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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演化悖论：包括猴、猿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尤其是人类，都非常擅长学习他人的举动。在自然界或者传统情况中，当某个体创造了某物，其他个体可以随意复制其成果。因此我们通常认为，创造力几乎不能给个体带来生殖上的优势，所以从演化的层面来看，创造力很难在自然选择过程中直接胜出。格雷戈里·科克伦（Gregory Cochran）和亨利·哈彭丁（Henry Harpending）总结道：“创造力很少能给个体带来大的适应性优势，因为好点子会迅速被他人复制。这些复制者不用付出相关成本就能享受到其中的适应性优势。”[6]而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一个人的创意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收益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种情况是最近才出现的，与以往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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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必把创造力在人类演化史中的地位看得太过消极。当然，最高级别的创造性天才是很少出现的。专门研究创造力的专家迪安·基思·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概括性地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类演化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各个社会的人口规模都相对较小，而在这样级别的文明中很少出现创造性的天才。[7]他认为，高级创造力的表达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其中既有生理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而人口规模较小的文明无法满足这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有一批智力与创造力都达到要求的个体；所有潜在的创造性天才都有机会施展他们的才华（例如，如果一个群体从社会层面排斥女性或者奴隶阶级，那么潜在的天才总数就会减少）；社会规则应当允许或者鼓励个体表达其创造力；个体有机会接受教育（基础知识和前人的发现等），学习如何才能具有创造力。西蒙顿认为，我们之所以觉得大规模的文明比小规模的传统社会更容易出现创造性的天才，主要是因为人口的增长。人口基数更大，那么潜在的创造性天才就更多，鼓励个体表达创造力的机会和机构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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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创造力并不总是属于天才或者艺术家。创造力也可以属于每一个普通人。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研究是如何定义创造力的？艾丽斯·弗莱厄蒂（Alice Flaherty）给出了一个答案：“创造性思想的定义很简单——它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既是有新意的，又是有用处的（或是有影响力的）。”[8]这一定义更接近猕猴伊茉的创造力而非斗牛犬餐厅的创造力，但在漫长的演化史中，这种简单的创造力更加具有重要意义。演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认为，日常的创造力在小范围的社会背景和性竞争中是能够给个体带来好处的。[9]例如，幽默感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性才能，就属于这种更私人化但却具有潜在繁殖优势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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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与猿在面对技术和社交困难时，能够想到全新的、有效的解决之道，而人类将灵长目动物的这种基本能力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人类创造力优势的来源之一就是语言。黑猩猩或者猕猴的创新成果只能通过直接的观察来传播，这些创新行为储存在观察者的脑海之中，只有观察者在使用新技巧时也被其他成员再次观察到，这种创新才能被动地扩散出去。尽管一定程度上，这种传播方式已经很高效了，但是直接观察的方法对于创新行为的属性、数量和复杂程度都有很大的限制，会影响这些创新成为整个群体的公共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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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语言，人类就可以很方便地交流、保存个体的创意和创新成果。在人类演化史的某个时间点上，基于语言的社会文化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一种用于存储和分享创意的工具。其中某些创造性的方法也许在一代人中仅需要使用一次（例如，如何加工储存后备食物以度过持续的干旱期），但是一旦使用，就会对许多个体的生存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语言令创造性的思想得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延续，它能彻底改变酝酿出这种创造力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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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茉的同伴通过观察它的做法而学会了洗甘薯、泡麦粒，这是一种模仿性的社会化学习。但是，苏珊·布莱克默（Susan Blackmore）和其他一些研究者认为，猕猴的上述模仿行为与人类的更为复杂的模仿行为存在根本的差异。[10]伊茉的同伴们不仅模仿了它的行为，也把伊茉与环境中特定对象的互动照搬了过来。人类也会模仿他人的行为，但是人类有能力将行为与对象、背景进行分离——一个人即便手中没有甘薯，也不身处海滩，但是他仍然有能力重复洗东西的行为。猕猴就没有这样的能力，黑猩猩也没有。如果黑猩猩爪中没有握着细树枝，身边也没有白蚁巢穴，那么它大概会觉得重复钓白蚁的动作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而人类就能轻易区分行为、对象与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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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能力、复制多步骤复杂任务的能力，以及认知储存能力的扩充，这三者都是在灵长目动物的基本创新能力上发展起来的，又反过来将人类的创造力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科克伦和哈彭丁的论点仍然是站得住脚的，个体创造力的选择优势依旧是个问题。整个群体都能从个体的创造力中获益，这更加削弱了创造性个体的适应性优势。这或许意味着创造力的选择优势是群体层面的，而非个体层面的，这在演化生物学界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一个群体中创造性个体所占的比例不可能太高，更多时候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在维持社会文化的良好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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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在许多层面上，创造力都处于一种平衡之中。所谓“天才与疯子只有一线之隔”就是对这种平衡性的极端反映。是沉迷于创造性表达还是维持传统做法，文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什么时候需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什么时候久经考验的老办法更有效？个体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并在其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只有创造性个体与非创造性个体数量有均衡的比例，人类社会才能发展到最佳状态。显然，个体的创造力倾向因人而异，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实现则是另一个问题，既与环境有关又与先天条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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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创造力的演化，考古学家能告诉我们什么呢？[11]自农业出现以来1万年间的考古记录中，充满了各种伟大文明或是近乎伟大文明的废墟与遗迹，以及人类在陆地上留下的其他印记。但除此之外，追溯到至少10万年前（相当于非洲的石器时代晚期和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可以看到人类经历了一次所谓的“创造大爆发”，并留下了许多实物证据，表现为石器、骨器以及洞穴内和峭壁上的壁画。这一系列新的工具以及象征性和具象派艺术作品都清楚地表明，完全现代化的人类已经出现了，他们有能力制造丰富的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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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向前追溯，考古记录中有创造性的实物证据就大大减少了。大约在600万年前，人类和黑猩猩的谱系就分道扬镳了。古人类的考古记录始于大约250万年前，是一些非常粗糙的石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器变得越来越精致复杂，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直立人使用的手斧的形态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这并不能说明在此时间段中，直立人的创造力、智力等没有发展，只是我们发现的该时期的手工艺品中没有出现相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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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关注的不仅仅是发现了什么，发现的地点也相当重要。人类的创造力是我们的大猿亲戚不具备的，而最早的有据可考的人类创造力大约始于200万年前。就在这一时期，人属的早期成员开始走出非洲，进入旧世界的其他地方。这一扩张过程发展得非常迅速，在大约180万年前，人属就已经分布在欧亚大陆的许多地区了。我们知道现存的大猿都生活在热带雨林中或者附近。我们的祖先走出雨林时，其他的猿类并没有进行类似的迁移，这意味着早期人属能够更高效地解决新环境对他们提出的难题。对任何移居新环境的动物而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寻找食物，有时候此类迁移就是为了跟随食物（如人类跟随猎物一起迁移）。早期人类或许就是如此，因为他们的饮食习惯已经不同于大猿，而是更加依赖动物性食物，但是这不可能是人类扩张的全部原因。整体看来，我认为这一迁移过程是人类发展出超级杂食性的第一步（见第二章）。超级杂食性反映了我们祖先在不同环境中都能充分利用资源的能力，人类从行为上而非从生理上适应新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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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170036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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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子，脑子，厨子：人类与食物的演化关系 创造力与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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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下而上地理解创造力还是要从脑部开始。我们不仅要理解创造力的演化源头，还要理解为何有的人创造力强，有的人创造力弱，这就需要研究创造力背后的脑部结构与神经网络。或许有人会觉得这么做是对创造力问题的过分简单化，但是理解创造力的神经基础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欣赏。此外，需要牢记的是，鉴于人类头脑的可塑性，我们不应当认为创造力仅仅是天生的，在适当的环境中，创造力也可以培养。毫无疑问，有些人生来就具备成为创造性天才所需的全部认知能力，但是创造力并不仅仅属于天才。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能想到一种新的、有效的问题解决之道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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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们研究创造力已经几十年了。格雷厄姆·沃拉斯〔2〕于1926年提出了描述创造过程的基本模型。[12]与当时的许多心理学研究一样，沃拉斯的模型主要基于内省而非实验，但是该模型的影响力和持久性说明沃拉斯确实抓住了创造力的本质。沃拉斯将创造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preparation），这一阶段发现并提出问题，创造性个体有意识地将其专业知识和问题解决能力汇集到这个问题上来；第二个阶段是孵化（incubation），这一阶段中头脑并不是有意识地“攻坚”，而是在潜意识中搜寻与该问题相关的信息，并且对其可用性进行评估（对美学创造来说，则是从各个或好或坏的想法中挑选出一个值得深入探索的）；第三个阶段是启示（illumination），这就是创造性思路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进入意识层面的“顿悟时刻”；最后一个阶段是验证（verification），启示阶段得到的想法雏形在这一阶段需要有意识地接受评估、修正和深化。整个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可以递归的，有时需要重新回到前几个阶段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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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过程的四阶段模型曾是非常有用的，许多年来它一直是心理学创造力研究领域的基本出发点。但是正如托德·鲁巴特（Todd Lubart）指出的，没有哪一个模型能够适用于各种类型的创造活动。[13]当然也不存在一种能够描述脑部活动的“通用”创造力模型。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创造力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人类行为的灵活性。行为的灵活性并不是依赖于单一的、僵化的认知过程，而是依赖于各种认知过程的创造性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应对社会和生态环境中层出不穷的新难题。创造力的心理学基础是如此复杂，我们几乎可以确信，头脑中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创造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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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部疾病、损伤研究和现代神经成像研究为我们理解创造力与脑的关系提供了各种资源。有一种称为额颞叶退化（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FLD）的脑部疾病吸引了神经科学家的注意。这种疾病表现为额叶和颞叶逐步萎缩，可能会导致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认知问题。一般认为任何影响额叶功能的疾病都会损害创造力。但是某些研究者却发现了一些奇特的临床案例：FLD症状的出现伴随着艺术才能和创造力的提高。[14]原先对艺术没有兴趣的个体在患病之后成为画家。还有一名患者原本就是画家，患病后他的绘画技艺反而进步了，尽管完成整幅作品的能力在衰退。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FLD患者并不具有“多产的”创造力。[15]他们在标准化的创造力心理测试中表现得很差，这说明他们无法建设性地组织他们的思维，这也就是额叶功能有缺陷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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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D患者的“伪创造力”并不能证明他们的才华或创造力有提升，而更可能是额叶受损导致的去抑制（disinhibition）作用。例如，FLD患者对于性意象的使用和执念，可能会被他人主观地评价为创造力的提升，但其实这并不真的意味着有创造性。[16]从另一方面来看，增强的去抑制水平可能是创造力的一个重要人格特征。一个人之所以被认为是有创造力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愿意去挑战公认的行为方式，在那些不愿意改变现状的人面前展现自己的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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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科学家艾丽斯·弗莱厄蒂提出了一个新的创造力模型，其中既融汇了神经成像研究和病变研究的解剖学成果，又囊括了药理学从神经化学角度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17]弗莱厄蒂的模型不仅试图解释绘画、音乐等艺术创造力，还希望能解释语言、科学、数学等其他领域的创造力。基于对一些FLD患者的研究，弗莱厄蒂认为，连接额叶和颞叶的一个神经网络对于创造性过程起到了尤其重要的作用。更具体地说，额叶和颞叶内部一些区域之间的互动正是创造性表达的调节器。颞叶缺陷能促进创造性想法的产生，有时这需要以牺牲创意的质量为代价，因为个体会处于狂躁状态。而额叶缺陷则会抑制创造性思维，因为前额叶皮质会参与到许多与创造力有关的认知过程中，如工作记忆、持续性注意、抽象能力以及策划能力。因此额叶和颞叶通过相互制约的神经通路来协同工作，产出既有新意又有实用性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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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颞叶退化使脑部的额叶和颞叶日益萎缩，最终导致阿尔茨海默症。与健康的脑部相比，FLD患者大脑的脑沟变宽。在一些症状不甚严重的病例中，FLD引起的去抑制作用会促进创造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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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额颞叶神经网络，弗莱厄蒂还强调了另一个对创造性表达至关重要的脑部系统——边缘系统的多巴胺通路（与额叶有密切的联系）。创造性活动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有创造力的人对于感官刺激更为敏感，有更高的唤醒基线水平，并且表现出更强烈的目标导向行为。在弗莱厄蒂的模型中，多巴胺系统的活跃程度会影响创造力水平。前文讨论过，多巴胺能够调节追求奖赏的行为，包括审美的敏感性，例如欣赏漂亮的面孔和美妙的音乐。弗莱厄蒂认为，创造性动机也受到多巴胺系统的强烈影响，其证据主要来自药理学研究。增强多巴胺活跃度的药物（兴奋剂），如可卡因和左旋多巴，能够强化唤醒和目标导向行为。而多巴胺拮抗药物，如某些抗精神病药物，则会切断某些创造力所必需的神经连接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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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和对想法生成过程的内部监控，显然是创造力神经基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对脑解剖学和创造力关系的研究表明，脑部其他区域会随着个体创造力水平的高低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心理学家雷克斯·荣格（Rex Jung）及其同事研究了脑部各区域皮质厚度与个体在心理量表“创造性成就问卷”中得分之间的相关性。[18]他们发现，若干脑部区域的皮质厚度与个体在创造性及发散思维测试中的表现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相关关系。这些区域在左右大脑半球均有分布，而且包括了额叶部分区域以及颞叶与枕叶/顶叶相连接的区域。这些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前文提到的假说，即创造力并不依赖于脑部某个特定的区域或半球，而是依赖于一个分布在脑部各区域的神经网络。有趣的是，某些脑部区域的皮质厚度与创造力得分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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