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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酿造葡萄酒乃至西欧大多数白兰地的黑皮诺、霞多丽、赤霞珠、梅洛等葡萄，它们的祖先都是原产于欧洲南部和西南亚西部边缘的野生葡萄。如今，富有的消费者愿意为了购买特定风土的葡萄酒一掷千金：几年前，3瓶拉菲酒庄的1869年葡萄酒在拍卖会上以每瓶近2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然而，在波尔多、勃艮第、里奥哈和基安蒂等旧世界产区种植的葡萄，与在加利福尼亚、俄勒冈、智利、巴西和新西兰种植的葡萄，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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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酒之味：粟特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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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商旅文化群体。粟特民族起 源于中亚，在公元一千纪时期足迹遍布全中国。在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中，粟特商人常与葡萄酒联系在一起。此时，葡萄种植已成为中亚东部和中国西北地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产业。今天包括中国新疆和青海北部在内的地区，在过去被称为西域。这片区域由36个王国（或城邦国家）组成，后分裂为超过50个拥有常住人口、农业活动密集的聚居地。这些边地城池中的一部分最终成为伟大丝绸之路上的绿洲中心城镇，让一队队商旅得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找到一站站落脚地，从而穿越浩瀚的沙海。新疆出 产的葡萄声名远扬，今天这些绿洲中仍有许多以盛产葡萄而闻名。虽然中国北方的其他省份（比如宁夏）现已成为全球市场上的优质葡萄酒产地，但是，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历史发轫于新疆的绿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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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发现植物考古学遗存的中世纪考古遗址，多为村庄或城市中心。这些遗址中大多出土了古代水果和坚果的遗存，反映了公元一千纪水果贸易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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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西部的偏远地区依然能见到传统的维吾尔族酿酒技艺，尤其是在喀什一带。这种葡萄酒常被称为“幕萨莱思”（museles），在阿拉伯语中是“三角形”的意思，酒里添加了多种中亚和东亚出产的水果和香料以增添风味。新疆的绿洲上至今仍在种植许多丝绸之路上的关键水果和谷物，包括高粱（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粟米）、大麦、棉花、瓜、枣、杏和石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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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大型绿洲城市，它一度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中亚的纽带。吐鲁番盆地是一片可耕地，为穿越沙漠的商旅提供新鲜的水和食物。今天，吐鲁番的葡萄酒酿造工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欧洲同化，不过，当地传统的酿酒技艺早在公元前一千纪中期便在丝绸之路沿线孕育而生。在1900年至1931年对丝绸之路进行的4次考察中，奥莱尔·斯坦因和他的团队在塔里木盆地的现代城市民丰县以北发现了一处名为尼雅的古村落，在该处遗址发掘出了完整的葡萄园遗迹和保存完好的古葡萄藤（Stein，1932）。尼雅遗址还出土了其他手工制品，包括古罗马钱币和饰有古典纹样的纺织品，让人们得以确定遗址以及其中的葡萄园的年代——据此推断，该遗址可追溯至公元前一千纪末期。有些学者将葡萄最早传入新疆的时间确定在大约公元前3世纪或4世纪。支持这一判断的证据有山普拉古墓群01号墓01号墓室中出土的挂毯，挂毯上的花纹似乎是一串葡萄（见图16）。对墓室内材料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表明，其年代接近公元1年。虽然山普拉没有发现葡萄籽，但是古墓群中的其他 墓葬出土了其他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关键农作物，包括薏米、桃、杏、胡桃、沙枣、黍和青稞（Jiang et a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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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新疆山普拉古墓群（约公元前1世纪）出土织物上的图案临摹，艺术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串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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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Jiang et al，2009.调整后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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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吐鲁番盆地，距离山普拉不远的洋海古墓出土的证据显示，新疆种植葡萄的历史其实更加悠久。洋海古墓的墓葬沿绿洲边缘分布。墓群中出土了一根长116厘米的葡萄藤，对这根葡萄藤进行的微观形态学研究表明，新疆早在公元前390年至前210年便已有葡萄种植。洋海古墓群还发现了其他数种丝绸之路沿线的关键农作物，包括大麻酚浓度很高的大麻、用于装饰的野生小花紫草（Lithospermum offcinale ）的种子、据推测应为野生种的刺山柑（Capparis spinosa ）（Jiang et al.，2009）。仅2003年一年，洋海古墓群就发现了近500座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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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记载，是汉使张骞在公元前128年的凿空之旅将葡萄从费尔干纳（大宛）引入了中国（Qian，1993）。当张骞历尽艰辛从西域返回汉朝的疆土之后，据说他曾提到葡萄酒的酿造，还称中亚“富人藏酒至万馀石”（约38000升）。据张骞所述，这种酒“久者数十岁不败”，因此成为其他农作物无法媲美的、能够作为财产长期积累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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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数百年里，中国的西域一带早已对葡萄酒有所了解。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可能是某个产自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地区）的特定葡萄品种，又或许是张骞在大汉帝国的核心——长安一带使葡萄种植得到了普及。关于东亚早期消费的酒的品种，历史文献记载很不明晰，主要是因为汉语“酒”一词有各种不同的翻译。《神农本草经》中提到葡萄可用于酿酒，这部著作应当成书于公元1世纪至2世纪，但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这本书主要是对年代更早的某部典籍的辑录（Huang，2000；Huang et al.，2008）。同样，在三国时期（220—280）魏文帝曹丕（字子桓）保存至今的一份诏书中，也提到了葡萄酒的甘美，将其与粮食酿造的酒相提并论（Huang，2000）。汉使前往西域并未实现与中亚游牧民族大月氏联手对敌的使命，无论葡萄酒传入长安究竟是不是凿空之旅的功劳，古代亚洲真正的葡萄酒酿造者和贸易商——四海为家的粟特人——还要等待好几个世纪才能登上历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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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记载和艺术文献都充分体现出葡萄酒在公元后一千纪里对粟特（中亚古国）和新疆诸城邦的重要性。塔吉克斯坦北部穆格山城堡（7—8世纪）出土的粟特文献证实，当地葡萄酒消费金额和销售数量都很庞大（Yakubov，1979）。从这些文献来看，葡萄酒常常作为礼物赠送给宾客，或者用于付款，同时也是敬献给政要的礼品。在穆格山城堡遗址出土的各种水果遗存中，人们发现了葡萄的种子（Danilevsky，Kokonov，and Neketen，1940）。新朝（9—23）编年史中则有记载称，大宛生产葡 萄和葡萄酒，粟特人喜爱葡萄酒和舞蹈（Laufer，1919）。综合中国古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历史学家注意到，许多记载都提到葡萄酒是大宛的主要饮品。历史文献还提到，粟特人在罗布泊（蒲昌海）建立了一个名为“葡萄城”的聚居地，据说城池中心便是一座葡萄园[1] （Yakubov，1979）。一部据说是梁元帝（552—555年在位）所写的典籍中记载，月氏善酿酒[2] ，不过这可能只是借用了《史记》中的描述（Laufer，1919）。范晔（398—446）编纂的《后汉书》中记载，新疆小镇哈密种植葡萄、稻米、两种粟米、小麦、豆类、桑和大麻[3] 。此外，在提及栗弋国（当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栗弋”即为“粟特”）的篇章中，作者提到马、牛、羊，以及葡萄等各种水果和葡萄酒都是当地的物产[4] （Hill，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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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唐代以前，葡萄酒对中原地区而言始终是异域商品。在公元5世纪，葡萄和葡萄酒仍需从西域进口（Schafer，1963）。不过，葡萄酒很早便在政坛和精英阶层中扮演起了重要的角色。公元前一千纪中期的几则故事便提到，官员收受米酒或葡萄酒贿赂，葡萄酒被作为献礼，甚至成了毒杀政敌或者在谈判期间灌醉对手的手段。《后汉书》中便有这样一则故事：扶风孟佗向政府官员行贿，以一斛（约20升）葡萄酒谋得凉州（今甘肃和宁夏一带）刺史之位。在酒中下毒谋杀的故事更是常见（Sterckx，2011）。据说，许多帝王或重要的政治人物大部分时间都酩酊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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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中原王朝有规律地从中亚进口葡萄酒的线索之一是，公元3世纪至8世纪中叶的中国考古遗址中出土 了大量装饰华丽的金银酒器。这些酒杯和酒碗饰有中亚风格的图案，有些甚至有古希腊罗马的特色纹样，比如茛苕叶（Watt et al.，2004）。这些酒碗在唐代风行一时，因为中原的军事力量进入中亚，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地区。粟特或中亚风格饮器最精彩的典范出自唐都长安城外的何家村。整个中国西北的古墓和佛教壁画艺术中都出现了对类似饮器的描绘，而且与古希腊的艺术风格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见图17）。奥莱尔·斯坦因在1900年2月发掘米兰（Miran，又译密阮）古城的佛教遗迹时，对佛塔回廊外壁上的壁画进行了描述，壁画的年代在公元4世纪左右。壁画中绘有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天使、欢度节日的盛大场面，还有推杯换盏的年轻人（Mirsky，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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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代，葡萄酒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流行起来，逐渐走入工匠和诗人当中。提到葡萄酒（或者广义上的酒）和借酒解忧的中国古诗数不胜数。传奇诗人李白（701—762）淋漓尽致地歌咏葡萄酒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浇愁。《春日醉起言志》是他最负盛名的诗篇之一。李白是因为爱酒而被称为“饮中八仙”的长安唐代诗人之一。在这一历史时期，葡萄迅速受到唐朝人的欢迎，这或许与大唐帝国的繁荣以及对异域特产的需求增长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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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甘肃天水一座公元6世纪或7世纪的粟特墓葬中出土的石棺床陪葬石刻。艺术史学家认为，这幅图像描绘的是敬奉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庆典，酒从喷泉中倾泻而出，人们拿着大酒壶开怀痛饮。石刻现存于天水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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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魏骏骁（Patrick Wer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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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推动葡萄和葡萄酒普及的事件可能是大唐帝国在641年征服了吐鲁番附近的高昌国，这巩固了大唐帝国对丝绸之路的控制，可能使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葡萄品种——马奶子葡萄——从中亚传入中国。这种葡萄在山西太原广泛种植，许多唐诗歌颂了它。647年的一份史料记载，这种葡萄可结出长达2英尺的葡萄串（Laufer，1919）。[5] 《唐书》（第200章）称，马奶子葡萄是与酿酒技艺一同直接敬献给唐太 宗（598—649）的贡品；太宗皇帝随后将这种葡萄和酿酒的知识传授给了唐朝子民[6] 。新疆和中亚仍被誉为最上乘的葡萄酒的产地，甘肃凉州出产的葡萄酒也饱受赞誉，有些歌咏凉州葡萄酒的诗篇流传至今（Huang，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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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发展兼容并蓄、气象万千，最能体现其世界性的便是以葡萄酒、中亚音乐和舞者为特色的宴会——胡人舞者因其异域风情而在大唐都城广受赞誉。唐都长安内有许多酒肆，特别是在围墙环绕的西市内，长宽各1公里的礼泉坊尤以酒肆而闻名（Wertmann，2015）。在西市的波斯聚居区（波斯邸），粟特人开设的酒铺酒坊极具吸引力，胡姬的表演是其一大亮点。这些商铺是文化交流和商贸谈判最密集的核心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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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加强在今日新疆一带的军事力量，唐朝进一步巩固了对丝绸之路西部地区的控制。当异域商品大量涌入大唐时，葡萄酒不再只属于精英阶层，就连士兵和平民也可以享用中亚的葡萄酒。8世纪唐代诗人王翰便在诗中构想出一名士兵的经历（Liu，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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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