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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河地区，多处遗址发现了被称为“胡姆”（khum）的粟特葡萄酒容器，其边缘多刻有关于饮酒的铭文。这些铭文中有许多可以追溯到8世纪或9世纪。其中，1988年出土于红列奇卡（Krasnaya Rechka）的一件容器上刻有如下铭文：“若不知失去了什么，又怎知自己财富几何。所以，想喝就喝！”（Livshits，2015）而在1941年，红列奇卡以西约20公里的新波克罗夫卡（Novopokrovka）附近出土的酒器铭文则写道：“愿此美酒供良辰。”（Livshits，2015）除此之外，片吉肯特与穆格山等中亚其他遗址发现的粟特铭文中，对葡萄酒、谷物或面包的出售均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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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尔沙克一世（约前250—前211）建立的尼萨古城一度是帕提亚王国的政治中心。尼萨古城遗址坐落在土库曼斯坦南部和伊朗的交界处，距阿什哈巴德约18公里。在罗马时期，这座城池想必是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一站。其丰富的艺术、建筑等物质遗存呈现出强烈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色彩，具有鲜明的亚历山大大帝遗风。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出土了类型广泛得令人吃惊的精美物品（Pilipko，2001）。比如大量用象牙制成的来通杯（角状酒器），其边缘和底部的金银雕饰极为细腻（见图18），其工艺之精湛说明它们是仅限精英阶层使用的具有礼仪性质的酒器。来通杯上饰有奥林匹亚众神、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和其他希腊人物的形象，反映出希腊文化对中亚有着强烈而持久的影响，也体现出酒神的狂欢与中亚饮酒传统之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在阿拉伯人征服中亚之后依然持续了很久（Pilipko，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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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反映葡萄栽培活动的饰物证据还包括片吉肯特城堡发现的一座门框，门框的灰泥上印有一串葡萄的图案（Lyre，2012）。中世纪的片吉肯特一带曾是繁忙的交通要道，尤其是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当时的帝国分裂为两部分，分别定都于撒马尔罕和喀什噶尔[8] 。在出土于片吉肯特的异域商品之中，有阿拉伯语文书证明商贸往来的存在，还有来自中国和中亚各地的钱币（Lyre，2012）。中世纪古城布哈拉出土了一座同样饰有葡萄藤纹样的门框，现存于布哈拉市的雅克要塞博物馆（Ark Fortres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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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人征服西南亚并贯彻禁酒的伊斯兰教习俗之后，葡萄依然是西南亚特色饮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许多古代地理学家提到了葡萄的种植。据10世纪地理学家伊本·哈卡尔记载，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广泛分布着葡萄园，穆卡达西也提到了这一点。伊本·阿瓦姆探讨了种植葡萄的正确方法。这些记载中有许多提到葡萄园需要灌溉，而在收 获前短暂停止灌溉的做法能够提高果实的品质。从西南亚到新疆，葡萄藤都搭在高高的棚架上，这样不仅能在炎热的夏季为人们遮阴，还能为柔弱的果实遮挡烈日。人们常常在荫凉的葡萄架下欢歌宴饮。在中世纪的亚洲，葡萄被加工成葡萄干或称为迪卜斯（dibs）的葡萄糖浆；除此之外，葡萄也可作为鲜果食用，或者用来酿造葡萄酒（与后来的伊斯兰习俗相反）（Ibn Hawqal，1964；Miquel，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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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前三千纪晚期，中亚南部便确立了葡萄种植的习惯。而在中亚北部，葡萄种植又过了两千多年才得到普及。尽管如此，葡萄最终还是成为丝绸之路上备受赞誉的水果，在内亚的沙漠绿洲和山麓丘陵地带广泛种植。葡萄酒也随之成为古代世界重要的商品之一，它可以储存数十年不坏，是将农产品转化为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得益于丝绸之路，商旅用皮袋装着葡萄酒，用大桶装满葡萄干，带着无比珍贵的葡萄品种种子，沿着中亚的贸易路线穿梭往来。现如今，葡萄酒已成为欧洲和亚洲传统烹饪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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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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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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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最初违反天神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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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尝禁树的果子，把死亡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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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各色的灾祸带来人间，并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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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乐园，直等到一个更伟大的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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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为我们恢复乐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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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歌咏吧，天庭的诗神缪斯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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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失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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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和《创世记》的作者都不曾明确提到伊甸园里的禁果就是苹果。然而，欧洲传统神话中充斥着对苹果的威力 和威胁的叙述。后来，在《失乐园》中，弥尔顿的确提到了苹果，他利用“苹果”的拉丁文属名“malus”与英文中的“恶意”一词“malicious”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对特洛伊的帕里斯王子来说，苹果是性魅力的标志。而在《白雪公主》中，心怀嫉恨的继母却用毒苹果对白雪公主施下了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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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18年，一名年轻女孩在布哈拉集市上卖葡萄。她正在展示的是撒马尔罕当地的一个小葡萄品种。今天的中亚拥有数百个地方葡萄品种。每个农产品市场都有许多特色品种，每一种葡萄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和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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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欧美流行文化终于为苹果正名。苹果的传播是美国西部拓荒传奇的组成部分，这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苹果籽约翰尼”（约翰尼·查普曼）（Pollan，2001）。发酵苹果酒或高酒精度的苹果酒在北欧和英国一直很受欢迎，也因此成了北美早期殖民地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名欧洲殖民者都会在北美种下一棵或几棵苹果树用来酿造苹果酒。大多数苹果酒含有较高浓度的酒精，在美国禁酒令时期（1920—1933）失去了市场。最终，闪闪发亮的红苹果在美国文化中得到了净化，不再是酒精饮料的标志，转而赢得了有益健康的好名声。苹果成了送给教师的传统礼物，据说其有益健康的功效可以让人远离医生。在一本研究苹果历史的通俗科学作品中，索尔·汉森（Thor Hanson）指出，这种水果从“在哈萨克斯坦山区驯化的单一物种发展出数以千计的品种——除了南极洲以外，人类在每座大陆上都种植了苹果”（Hanson，2015；Juniper and Mabberley，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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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戴维·梭罗在其著名的随笔《野果》中指出：“苹果树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如此紧密交缠，这真是不同寻常。”（Thoreau，1862）的确，苹果与人类的关系密切且复杂，跨越了至少5000年的岁月。苹果的故事从丝绸之路开始。美国苹果派、苹果汁、苹果酒、苹果烤奶酥、苹果油饼、苹果酱和苹果蜜饯，这一切都起源于天山山脉的几条河谷。近年来，遗传学研究使关于苹果的诸多争议有了定论。尽管如此，苹果的祖先谱系依然极其复杂。物种之间的无性繁殖、同系近亲繁殖和自我复制形成了一份比蛛网还要错综复杂的进化树图谱。对于种植者而言，苹果的美并不在于其玫瑰色（绿色或黄色）的外皮，而在于它的遗传基因 富有多样性和可塑性，在于它拥有与其他苹果属物种、与其他苹果远亲品系杂交的能力，也在于它可以轻松嫁接到不同砧木上进行无性繁殖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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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苹果派里的苹果很可能只是得到商业推广的数十种苹果中的一种，嫁接在大约十种广泛使用的砧木中的一种上。而苹果属植物（包括野生型和驯化型）无论在过去还是现代都拥有庞大的遗传多样性。今天我们熟悉的硕大、甜美又高产的品种原产于丝绸之路。现代苹果的真正祖先是新疆野苹果，迈克尔·波伦在《植物的欲望》中对这一物种进行了富有浪漫色彩的描述（Harris，Robinson，and Juniper，2002；Cornille et al.，2012；Cornille et al.，2014；Pollan，2001）。今天哈萨克斯坦的东南部还有幸存的野生苹果树种群，结出的果实呈现出明显的表型变异：果实直径约8厘米（勉强超过3英寸），颜色有绿有红，口味有甜有酸。为绘制苹果的基因组图谱以及探究其驯化状态而进行过大规模研究的遗传学家称，古人带着最初驯化的苹果种子“沿着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伟大贸易路线一路西行，沿途又遇到了其他野生苹果，比如西伯利亚地区的山荆子［Malus baccata （L. ）Borkh ］、高加索山脉的东方苹果（Malus orientalis Uglitz ）、欧洲的欧洲野苹果（Malus sylvestris Mill ）”（Cornille et al.，2014，59）。随着这些亲缘关系较远的遗传品系之间发生杂交，人类将不同苹果品种运往“丝绸之路”沿线乃至全球各地而产生遗传瓶颈效应（从较大的群体中分离出一小部分群体），人类不断由此筛选出自身想要的性状，鲍德温、布瑞本、凯米欧、科特兰、翠果、帝国（又称恩派）、幸运、富士、嘎啦、金元帅/黄香蕉（又称黄元帅）、金尊、蜜脆、泽西美、红玉、乔纳金、红旭、梅孔、麦金托什红苹果、红元帅（又称蛇果）、罗马和红宝石夫人等品种应运而生——而这只是目前全球数千个地方品种中的九牛一毛。嫁接使树木更加强韧，可以承载更沉重的果实；利用扦插进行无性繁殖可以固定品种的基因，保留所需要的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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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野生亲缘种（我们常称之为林檎）对苹果遗传基因的贡献不可小觑。欧洲野苹果在沿丝绸之路向西传播的过程 中，对现代苹果品种的贡献尤为突出（Cornille et al.，2014）。苹果拥有自交不亲和的特性（单独一棵苹果树无法进行自花授粉，换言之，至少需要两棵苹果树才能结出果实），随着苹果树传遍欧洲和亚洲，这种自交不亲和性很可能促进了野生种与栽培种之间的基因流动。最终，人类与林檎（约5000年前生活在中亚的史前人类与新疆野苹果的某一种群）达成了“契约”，当今全球经济效益最高、分布最广的果树之一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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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剖析这一共同进化历程的细节难度很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证据稀缺。虽然遗传学、语言学和历史研究均有证据表明苹果曾在丝绸之路沿线广泛分布，但植物考古学实际发现的古代苹果遗存寥寥无几。不仅如此，学界几乎没有对古代碳化苹果籽进行过区分野生亲缘种和栽培种苹果的研究。另外，苹果还有两个近亲也在欧亚大陆中部被人类所驯化，同样也沿着丝绸之路得到传播，这一事实令局面变得越发复杂。这两种近亲分别是榅桲和几种梨属植物，它们的种子在形态上与苹果非常相似。尽管我们知道唐代丝绸之路上已有梨的身影，但是关于它们的历史记载极为稀少。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发现了完整的脱水果实（Li et al.，2013）。中国种植了好几种梨属树种，唐代时梨已是常见的水果。梨在古典时期的地中海地区也很常见：庞贝古城的壁画上出现了梨的形象，《荷马史诗》以及泰奥弗拉斯托斯和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著作里也提到了梨，他们用“apios”（άπιος）或相关的衍生词来称呼这种水果；老普林尼则用拉丁文称其为“pyrus”。还有一种古代种群更为广泛的蔷薇科植物欧楂（Mespilus germanica ），这种植物的分布范围也有可能延伸到了西亚，但是我们对它的起源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植物今天也仅在德国境内存在野生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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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多地的古代遗址都出土了林檎的植物考古学遗存，包 括完整的果实和对半切开待晾干的果实（Zohary，Hopf，and Weiss，2012）。虽然这些遗存与今日欧洲的野生品种极其相似，但是人们已无法分辨这些遗存具体属于哪些品种。某些野生形态的欧洲野苹果拥有硕大的果实，但是驯化种和野生种之间的大量基因流动为研究这些据推测出自野生种群的果实增加了难度。此外，这些考古发现与现代苹果的故事并不必然存在关联，因为许多保存至今的林檎果实和种子来自真正的野生种，其中有某些品种传入欧洲的年代早于苹果。在接触真正的苹果之前，古欧洲人食用林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人类食用林檎的习惯或许为欧洲野苹果和驯化品系之间的杂交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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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幼发拉底河河口的乌尔古城附近（今巴士拉附近）的古代墓地（约前2200—前2100），普阿比王后墓中的碗碟上放有一串对半切开、脱水干燥的苹果，这一植物考古学发现意义重大。这些果实可能为野生林檎，也有可能是人工栽植却尚未驯化的苹果（Ellison et al.，1978）。脱水果实的直径为11毫米至18毫米不等（Renfrew，1987）。生活在古都乌尔的苏美尔人已经懂得种植葡萄，甚至掌握了树木栽培的技术，苹果或许也是他们栽培的水果之一。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楔形文字也提到了成串的苹果干，不过，鉴于指代水果的词语往往十分宽泛，推定文献所指就是苹果的做法不免有些武断。举例来说，有些学者就认为古希腊神话中赫斯帕里得斯[10] 花园里的“金苹果”有可能是某种香橼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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