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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从土库曼斯坦南部的阿吉库伊遗址（FS 5.2）出土的驯化豆类，其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一千纪初：a.野豌豆；b.豌豆；c.蚕豆；d.兵豆；e.家山黧豆。我在2015年对该遗址的植物考古学遗存进行了分析，发现该遗址中的豆科农作物比中亚同时期的任何其他遗址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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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豌豆和蚕豆都俗称为“胡豆”（胡人种的豆子）（Laufer，1919）。“胡人”是对来自伊朗（古称波斯）和中亚南部的各民族的泛称。因此，胡豆这一名称说明，中国古人很清楚这些豆类来自中亚。“胡豆”一词在公元前7世纪已为古人所用，但其根源可能更早。而隋唐时期，中国已在种植豌豆（Laufer，1919）。在今天的中国，蚕豆和豌豆均有广泛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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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豆因豆荚形似老蚕而得名，也称为南豆、弯豆。一位专家称：“蚕豆可能是较晚引入的物种，大概是沿着连通中国与西方的早期商贸路线——丝绸之路向东传播的。”（Simoons，1990）中国的早期文献中完全没有关于蚕豆的记载，可能直到元代（1271—1368）蚕豆才被引入中国（Laufer，1919）。而到了明代（1368—1644），蚕豆在中国已广为人知并广泛种植，种植规模有时还相当可观（Simoons，1990；Laufer，1919）。这种坚韧的豆类很适合作为大豆的替代品，在中国多山多雨的地区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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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亚大陆较为温暖的地区，豌豆和兵豆通常作为冬季作物种植；而在其他地区则作为第二茬作物在秋季种植。抗霜冻和生长迅速的特性使它们成为冬季轮作农作物的理想选择。这些特点或许可以解释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国西部的喜马拉雅高原和准噶尔山地为什么会出现豌豆（Fu，2001；Spengler Ⅲ，Doumani，and Frachetti，2014）。9世纪至10世纪的居万特佩和卡拉斯潘特佩遗址出土的遗存证明豌豆和兵豆是最早向北传入中亚的两种栽培豆类，这两座古代要塞坐落在哈萨克斯坦南部锡尔河一条 支流的沿岸。居万特佩发现的41粒豌豆和4粒兵豆的年代在9世纪至10世纪。卡拉斯潘特佩出土的8粒碳化豌豆样本则可追溯到4世纪至5世纪（Bashtannik，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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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豆科农作物值得一提，尽管中亚的植物考古学对其几乎一无所知（至少对其驯化型一无所知）。许多学者认为紫苜蓿的原产地在里海附近的东欧大草原。这种植物的野生亲缘种遍布整个东欧大草原，东欧和西亚也有它的踪影。一位历史学家指出，豆科农作物的原产地“包括内亚的一部分草原，游牧民不断从这些草原出发，踏上劫掠和征服的冒险之路。的确，在西亚，驯化型苜蓿是一种提供牧草的农作物（第一种被作为牧草种植的植物），而且可能是由于马匹的重要性逐渐提高而被驯化的。”（Simoon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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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种农作物的起源和驯化知之甚少。一个可能是苜蓿的植物考古学发现出自咸海以南花剌子模绿洲的卡拉特佩遗址，年代在4世纪至5世纪（Brite and Marston，2013）。一些希腊文本中有关于苜蓿的记载，而在中国史籍的记载中，苜蓿与葡萄是汉武帝遣使出使西域带回的两种农作物（Zeven and de Wet，1982；Laufer，1919）。到唐代时，紫苜蓿在中国已作为供人食用的蔬菜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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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阿方斯·德·康多尔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这种农作物的传播。他指出，英语中“苜蓿”（alfalfa）一词从阿拉伯语衍生而来（de Candolle，1884）。但他也引用了一位来自西班牙南部的马拉加城、生活在13世纪的阿拉伯医师的记载，他对紫苜蓿的称呼是从波斯语单词“isfist”衍生而来。苜蓿的拉丁文名称“medica”可能是它长期被认为是中亚农作物的原因之一，拉丁文“medica”与希腊文“medicai（Μηδῐκός）”都是指与中亚南部的米底王国（Media）有关系的事物。有意思的是，斯特拉波和老普林尼都称这种农作物在波斯战争（Persian wars）期间从米底王国传入欧洲，而且紫苜蓿最 初在米底王国是作为喂马的饲草被人类驯化的（Strabo，1924；Pliny the Elder，1855）。虽然没有科学证据证实这一观点，但苜蓿在古典时代的欧洲的确广为人知：瓦罗、科鲁迈拉和维吉尔都提到过它（de Candolle，1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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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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豌豆早在公元前二千纪便北上向中亚地区传播，不过直到之后的历史时期才成为中亚的主要农作物。时至今日，豌豆、兵豆和鹰嘴豆都在中亚特色饮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手抓饭里有鹰嘴豆，兵豆常用于制作豆泥，与土耳其或阿拉伯特色饮食中食用豆类的方法相类似。塔斯巴斯遗址出土的豆子可能是公元前二千纪农业活动沿山地走廊传播的最有力证据。在南亚以及中亚南部都发现了豌豆，但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东亚以及中亚其他地区没有它们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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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地区里，唯一一处鉴定出豌豆遗存的遗址是西藏昌果沟（Fu，2001）。塔斯巴斯和昌果沟分别位于山地走廊两大主线的两端：昌果沟位于喜马拉雅高原，塔斯巴斯则位于准噶尔山地。山地走廊还有第3条主线——从帕米尔高原延伸至克佩特山脉，再向前抵达伊朗高原的边缘。这条主线尽头的奥贾克里1211遗址同样发现了豌豆。三处遗址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但在物质文化上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彼此远隔数千公里却都发现了豌豆的踪迹。基于这一事实，我和我的同事提出了这种农作物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和公元前二千纪沿山地走廊传播的观点（Spengler Ⅲ et al.，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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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豆薯，豆科一年生或多年生藤本植物，在中国某些地区称番葛（闽南语）、凉薯、洋地瓜（实际上与俗称“地瓜”的旋花科植物红薯无关）、沙葛（粤语）、芒光（闽南语从马来语借词）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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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穆格山（Mugh）粟特古堡位于泽拉夫尚河上游，在今撒马尔罕城东200公里处，属于粟特城邦米国领地。穆格山城堡出土了许多粟特语文书，写在废弃的唐代汉文文书纸、木片或皮革上，属于米国统治者的档案，年代在717—719年。穆格山古堡还出土了联珠花卉纹织锦，类似的织锦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墓地亦有发现，为研究公元8世纪粟特丝绸纺织工艺提供了重要标本。——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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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1700359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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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9 葡萄与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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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象征意义的丰饶之角（cornu copiae ）是许多餐厅桌 上的核心装饰品，在欧洲的静物画里尤其多见。它是象征着祥瑞、丰收与富饶的神圣羊角，起源于古罗马。丰饶之角往往与大地女神盖亚（古希腊）和特拉（古罗马）联系在一起，也可代表大江大河等自然元素，还与掌管丰收的农业女神德墨忒尔息息相关。关于丰饶之角的由来，有一种说法是它来源于宙斯。传说当宙斯还是个婴儿时，为了躲避吞噬儿女的父亲克洛诺斯，被藏在克里特岛上的岩洞里，由外形为山羊的哺育女神阿玛耳忒亚照料。婴儿宙斯在喝奶时不小心折断了乳母的羊角。而在另一个版本的神话中，希腊最大的河流——阿刻罗俄斯河的河神头上生有羊角，被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折断后便化为丰饶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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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神经常被描绘为手持丰饶之角的形象，角中盛满秋季的果实，以示人类对河流滋养土地、孕育丰盛果实和谷物的感恩之情。在罗马的卡比托利欧山（今卡比托利欧博物馆所在地），伫立着两尊大型白色大理石雕塑，两位肌肉健美的男性各擎一只丰饶之角。其中一人斜倚在狮身人面像上，另一人则斜靠着正在为双胞胎婴儿哺乳的母狼（见图15）。这两尊雕像是尼罗河与台伯河的象征。起初，台伯河的河神斜靠在一只象征底格里斯河的老虎身上。公元2世纪，埃留斯·阿里斯提得斯（Aelius Aristides）发表了一句名言：“从五湖四海、天涯海角，四季物产皆运往罗马，希腊人和 野蛮人的艺术也尽数汇聚于此。若有人想纵览天下奇物，那只能环游世界，或者来到罗马。”（Behr，1981）富有神话色彩的古罗马境内有3000条河流，它们滋养着三大洲上的水果和谷物，绵延至已知世界的尽头。丰饶之角时常出现在雕塑和壁画中，角中盛有桃、苹果以及其他各色水果，比如经由丝绸之路来到罗马的葡萄和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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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公元2世纪的雕塑照片。分别为尼罗河（左）与台伯河（右）的化身，两位河神手中都擎着丰饶之角，现存于罗马的卡里托利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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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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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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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饶之角中最重要的果实是葡萄，它与古典文化密不可分，是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以及罗马酒神巴克斯）的象征。葡萄酒令人昏昏欲睡，又让人飘飘欲仙的效果在整个古代世界都广受推崇。赞美葡萄酒的文字在古代中国、波斯或阿拉伯国家比比皆是。斯特拉波写道，葡萄酒在波斯的地位极其重要，并且 进一步指出葡萄酒的产地位于中亚南部的马瑞安纳（Mariana）。希罗多德也提到过葡萄酒对于波斯人和斯基泰人的重要意义。两位作者都记载了波斯人习惯在酩酊大醉时讨论重大商务和政治问题的风俗：如果第二天早上他们仍然接受当时的决定，便会言出必行。这两位古代历史学家都因夸大其词而著称，但他们的这一观察得到了10世纪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的印证，后者的《列王纪》（Shahnamah ）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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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献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观点是：波斯人和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之所以冥顽不化、文明程度低，是因为他们只喝醇正的葡萄酒，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则会在葡萄酒中掺水以减弱酒力。他们还提到，波斯人会举办敬奉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活动，打扮成斯基泰人的模样，载歌载舞，开怀痛饮。有趣的是，在公元一千纪晚期中国西部的粟特古墓中，壁画上同样有描绘酒神节欢庆场面的内容。这表明在葡萄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同时，酿造和饮用葡萄酒的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Wertmann，2015）。与葡萄一同传播的还有对葡萄酒之神的崇拜，以及在饮酒时纵情起舞、抛开社会习俗约束的习惯。不仅如此，狄俄尼索斯的葡萄酒在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中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葡萄酒既是酒鬼的酒，也是国王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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