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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42 这些混杂各种灌木的树林可能曾经覆盖着克佩特山脉的大部分地带以及更遥远山区(比如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的山麓地带。灌木林中还混杂着野生开心果、野生扁桃树、沙枣树、山楂树和樱桃树。在塔吉克斯坦的萨拉子目,人类觅食的古代坚果和水果遗存中有刺山柑、朴树果、野生开心果、沙枣、樱桃、蔷薇果、沙棘和野生扁桃仁(Spengler Ⅲ and Willcox,2013)。哲通的植物大遗存组合中也有刺山柑(Harris,2010)。安纳乌(Miller,1999)和塔什布拉克(900—1200)的红铜时代文化层中均发现了野生朴树植物的果核碎片。阿吉库伊发现的山楂果核或许出自附近受到古人保护,甚至受其照料的山楂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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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44 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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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46 中亚山麓的野生树林里曾经遍布着数不清的坚果类果树。这些树林大多数已经消失。如今,山麓地带的主要植被是用于放牧的干燥草原。不过,往日树林遗留的后代仍在世界各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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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48 丝绸之路上的主要坚果包括扁桃仁(也有桃仁和杏仁)、开心果和胡桃。不过,诸如松子和栗子等其他坚果也有可能曾是丝绸之路沿线居民采收和种植的品种。从野外采集的松子至今仍是生活在欧亚大陆中部高海拔地区的人们重要的食物来源。中国西部的市场上有数种松子出售;云南北部的市场上有两个品种格外突出:华山松和云南松。在黄河流域,公元前五千纪至前四千纪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松果外壳的碎片(Ho,1975)。名为白皮松的品种经常种植在庙宇周围,北京戒台寺的九龙松尤其享有盛名(Simoons,1990)。西藏东部的琼隆银城遗址(220—880)出土了云南松或油松的松果,我本人也参与了这一项目(d’Alpoim Guedes et al.,2014)。华山松的松果比较常见,可以在市场上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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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50 在今天的地中海东部和中部地区,人们常常采摘意大利松的松果。除此之外,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采摘的是西藏白皮松的果实,韩国采摘的是红松,蒙古采摘的则是新疆五针松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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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52 没有证据表明丝绸之路沿线曾栽种栗树。栗属植物大约有十数种,原产于北非、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无论在哪里生长,它们都能引起人类的注意。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和欧洲人都很熟悉欧洲板栗,而美国的栗树品种现已濒临灭绝,只有圣诞歌曲中还保留着它们的痕迹。板栗在中国各地广为种植。尽管没有理由推定欧洲或亚洲栗属植物曾经穿越中亚的山地,但是在伟大的丝绸之路两端,栗属植物与人类的互动均有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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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54 开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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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56 开心果与腰果都是漆树科的成员,原产于西亚的漆树科黄连木属有6个品种,其中3种与人类的关系尤为密切:阿月浑子(Pistacia vera )、笃耨香(P.terebinthus )和尖叶黄连木(P. acuminate )。另一个品种乳香黄连木(Pistacia lentiscus )则是乳香树脂的来源。开心果在西亚和地中海东部——尤其是在伊朗、阿富汗和北部的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广泛种植。中国史料显示,开心果(阿月浑子)在唐代传入中国(Simoons,1990)。斯特拉波称,当亚历山大大帝第一次进入大夏(中亚南部)时,他所看到的唯一一种树便是低矮的笃耨香树。泰奥弗拉斯托斯也提到过这则轶闻(Strabo,1924)。还有许多古典时期的作家提到,叙利亚或西南亚的部分地区生有笃耨香树,当地人会在野外采收这些树的坚果(Laufer,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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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58 原产于中亚的阿月浑子是当今世界大名鼎鼎的商业品种。如果排除在伊朗的雅亚特佩(Tepe Yahya)遗址发现的两块果壳碎片,那么西南亚地区最早发现的阿月浑子遗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Miller,1999)。不过,贾尔库坦和古诺尔特佩(Miller,1999)的青铜时代遗址和塔吉克斯坦萨拉子目的红铜时代遗址都鉴定出开心果的遗存(Spengler Ⅲ and Willcox,2013)。本人在塔什布拉克也鉴定出开心果壳的碎片(Spengler Ⅲ et a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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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60 胡桃:国王的坚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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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62 近期对波斯胡桃或英国胡桃的遗传研究表明,胡桃与丝绸之路交织的历史可能像苹果的历史一样盘根错节。根据对花粉以及现代和历史分布记录的研究,明显可以看出,孤立的胡桃种群零星分布在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一带,在克佩特山脉等土壤逐渐荒漠化的地区则愈发稀少(Pollegioni et al.,2017)。经检测确认无误的最早胡桃壳遗存出自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山谷的坎尼什普拉(Kanispur,公元前3100年),反映了胡桃在中亚东部山麓地区的历史(Mani,2008)。近期一项研究表明,当前胡桃的遗传基因遍布全亚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在跨欧亚贸易路线上交流往来的结果。研究人员试图建立起语言学资料与种群遗传学之间的关联,他们认为语言的壁垒也标志着胡桃的遗传壁垒。换言之,共同的人类文化区域有利于胡桃遗传基因的融合(Pollegioni et al.,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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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64 胡桃的分布范围从中国西部的山麓地带一直延伸到高加索地区(包括喀尔巴阡山脉,因此胡桃有时也被称为喀尔巴阡胡桃),中国还有许多其他野生胡桃属品种。中国和中亚的胡桃呈现出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因为这里的胡桃通常从播种开始生长,不像欧洲那样采用扦插培植。亚洲胡桃往往比欧洲胡桃小很多、形状更圆,不过也有些果实呈硕大椭圆形的品种。亚洲胡桃的壳有脆有硬,有的光滑,有的粗糙。鉴于胡桃的基因与中国的某些 野生亲缘种相兼容,比如日本核桃(又称形核桃,Juglans ailantifolia),这种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归功于物种之间的基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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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66 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指出,胡桃只能在气候相对温和的北部地区生长,尤其是在山地(Miquel,1980)。在19世纪初探访俄国控制下的中亚时,亨利·兰斯戴尔注意到,泽拉夫尚河谷中有小片树木群聚成林,尤以野生朴树林和胡桃树林居多(Landsell,1885)。与之类似,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ser)在19世纪初也注意到,从伊朗北部一直蔓延到泽拉夫尚地区(Fraser,1825)的中亚山麓地带有胡桃林、开心果树林和扁桃树林。20世纪初,奥莱尔·斯坦因在中亚山脉向东延伸的地段发现了胡桃林,他在《古代和田》第1卷里谈到了中国西北绿洲种植胡桃树的情况(Stein,1907;Mirsky,1977)。中亚早期植物志记载,胡桃林在中海拔地区(1500米—2800米)繁荣生长,沿费尔干纳盆地周围的丘陵分布。在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古墓群,唐代墓室随葬品中发现了胡桃,与之一同陪葬的还有干枣、葡萄和梨(Li et al.,2013)。塔什布拉克遗址也出土了距今约1000年的胡桃壳碎片。公元1千纪初的伊朗切拉巴德盐矿中同样发现了胡桃壳碎片,还有至少1个完整的胡桃(Chehrābād Salt Mine Projec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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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68 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和费尔干纳河谷发现的胡桃遗存是证明胡桃的基因沿文化之路交融的一个实例,正如遗传学家所言,这些坚果“意味着生活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之间的突厥社区曾经互易胡桃,而这片地带正是北丝绸之路的北部和中部路线的汇合之处”(Pollegioni et al.,2017)。研究人员主张,从阿契美尼德时期开始,跨越亚洲的贸易路线便对胡桃的传播和基因融合产生了直接的作用。如果上述观念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在漫长时光里对中亚山麓森林的干预可能在胡桃的驯化过程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使胡桃在古代亚洲广为传播,在各地为人类所 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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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70 关于胡桃的原产地,文献和语言学证据均指向西南亚。根据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老普林尼和迪奥斯科里德斯用于称呼胡桃的单词可直译为“波斯坚果”或“波斯国王的坚果”。另外,古汉语中有一个对胡桃的称呼来源于梵语(Laufer,1919)。历史学家还指出,最早有记载的胡桃的中文名称意为“胡人之桃”——胡是粟特人常用的姓氏,后泛指来自中亚和伊朗的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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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72 中国古代文献显示,胡桃在公元一千纪从西藏或中亚南部传入中国,沿着横穿欧亚大陆巨大山系的丝绸之路一路东行。记录晋代(265—420)历史的《晋书》有载,华林园中有84株胡桃树[4] (Laufer,1919)。如果认为这些树就是我们所说的胡桃树而不是某个东亚本地品种,那么显而易见,当时帝国的中心对胡桃树已有所了解,起码是一种新鲜事物。而在随后的1500年里,胡桃逐渐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常见的农作物,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方品种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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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74 扁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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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76 今天,大多数欧美人只吃桃和杏的果肉,然而在东亚和中亚,人们还会食用果核内的果仁,桃和杏的果仁与它们的近亲扁桃仁十分相似。许多美国人认为果核是有毒的。确实,杏仁中含有氢氰酸,又称氰化氢,大量食用杏仁可能致命,尤其是苦杏仁和其他毒性较强的品种。在中国东部河姆渡遗址的古代窖坑中发现的桃核表明,至少6000年前的古人就开始收集并加工这些果核来食用,不过尚不清楚他们如何对其进行加工(Fuller,Harvey,and Qin,2007)。河姆渡遗址和附近具有密切关联的遗址窖坑中发现了栎属、柯属和青冈 植物的果核,说明这些窖坑可能用于浸泡橡果和桃核,从而析出有毒物质。在亚洲,其他去除李属果核毒性的方法还有发酵、研磨和煮沸(Tuncle,Nout,and Brimer,1993;Nout,Tuncle,and Brimer,1995)。有些地方品种的杏树可能专为收获杏仁而不是杏果栽植,这些微苦的果仁在中亚市场上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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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78 现代扁桃仁的有毒物质含量低于其他李属植物的种子。从中亚到高加索地区,从西南亚到中亚北部,野生扁桃树沿山麓分布,或在矮树林中生长。在人类学会农耕之前,它们很可能是来自野外的重要食物,而且很早就传播到了地中海一带。扁桃树主要有两大栽培型:苦味扁桃和甜扁桃,二者的扁桃苷含量不同——扁桃苷是苯甲醛和氰化物的前体化学品。数千年来对更甜更大的果仁的人工选择促成了驯化。扁桃树可能在公元9世纪便已为中国人所熟知:数位学者都曾援引一位据说曾前往中国旅行的阿拉伯商人的叙述,这位商人在日志里写道,唐都长安城里栽有扁桃树(Laufer,1919;Schafer,1963;Simoons,1990)。然而,这些早期记载并不是关于食用扁桃仁的可靠信息来源,因为带壳的杏仁很容易被误认为扁桃仁。公元前2000年之后的巴基斯坦北部和克什米尔地区也栽种扁桃树,与之一同栽植的还有桃树、杏树和朴树等果树(Lone,Khan,and Buth,1993;Fuller and Madella,2001;Stevens et al.,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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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80 [1] 《齐民要术·安石榴》: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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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82 [2] 塞克斯图斯·帕比尼乌斯(Sextus Papinius,全名Sextus Papinius Allenius),公元1世纪的罗马元老院成员。他于公元36年担任罗马执政官(consul ordinarius),与昆图斯·帕劳迪乌斯(Quintus Plautius)共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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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84 [3] 酸枣树(lote-trees)是伊斯兰世界中富有文化内涵的意象。(古兰经)第53章《星宿》(奈智姆)写道:“在极境的酸枣树旁,那里有归宿的乐园。”(马坚译本)王静斋译本将其译为忘忧树、惜德树。英文转写为Sidraṫ al-Munṫahā(阿拉伯语:سِـدْرَة الْـمُـنْـتَـهَى‎),字面意思是Lote-Tree of the Utmost Farthest Boundary——“极境的酸枣树”。伊斯兰信仰认为这棵树位于第七层天的边界,是对人所揭示的天启的界限,天使和人类都无法越过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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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360986 [4] 原文称该记载出自《晋书》,但经查证,似典出《晋宫阁名》。《晋宫阁名》一书仅散见于《水经注》《太平御览》等后世典籍中,其内容与出处皆不可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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