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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乌尔城的苹果采自野生树木还是栽培树木,美索不达米亚超码在公元前一千纪初期便有种植苹果的活动,卡叠什—巴尼亚(Kadesh Barne’a)古村出土的保存完好的小型苹果遗存足 以证明这一点;但是目前仍不清楚这些小苹果属于哪个物种。卡叠什—巴尼亚遗址位于西奈半岛和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交界处。该遗址还发现了一批与之相似的对半切开、脱水干燥的苹果,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而且很可能出自某一栽培品种(Zohary,Hopf,and Weis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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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代,苹果在丝绸之路的两端都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中世纪以前中亚苹果的考古学证据包括:在土库曼斯坦穆尔加布河三角洲的古诺尔特佩(前2500—前1700)发现的一颗可能是苹果籽的种子(Miller,1999),以及我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的图祖塞遗址发现的一颗苹果籽(见图23)(Spengler Ⅲ et al.,2018)。这些遗址坐落在一大片野苹果林里,虽然缺乏足够的证据,但这一带的先民很可能就是最初驯化苹果的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帕米尔高原的高山丝路矿业小镇塔什布拉克发现的大粒种子(见图24)则证明,苹果是丝绸之路沿线的交易商品(Spengler Ⅲ et al.,2018)。塔什布拉克聚居点位于海拔约2200米的高山,暮春的霜冻使该地区不太可能种植苹果。不过,从塔什布拉克步行几小时,便可到达土质和海拔都更适合种植果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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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左:植物考古学发现的古代苹果籽的两面。右:现代苹果种子。2010年,我在天山南麓的图祖塞遗址发现了古代苹果籽。这颗苹果籽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00年,是到目前为止该地区出土的最古老的苹果属/梨属植物种子,而这一地区正是学界公认的现代苹果的驯化起源地。从形态上看,它与今天该地区真正的野苹果的种子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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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两颗苹果籽的侧视图。上:我家后院种植的科特兰苹果的种子。下: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古遗址出土的碳化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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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敦煌五代写本《寿昌县地境》记载:葡萄城,康艳典筑。在石城北四里。种葡萄于城中,甚美,因号葡萄城也。(见《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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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梁元帝萧绎《金楼子》:大月氏国善为葡萄花叶酒,或以根及汁酝之,其花似杏而绿心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鸾凤翼,八月中风至,吹叶上伤裂,有似绫纨,故风为葡萄风,亦名裂叶风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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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后汉书·西域列传》: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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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汉书·西域列传》: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蒲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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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书》:太宗时,叶护献马乳蒲萄,一房长二丈馀,子亦稍大,其色紫。——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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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唐书》:蒲萄酒,西域有之,前跟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於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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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驯化瓶颈(domestication bottleneck):指在驯化过程中,野生群体只有一部分个体被用于人工养殖和驯化,从而使驯化群体的种群数量相较于野生群体急剧减少,基因组的多样性大大降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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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1041年,喀喇汗王朝正式分裂为两部分,西汗为阿里后裔,通称阿里系,领有河中地区及费尔干纳西部,以撒马尔罕、布哈拉为都城;东汗为哈仑·卜格拉汗后裔,通称哈仑或哈散系,领有怛罗斯、白水城、石城、费尔干纳东部、七河流域和喀什噶尔,以八剌沙衮为政治、军事都城,以喀什噶尔为宗教、文化中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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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文选自朱维之译《失乐园》,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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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赫斯帕里得斯(Hesperides):希腊神话中看守极西方赫拉金苹果花园的仙女三姐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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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与餐桌:食物在丝绸之路上的起源 10 其他水果和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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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属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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蔷薇科李属植物——包括李、桃、杏、樱桃和扁桃——随着丝绸之路沿线人员往来增长而蓬勃发展。该属的大多数核果(无论是野生种还是人工栽培种)都甜美可口,容易干燥,便于储存和运输。人工栽植的李属植物与古老丝绸之路的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纪之前:从史前时代以来,杏干和樱桃干便是中亚集市上的商品,也是篷车商队运输的货物。我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布拉克遗址发现了桃、樱桃和杏的种子(见图25),这几种水果的种子在中亚多座中世纪城市遗址(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掘的遗址)的考古报告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Spengler Ⅲ et al.,2018)。桃在整个内亚广泛种植;在中亚西部的花剌子模绿洲,人们从公元前4世纪或公元前3世纪的考古文化层中发掘出桃的遗迹(Andrianov,2016)。丝绸之路使亲缘关系遥远的人工栽培品种与这些水果的野生种群有机会接触,从而培育出形形色色的杂交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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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碳化的杏核,附有一些保存下来的果肉。出土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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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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