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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墓沟、小河和山普拉等古墓地（公元前二千纪晚期至前一千纪初）发现的干燥麦粒为“易脱粒六倍体小麦从西北地区传入中国”的观点提供了支持（Jiang et al.，2009；Wang，1983），同样位于新疆的乱杂岗子遗址也有佐证这一观点的发现（Jia，Betts，and Wu，2011）。甘肃西山坪发现的早期小麦遗存更令人感兴趣。参与现场考察的考古学家称，在该遗址公元前2700年至前2350年的植物考古学样本中，不仅提取出了小麦，而且还有大麦，甚至可能还有燕麦（Li et al.，2007）。与大多数早期中欧小麦不同，西山坪小麦属于麦穗松散的类型。不过，也有学者对该遗址的断代提出了质疑（Flad et al.，2010）。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许多其他谷物都得到了可靠的年代测定，多保存在墓葬中。内亚各地的古代墓葬中都时常发现谷物，有的装在容器中，有的则撒在死者身上。在小河墓地（前2011—前1464）的陪葬品中，人们发现了小麦粒（Li，Lister，and Li，2011），而新疆其他遗址的沉积物中也有小麦粒的踪迹，尤以四道沟遗址（前1493—前1129）、新塔拉遗址（前2006—前1622）和乌帕尔遗址（前1189—前418 BC）为代表（Dodson et al.，2013）。考古学家对属于四坝文化的东灰山遗址发现的易脱粒小麦和裸大麦谷粒直接进行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测年数据表明其年代在公元前1550年至前1450年之间（Flad et al.，2010）。考古学家同样对属于同一文化的火石梁（约前2135—前1895）和缸缸洼（Ganggangwa，约前2026—前1759）遗址出土的小麦粒直接进行了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测得数据则比东灰山遗址麦粒的年代略早（Dodson et al.，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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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在公元前二千纪后期一直到唐代之间的新疆古墓中都发现了撒在墓穴地上的大麦和小麦粒（Li et al.，2013）。新疆吐鲁番地区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古代墓葬，其保存完好的程度令人吃惊。洋海墓地是其中最古老的墓葬之一，可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000年，这片墓葬群中有许多坟墓有小麦、大麦和黍。这些随葬品通常置于棺内，棺材用木板或树枝编成的类似木板的材料制成——很可能是因为整块板材在沙漠绿洲中极度稀缺。棺材里往往还有陶器和其他陪葬品，例如皮革制品、羊毛织物、青铜工具，还有羊肉或马肉，尤其是羊头肉或羊肩肉。附近的胜金店墓地（前200—前50）也出土了许多同类陪葬品，还有铁器和石制工艺品（比如玛瑙珠和玻璃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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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更近的墓葬更令学者们兴趣盎然。在内容丰富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国考古学家在唐代墓葬中出土了青铜和铁制工具、绘画、木制工艺品、黄金、丝绸织物和各种食物。其中一件壶型器皿中装有已经风干的小麦面饺子，与当地现有的饺子十分相似。距离不远的苏贝希古墓则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由小麦粉制成的面条（Li et al.，2013）。中国学者认为，在阿斯塔那遗址发现的圆形硬面饼中含有大麦粉和粟米粉，这种面食可能是过去2000年里丝绸之路沿线常见食物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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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喜马拉雅高原上的昌果沟遗址（前1500）中发现的遗存包括青稞和易脱粒小麦，可能还有燕麦，甚至还有一粒豌豆（见第8章）（Fu，2001）。中国西部山区的这些发现可能代表西南亚谷物向中国的第二次扩散，这一次的传播路线更靠南。南方发现的此类谷物年代更晚，而且，可能的情况是：公元前二千纪或更早以前，这些谷物已经广泛分布在整个内亚山地，因此考古学家根本无法追溯某一条单一的传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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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果沟的小麦似乎属于密穗型，而位于昌果沟东南方向的滇西海门口遗址（前1600—前1400）已经有学者准确无误地鉴定出高度紧凑型小麦的存在（Xue，2010）。再向西一些，位于尼泊尔境内喜马拉雅山南缘的喀拉遗址（500—1500）发现了高度紧凑型小麦（Asouti and Fuller，2009）。克什米尔的布鲁扎霍姆、古复克拉和桑姆珊（约前2800—前2300年）也发现了相同形态的小麦（Lone，Khan，and Buth，1993；Sharma，2000），同时还有其他来自西南亚的驯化农作物。根据斯瓦特加勒盖遗址的考古资料，这些农作物很可能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初便进入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可能是在从印度河流域传入中亚的过程中直接来到此地（Costantini，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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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紧凑型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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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上的密穗型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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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世界范围内种植的普通小麦有许多亚种和变种，其中两种格外引人关注的是密穗小麦和印度矮秆小麦。六倍体小麦的麦粒往往比硬粒小麦更加饱满，但二者的穗轴完全不同（Jacomet，2006）。密穗小麦和印度矮秆小麦的颗粒尤其丰满，后者几乎呈球形。这些古老且失落的小麦品种在内亚各地的考古遗址中均有出现，显然是古代丝绸之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关于它们的起源、生长要求，以及它们与某些现代小麦品种存在怎样的关系，我们都知之甚少。古代品种可能比现代小麦更耐旱，它们可能是人类适应沙漠乃至更高海拔地区的关键之一。在中亚和东亚发现的早期易脱粒小麦粒通常较小，呈半球形，我将这种形态类型称为高度紧凑型小麦（Miller，1999；Spengler Ⅲ，2015；Spengler Ⅲ et al.，2014a；Spengler Ⅲ，Doumani，and Frachetti，2014；Spengler Ⅲ et al.，2014b）。从旧世界遗址中发现的类似小麦有许多不同的分类学名称，包括T. aestivum ssp. sphaerococcum、T. sphaerococcum、T. aestivum ssp. compactum、T. parvicoccum 和T. antiquorum 等。拜尕兹遗址墓穴中随葬的古代谷物和塔斯巴斯1a期出土的小麦粒都具备这一形态学特征（Spengler，2013）。中亚北部和南部遗址的植物考古学报告均表示发现了高度紧凑型小麦粒，年代在公元前三千纪末至一千纪初。而中亚南部公元前2000年的南安纳乌和古 诺尔特佩遗址也发现了这种小麦（Moore et al.，1994；Miller，1999；Miller，2003）。直到公元前一千纪初，古诺尔特佩依然存在这种易脱粒高度紧凑型小麦（Moore et al.，1994）。吉尔吉斯斯坦中部纳伦河流域的艾吉尔扎尔-2（Airgyrzhal-2）遗址（约前2000—前1500）也出土了类似的谷物（Motuzaite-Matuzeviciute et al.，2016）。在20世纪80年代对印度河流域美赫尕尔的发掘中，报告记载了无须脱粒、粒型紧凑呈圆形的小麦。尽管这些小麦没有接受直接测年，但它们的年代可能早至公元前五千纪中期，因此是该类样本中最古老的实物（Costantini，1984）。其他高度紧凑型小麦的例子则见于公元前2600年至前1300年的哈拉帕遗址（Weber，1991；Vishnu-Mittre，1972；Shaw，1943）、中世纪中亚的萨帕利特佩遗址、公元9世纪左右中亚南部的阿迪汀特佩（Adylyntepe）遗址（Lunina，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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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高度紧凑型小麦粒的三面视图。其年代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出土于哈萨克斯坦的塔斯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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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紧凑型小麦的植株外观如何，对生长条件有何需求，究竟源自何处，这些谜题在过去极少有人关注，直到最近几年才有所改观（Liu et al.，2016；Spengler Ⅲ，2015）。一部分原因可能是中亚整体缺乏足够的资料，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亚种层面鉴定小麦存在一定的困难。考古发现中缺乏穗轴，因而很难将考古样本与史籍记载的、具备高度紧凑形态特征的地方小麦品种进行比对（Fuller，2001；Liu et al.，2016）。另外，我们对可能导致谷物形态变化的若干种人工干预方式只有粗略的了解。例如，在干旱地区灌溉农作物会影响谷粒的饱满程度，尤其是在生长条件在干旱和湿润之间急剧转变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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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研究表明对谷物的加热和冷却会导致其发生显著的膨胀和变形，从而使同一批小麦呈现各不相同的尺寸和形态（Kim，2013；Braadbaart，2008）。这些研究依据的是对长宽比率的定性观察，没有进行统计学方面的分析。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在考古现场发现的短粒圆形谷物形态过于独特，不可能仅仅是碳化导致的结果（Kim，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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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局面越发复杂的是，不同地方品种之间以及同一地方品种内部的特性相差甚远。现代的杂交农作物往往整齐划一，有些杂交品种经克隆产生，因而几乎不会出现任何遗传性变异。与之相反，一小片田野内的地方品种就可能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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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威尔科克斯（George Willcox）在探讨阿富汗苏尔图盖遗址（前2200—前1500）时指出：“从今天在该地区发现的品种涵盖范围来看，由于存在若干兼具不同品种形态特征的中间型，惯常的形态分类法已不再适用。”不过他也指出，有些样本的麦粒相对细长，而其他样本的麦粒则更圆润。他的看法是，这些差异形态意味着它们属于遗传学上彼此区别的不同品种，而不是灌溉密度等环境因素导致的结果。威尔科克斯还指出，其中两个样本提供的证据“表明这些农作物是分开种植的；也许其中一个品种适合旱作农业，另一种更适宜灌溉农业”（Willcox，1991）。他根据麦粒的长宽比鉴定出两个不同的品种，一种是密穗型，一种是散穗型。散穗型小麦的麦粒比密穗型更狭长。在欧洲考察的植物考古学家主张将麦粒长宽比小于或等于1.5∶1 者定义为密穗型小麦，也就是说，判断的依据并不仅仅是麦粒的绝对长度（Jacomet，2006）。然而威尔科克斯也表示，苏尔图盖出土的小麦无法进行明确的形态学分类。这种差异是大多数地方农作物品种都具备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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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四粒易脱粒小麦种子，均出土于土库曼斯坦南部的1211遗址FS7号坑，是同一环境下形态差异明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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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性状特点或许能帮助我们重建历史上地方品种和考古实例之间的联系，那就是麦粒颖果腹面的浅纵沟。我在塔斯巴斯以及在土库曼斯坦南部1211遗址（约前1500—前1200）发现的古代小麦粒腹沟较浅，类似于原生于印度的矮秆小麦的植株标本和基因库样本（Spengler Ⅲ，Doumani，and Frachetti，2014；Spengler Ⅲ et al.，2014a）。根据到目前为止所进行的各种分类尝试，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至前二千纪，有一类大致可归于一个品种的小麦广泛存在于亚洲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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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紧凑型”小麦并不是对某一类别的明确定义，这种类型的小麦与其他密穗小麦之间有很多重复的品种。1211号遗址出土了若干陶器，里面盛有混在一起的碳化谷粒和豆类。一个陶盆内装满了碳化的小麦粒，不过其中也夹杂着大麦粒和少量其他谷物。这件容器内有近1万粒小麦，为研究中亚小麦的多样性提供了难得的大量样本。这件器皿内盛装的易脱粒小麦粒形态各异，有的接近球形且直径不到2毫米（很容易被误认为粟米），有的则呈细长状，长达5毫米（Spengler Ⅲ et al.，2014b）。图12直观展现了这种极端的多变性。因此，基于形态学对中亚小麦进行的所有分类，其可靠性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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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矮秆小麦和日本半矮秆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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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高度紧凑型的小麦考古植物标本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亚洲各地的样本是否存在遗传学上的联系，这些问题依然都是值得深入发掘的课题。在进一步研究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地区以及日本山区农村的高度紧凑型小麦植株标本和现存地方品种时，局面则变得越发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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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亚洲，有少数几个与世隔绝的农业社区曾种植高度紧凑型小麦的地方品种。有些学者已经指出，仅根据形态学特点而将这些小麦种群彼此联系起来，这种判断是存在疑问的（Spengler Ⅲ，2015；Fuller，2001）。不过，在中亚发现的高度紧凑型小麦与一度在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种植的小麦形态之间至少有可能存在遗传连锁关系，尤其是印度矮秆小麦——这种小麦被认为是在绿色革命前当地种植的地方品种的祖先（Peterson，1965）。据史料记载，印度矮秆小麦属于耐旱品种，这一性状可能是推动其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北部被人类种植的因素。印度矮秆小麦的主要特点是株型低矮。但除此之外，它还具有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性状特征，比如茎秆粗壮紧实、叶片挺立、麦穗紧凑、麦芒（麦粒末端伸出的须刺）短、麦粒外有起到保护作用的颖片或麦壳、麦粒呈半球形等。另外，印度矮秆小麦的分蘖（侧枝）较多，倒伏（植株因麦穗重量而歪斜，甚至伏倒在地的现象）率较低。印度矮秆小麦这一系列独特的形态学性状被概括为矮秆圆粒综合征（sphaerococcoid syndrome）（Percival，1921；Singh，1946；Peterson，1965；Rao，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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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西北部的哈拉帕文化遗址以及更晚的地层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易脱粒高度紧凑型小麦遗存，经鉴定属于印度矮秆小麦（Burt，1941；Lone，Khan，and Buth，1993；Stapf，1931；Shaw，1943；VishnuMittre，1972）。如果物种鉴定和年代测定均正确无误，则目前已鉴定的最古老的印度矮秆小麦遗存出自美赫尕尔遗址Ⅲ期沉积层（约前5500）（Costantini，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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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亚南部占据主要地位的小麦品种随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最早的品种是有颖壳的小麦，后来则被易脱粒品种所取代，这是因为易脱粒小麦在红铜时代更便于制作面包。莫朱克里特佩遗址（Monjukli Depe）发现的组合便证明了这一点。这处古村落遗址位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的克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交界处（Miller，2011），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为考古学家一窥中亚南部人类早期生活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从公元前四千纪开始，易脱粒小麦便成为中亚农业生产者主要种植的小麦品种；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易脱粒小麦穗型似乎变得比任何一种早期小麦都更加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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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奥米·米勒提出，哲通新石器时代遗址没有高度紧凑型小麦，安纳乌红铜时代遗址存在这种小麦，二者之间存在时间上的断层（Miller，1999）。她认为，安纳乌、贾尔库坦和古诺尔特佩（主要在青铜时代文化层）发现的高度紧凑型小麦可能与印度矮秆小麦存在关联，而这几处遗址与哲通之间的时间断层或许表明，高度紧凑型小麦是在较晚时期从东部（美赫尕尔或皮腊克）传播至中亚南部的。年代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塔吉克斯坦萨 拉子目遗址（Sarazm）缺乏此种形态的小麦，为米勒的观点提供了支持（Spengler Ⅲ and Willcox，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