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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古代亚洲大麦呈现这种特殊形态的遗传学原理尚不明晰，也不清楚这究竟是单个基因突变还是平行进化导致的结果。与紧凑型麦粒相关联的一些性状对人类有利，或许这正是促使农民选择此种大麦的原因。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亚洲同一地区，还存在一种类似的密穗型小麦。下一章将介绍几种解释这些密穗小麦和大麦为何被人类所选择的理论。但是，如果这种密穗型大麦起源于单一的基因库，随后传遍整个亚洲，那便是支持大麦最初与密穗型小麦一起沿丝绸之路的某条雏形线路传入中国的观点。巴基斯坦和西南亚的部分地区发现的密穗型大麦麦粒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四千纪，中亚南部发现的密穗型大麦年代在公元前三千纪，而中亚北部和中国西北发现的这种麦粒年代则在公元前二千纪左右。在解释农作物的传播历程时，虽然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地点连接在一起，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适当地予以简化，设想出这样的场景：最早的大麦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一部分的谷地上栽植，它与最终征服东亚的大麦源于同一遗传种群。这一种群的大麦株型矮小紧凑、耐寒、耐霜冻，而且对光周期没有反应；它具备裸粒形态，是一种六棱大麦。这一设想与驯化型大麦二次传入中国南部的理论并不矛盾——该理论认为，第二批经过驯化的大麦与冬小麦一起，经由喜马拉雅山南麓（可能是通过帕米尔高原或斯瓦特河谷）传播到中国南部。事实上，上述基于形态学观察提出的设想反而为大麦和小麦二次传入中国南部的观点提供了支持：第二次传入中国的品种取代了早前形态紧凑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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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屋脊上的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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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大麦或许不再是研磨面粉、烘烤面包的首选，但在喜马拉雅高原，大麦仍然是最主要的谷物。在殖民扩张时代以前，裸大麦在更广范围内的整个中亚高海拔地区都具有突出的地位。当英国探险家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在1832年翻越帕米尔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时，曾记载当地居民“在群山之巅种植一种没有稃壳的大麦，看起来很像小麦，但的确是大麦”（Burnes，1834，volume 2，244）。在描述兴都库什的农业生产时，伯恩斯指出，河谷里栽植着许多种水果和坚果，除此之外，极少有其他农作物能在高海拔地区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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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丝绸之路几乎不经过喜马拉雅高原，但是最近，人们在西藏西部海拔极高的阿里地区发现了茶叶，有学者据此认为，早在公元200年，从长安运出的茶叶便经由青藏高原向外运输。（Lu et al.，2016）不过，高原上的居民在丝绸之路贸易和中亚美食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另外，在西南亚农作物进入东亚以及东亚农作物进入南亚（尤其是印度河流域）的早期传播过程中，青藏高原南部的丘陵与河谷地带或许曾是重要的传输途径（Spengler Ⅲ，2015；Spengler Ⅲ et al.，2014b；Spengler Ⅲ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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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民的特色饮食，以及生活在现代中国西部、尼泊尔和印度北部，与藏族密切相关的其他民族的特色饮食，和亚洲其他地方、欧洲的饮食传统都相去甚远。大麦（青稞）差不多是每一餐的主角。藏族人的主食是用青稞粉、牦牛酥油、酸奶渣和糖制成的青稞饼“甲布惹”（gyabrag）。青稞也是祭祀地方神明、供奉藏教神佛的祭品。炒熟的青稞碾成粉，藏语称为“糌粑（tsampa ）”，可以用来制作藏民的酥油茶和糌粑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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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稞凭借其耐霜冻、耐高海拔的特性，至今仍是藏区农业的核心元素之一。放牧牦牛的藏民在海拔高达4500米的土地上种植青稞，培育出一种专为藏区恶劣生态环境量身打造的六棱裸大麦品种。这种青稞在4月左右播种，在8月或9月收获，恰好赶在夜晚漫长的严冬降临之前。在高山边缘的狭窄地块上，在一年大多数时间是冻土的田野上，藏族人在看起来最不可能生长植物的地方栽植这种独一无二的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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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麦（以及广义上的农业活动）在喜马拉雅高原的起源和传播一直是社会科学家非常感兴趣的课题。要想了解西藏文化的发展，首先需要理解藏民对大麦的依赖。另外，了解农业如 何在自然环境最恶劣的地区之一发展起来，这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人类的适应能力。近年来，考古研究在青藏高原取得累累硕果，极大改变了对人类适应环境能力的认识（Flad，2017；Lu，2016）。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物种各显神通，从基因层面适应了寒冷低氧的环境。这是数百代物竞天择的结果（Quinn，Bista，and Childs，2015；Simonson et al.，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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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00年以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在80000年前），或许已有狩猎部落偶然踏足过这片高海拔地带（Morgan et al.，2011），不过，第一批在高原落脚的农耕人口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才从东方来到此地（Aldenderfer，2006；Aldenderfer and Zhang，2004）。这个过程耗费了数千年时光。大量婴儿在妊娠期间死亡，新生儿死亡率也奇高，由低温、低氧和其他恶劣环境引起的并发症想必夺去了许多先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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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遥远的西方，旧石器时代的塔吉克斯坦一带生活着以采猎为生的聚落，他们为了追逐猎物而向帕米尔高原季节性迁移。在帕米尔高原东部的奥什喀纳（Osh-khona），有一处海拔4000米的狩猎营地遗址，其年代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该营地有一个露天火堆，火堆中有木炭燃烧的痕迹，这表明历史上这一海拔高度的木材资源或许比现代充足。这处遗址发现的物品包括给皮革穿孔的锥子和钻木取火用的石片，证明当时的人类已能制作工具。大量尺寸各异的哺乳动物骨头以及一枚箭杆保存完好的箭镞则是狩猎活动的证据（Ranov and Bubnova，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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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早期偶尔造访高海拔地区的外来先民逐渐适应了这种环境，他们在此培育适应高寒环境的农作物，繁育能够在世界屋脊生存的后代。他们的后代通过自然选择进化出EGLN1和PPARA基因单倍型，血红蛋白的表型因此发生了改变。血红蛋白是血液中负责将氧气输送到各个细胞的载体。在大多数人体内，输氧系统无法在含氧量较低的高海拔环境中正常运行。经过数千年的进化，现代藏族人拥有更强大的氧气传输 系统（事实上，这与藏族人血液中血红蛋白的浓度较低有关），这种突变是藏族人对低氧环境的独特反应（Simonson et al.，2010；Barto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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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最初来到这片高海拔地区定居的农业生产者并不知大麦为何物。有些语言学家指出，藏缅语族（汉藏语系）最初发源于四川盆地或更偏北的某个地方，与以粟米为基础的农业传播路径一致（Bellwood，2005）。虽然这一理论饱受诟病，但仍有许多学者赞同这种说法，认为这能解释定居耕种的农业人口是如何进入高海拔的青藏高原的（Van Driem，1999；Van Driem，2002；Bellwood，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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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粟米为基础的农业可能是公元前四千纪先民在文化和生理上因地制宜的结果，这使他们能够在喜马拉雅高原东部的山麓定居下来（Brantingham and Xing，2006）。粟米是适应性极强的农作物，只需要很短一段无霜期便可生长，因此非常适合在海拔较高、无法种植水稻的地区栽植。然而，它最终还是被更适应高海拔和山地环境的大麦取而代之。随着农耕和牦牛放牧成为稳定的谋生手段，先民开始在海拔较高的地区建设全年定居的村落。一支学者团队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牦牛可能是藏民成功在喜马拉雅高原定居的关键（不过有确凿证据证明，早在人类驯化牦牛之前至少1000年，古人在青藏高原定居的进程便已开始）（Rhode et al.，2007）。这一观点的立足点在于：藏族人并不将牦牛当作肉食或蛋白质的来源，而是将其视为燃料的提供者，在缺少林木的高原为其提供加热和烹饪所需的热量。牦牛粪饼燃烧缓慢，是理想的可再生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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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大麦、粟米以及绵羊和山羊的引进帮助藏族人跨越了最后一道生态壁垒。但是，至少有一位学者曾经提出，这些动植物的引进时间太晚，不足以成为古人在青藏高原成功定居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原东部的先民 至少在4500年前便已对各种种植作物有所了解，但直到大约3600年前，这一带才出现农业社区。更令人信服的看法是将人类在这一地区的定居视为一系列文化和生理层面因地制宜的结果，而不是仅仅将其归因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就形成可持续繁衍的高海拔人类群体而言，人体对低氧环境的适应似乎比农耕活动重要得多：倘若新生儿并发症频发，幼儿死亡率居高不下导致人口负增长，那种植粮食无疑是枉费功夫。农作物对高海拔的适应与人类自身的一系列适应性进化相辅相成，是文化和基因共同进化的一大典范（Barton，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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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若文化遗址（见地图3）通常被认为是中国西部高海拔地带最早形成的农耕定居聚落，至少是考古发掘工作进行得最系统的遗迹之一。它位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坐落在澜沧江畔，海拔3100米（Aldenderfer and Zhang，2004）。该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发掘，2002年得到二次开发（Li，2007）。对该遗址有机物遗存进行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一度存在疑问：所测得的年代在前3966年至前2196年之间，共分为三期，其中两期的顺序一度被颠倒了（不同考古文化层的沉积物混在一起）。但是，针对驯化谷粒进行的年代测定则将时间跨度缩小到了约公元前2700年至前2300年（d’Alpoim Guedes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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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欧亚大陆中部高海拔地区的主要考古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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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在卡若遗址安家的先民似乎长住于此，他们生活在半地穴式的小屋里，不再迁徙（Aldenderfer and Zhang，2004；Li，2007）。他们靠打猎、捕鱼和采集野果为生，也会养猪和种植粟米，包括黍和粟（Li，2007；d’Alpoim Guedes et al.，2014）。动物考古学研究证明，当地居住者狩猎的动物包括山羊、牛、猪、马、鹿、羚羊、野兔和猕猴；采食的野生植物则包括各种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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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卡若遗址的初步发现，一支国际学者团队最近发布了一份范围更大、内容更详尽的研究报告。这项研究覆盖了整个喜马拉雅高原53处考古遗址发现的植物考古学遗存，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200年一直到公元前300年。研究结论支持“最初的西藏农业以两种粟米为基础”的观点。数据资料取自年代在公元前3200年至前1600年的25处考古遗址发现的植物考古学材料。所有这些遗址都发现了两种粟米的遗存，但这些遗址没有一处位于海拔2527米以上。在另外29个考古遗址（公元前1600年至前300）当中，有17处海拔高于2500米（Chen et al.，2015）。这些发现说明，虽然粟米是该地区较早存在的农作物，但其种植范围仅限于土壤肥沃、环境优越的山谷和低地。直到培育出适应高海拔环境的特定大麦品种，古人才有能力在高原定居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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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拉萨以西的贡嘎县昌果沟遗址（见地图3）是一处海拔较高且年代较晚的定居聚落。昌果沟坐落在西藏南部的雅 鲁藏布江（进入印度后称布拉马普特拉河）畔，海拔3600米。公元前1400年至前800年有人类在此定居，形成了一个功能完备的农牧业聚居区，以多种驯化作物以及绵羊和山羊为生。遗址中发现的植物包括粟米、裸大麦（青稞）、小麦、黑麦，还有某种燕麦（有可能是燕麦属植物），另外还发现了一粒豌豆（Fu，2001）。黑麦和燕麦可能是同其他西南亚农作物一起传入该地区的，但是这些谷物都没有发布现场照片，因此也有可能只是变形的大麦麦粒，二者很容易混淆。从历史上看，该地区不同民族都有种植燕麦和黑麦的文献记载，尼泊尔高地的喀拉遗址（500—1500）曾发现保存完好的燕麦粒，为昌果沟的鉴定结果提供了支持（Asouti and Fuller，2009）。经鉴定，昌果沟遗址还发现了少量古人采食的野生植物遗存，包括一枚松果壳和一节保存完好的蕨麻块根，这种藏语称为“卓玛（drolma）”的根茎至今仍是藏民的食物（Fu，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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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若遗址现场工作的国际考古学家和植物考古学家团队还研究了取自另外29处遗址的植物遗存，这些遗址均与昌果沟大致处于同一时期（Chen et al.，2015）。这些遗址中既有两种粟米，也有小麦和大麦。海拔更高的遗址以大麦为主，偶尔可见黍和小麦。海拔3000米以上的遗址常见绵羊和山羊的遗骨。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在这一历史时期里，荒无人烟的喜马拉雅高原逐步形成初具规模的高海拔农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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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尼泊尔上木斯塘的宗河流域曾经是一片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地区，对位于宗河河谷的米拜克（海拔3500米）和蒲赞林（海拔3000米）葬洞的发掘表明，这些遗址的年代从公元前1000年一直到现代（Knörzer，2000）。1990年至1995年，从这些葬洞采集的植物考古学材料直观反映出高海拔特色饮食的发展，以及西南亚农作物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南部边缘向东 扩散的进程。研究这一项目的植物考古学家指出，当地人饲养牛群、种植荞麦，并且他还鉴定出当地发现的植物为甜荞、苦荞，还有裸大麦（青稞）和皮大麦，其年代均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100年之间（Knörzer，2000）。这位植物考古学家还鉴定出另一种有趣的西南亚驯化植物：亚麻。研究还指出，公元前400年之后的发现中存在稻米、兵豆（Lens culinaris ）、大麻、杏和蔷薇果（Ros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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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亚农作物传入欧亚大陆中部高海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高原的历史错综复杂，我们对这一过程的了解还不够透彻。不过，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从公元前二千纪开始，生活在西藏、青海和新疆的人群建立起了密切的文化纽带。加勒盖（Ghalegay）遗址位于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地区，早至公元前1900年的文化层出土的植物清楚地反映出，某些西南亚农作物在公元前二千纪开始便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逐渐传播。能够支持这一推论的是，在克什米尔的布鲁扎霍姆（Burzahom）、古复克拉（Gufkral）和桑姆珊（约前2800—前2300）均发现了小麦、大麦、豌豆和兵豆（Lone，Khan，and Buth，1993；Sharma，2000）。显而易见，大约公元前2500年，从克佩特山脉到克什米尔，整个欧亚大陆的山麓丘陵地带都在经历相似的经济活动、种植相似的农作物组合。对昆仑山流水墓地遗址（前1108—前893）随葬品的物质文化分析还发现，从公元前二千纪开始，生活在喜马拉雅高原与中亚大草原的部族在风格上存在诸多相似之处（Wagner et a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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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向以青稞为中心的农业的过渡似乎发生在公元前一千纪的后半段。琼隆银城遗址（220—334，694—880）坐落在海拔4250米的石山上，此地曾经存在一处大规模农牧业社区。这处遗址出土的植物考古学遗存包括大量大麦粒和少量小麦粒（以及两种农作物的穗轴）（d’Alpoim Guedes et al.，2014）。西藏其他地点的最新植物考古学研究也为类似的农业生产过渡提供了证据。例如，在西藏东南部的怒江峡谷，7处全新世晚期遗址出土的证据表明，以采猎为生的先民在公元前5800年之前便生活在高原东南边缘的高山河谷中，但是以种植粟米为生的农业生产者直到公元前2200年左右才在这一带定居（Liu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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