪到前四千纪,高加索山脉和地中海一带种植的皮大麦逐渐被裸大麦取代,不过二者搭配种植的情况在东欧地区 仍然十分普遍(Lister and Jones,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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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大麦之所以更受青睐,或许是因为与小麦相比,人们更愿意种植易于管理的大麦。在欧洲的许多地区,大麦只需要极少的灌溉,甚至不需要灌溉便可取得喜人的收获。裸大麦虽然需要更多的水,但它的颖壳在收割之后很容易去除。因此,裸大麦在史前时期的欧洲更受欢迎,这一现象或许表明,当时的大麦已经是制作面粉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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