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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种普遍人道主义的理念之下，1863—1864年的这个宣传活动仍然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色彩，最清晰地反映在对白奴儿童的侧重和对他们的摄影表现。这些孩子占了八个人的一半；而黑奴中只有一个未成年人。在《哈珀周刊》刊登的来信中，这些白孩子的人种特征被反复强调：丽贝卡·胡哥“从所有方面看完全是个白种人。她的肤色、头发和其他特征没有丝毫黑人血统的踪迹”；罗西娜·唐斯是个“不到六岁的漂亮女孩，生着白皙的皮肤和丝质的头发”，“有一个和她一样白的姐妹和三个比较黑的兄弟”；奥古斯塔·包捷的“妈妈几乎和她完全一样白，现在仍被她的同父异母兄弟拥有”；查理斯·泰勒的“肤色非常白皙，生着淡色的丝一样的头发……但这个白男孩告诉我们，他和他的母亲两次被作为奴隶贩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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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描述的预想读者，很明显是那些对废奴运动不够关心或尚有疑虑的北部白人，包括刚刚发生不久的“纽约征兵暴动”的参与者、同情者和旁观者。它们传递的信息是：你看，这是你的同类，虽然他们现在获得了自由，但还有很多同样的白奴孩子处于南方奴隶主的奴役之下，被当作物件转售甚至被作为泄欲的工具。与文字相比，照片更有力地传递了这一信息，因为它们用视觉形象把这些白奴儿童呈现在读者眼前，使他们亲眼看到这些孩子的“白皙”皮肤和“丝一样”的头发——这些照片让他们联想起自己的孩子，从而激起他们的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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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照片的创意和设计明显体现出这种宣传意图：除了几幅黑白奴隶的合影之外，白奴儿童被频繁表现为中产阶级家庭子女或模仿北方城市居民的“小大人”。以丽贝卡的其他几幅单人肖像为例，其中一幅把她表现为一个虔诚教徒，正在跪拜祈祷（图3.23）；一幅给她穿上休闲仕女服装，正在影楼中布置出的田野中休憩（图3.24）；一幅中她半跪在星条旗前，双手合在胸前对北方联邦效忠（图3.25）。由此，当我们转回到本节开始处介绍的两张穿衣镜肖像时（见图3.17，3.18），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图像的含义：它们模仿的是当时美国富裕白人女子钟爱的一种自我形象，由穿衣镜映出的双身更强调出她们的自我意识。把这种形象附加在刚获得自由的一个白奴女孩身上，这些摄影作品引导它们的预想观众与南方奴隶发生认同，从而同情和支持正在进行中的废奴运动。但由于这种认同仍然基于相同或相似的人种特征，它们对废奴运动的策略性推动同时也背叛了这个运动的泛人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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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3 M. H.金博尔，《祈祷的丽贝卡》。黑白卡片照，1863—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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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4 M. H.金博尔，《郊外的丽贝卡》。黑白卡片照，1863—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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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5 查尔斯·帕克森，《向国旗宣誓的丽贝卡》。黑白卡片照，1863—18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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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画·影：穿衣镜全球小史 [:1700374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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暹罗国王的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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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节讨论的丽贝卡的两张肖像，说明穿衣镜摄影模式在欧洲发明后，于1860初期已在纽约这样的美国大城市中普及。至于世界上的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我们在下节中将谈到这种模式至少在1873年以前也被介绍给了中国摄影爱好者，但现存使用穿衣镜的实际摄影作品不早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本节讨论的例子也产生于这个时刻：这是出现在东南亚的暹罗王国——即今日泰国——的一组照片，由一位名叫奕·汶纳（Erb Bunnag，1879—1944年）的业余摄影师在20世纪初拍摄（图3.26）。正如丽贝卡的肖像一样，这组照片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重大政治改革。但这些改革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之中，照片的目的和功能也判然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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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奕·汶纳在工作中。黑白照片，约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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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汶纳是暹罗国王朱拉隆功（Chulalongkorn，1853—1910年）的众多妃子之一。朱拉隆功的正式名号为拉玛五世，是泰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在位期间对暹罗的政治及社会制度施行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他也因此被奉为现代泰国之父。(11)朱拉隆功从小受英国家庭教师辅导，能说一口流利英语，也对西方现代科学和政治体制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他十五岁的时候——即1868年——登上王位（图3.27），成年前由摄政代理政事，他则在数年内访问了周边国家，熟悉英国和荷兰政府在那里使用的西方管理模式。他于1873年亲自执政，之后首先进行的一项改革就是逐步废除暹罗已有五百余年历史的奴隶制度。翌年颁布的解放奴隶子女法令，规定凡在1868年他初次加冕以后出生的奴隶，年满二十一岁时便可成为自由民。有意思的是，他的英国家庭教师安娜·列奥诺温斯（Anna Harriette Leonowens，1831—1915年）后来回忆说，这项改革的缘起是她在朱拉隆功小时候给他读的《汤姆叔叔的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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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7 朱拉隆功首次加冕照。黑白照片，18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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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也见证了他对暹罗政治管理系统的一系列改革，包括设立内阁和枢密院委员会协助国王处理政务，以及讨论将要颁布的新法。这些改革自然受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包括1874年的“前宫事件”，但都被朱拉隆功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机智的政治手段一一击破或化解。以此为基础，他从1887年起推行了一系列更广泛的改革，仿照欧洲体制建立国防部、教育部、农业部、司法部等十二个部委以及新式法院，制定刑事法，革新民事法，废除传统酷刑制度，并把管理人员从吃田俸的封建官吏转变为领工资的政府职员。他的政府也从英、美、丹麦、瑞典等国聘请专家充当各部顾问，以协助改革事业进行。但朱拉隆功的最大功绩，可说是在欧洲列强的压力下维持了国家的基本独立，特别是当时暹罗的所有邻国，如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马来亚和印度，都已沦为英国或法国的殖民地。他也成为第一个跨出国门的泰国国王和对欧洲进行最大规模访问调查的亚洲君主，于1897年和1907年两次访问了德国、英国、法国、俄国、荷兰、意大利、奥匈帝国、瑞典、丹麦等国，受到这些西方国家至少是形式上的平等接待（图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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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8 朱拉隆功访问拿破仑墓。载《小杂志》（Le Petit Journal），189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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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就是这样一位现代君主，却在他在位期间建立了暹罗历史上最大的后宫：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调查，位于曼谷大皇宫内的内宫（Inner Palace）——或称内城（Inner City）——在朱拉隆功在位时期容纳了大约三千名女子，而只有国王一个成年男人可以入内。这些女子中的一百五十三位是他的妃子，给他生了七十七个孩子。当一个妃子为国王生了孩子，她就会被给予更高级别的独立住所，获得更多的随从。(12)根据一份对暹罗内宫制度的研究，内宫中的女子属于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最有权势的是出身王室的女性和国王宠幸的妃子，通常从幼年起就在内宫中长大，与国王保持着密切联系。第二个阶层是贵族和低级王室成员的女儿们，常常是王后和妃子的陪伴。她们长大后或变为妃子或成为内宫的管理人员，也有一些离开皇宫去组织自己的家庭。第三个也是最低的一个层次是内宫中从事各种服务性工作的女性，从看门人到清洁工不一而足。(13)20世纪初期担任邵瓦帕（Saowapha）王后私人医生的马尔科姆·史密斯（Malcolm Smith）见证说，最高层次的王后每人有两百到三百名随从，但等级较低的妃子也有仆人和伴随她们的年轻女子，常是来宫中学习朝廷礼仪的姐妹。他写道：“（内宫）是个名副其实的自给自足的城市，包括由拥挤的房屋和窄街构成的网络，以及花园、草地、人工湖和商店。它有自己的政府和各种机构、自己的法律和法庭。它是一座女性的城市。”(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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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章有关的三个人物都住在这座城里，他们分别是朱拉隆功国王——城中的唯一男人；以上提到的业余摄影师奕·汶纳；以及达拉·拉萨米（Dara Rasami，1873—1933年)，她是朱拉隆功的另一个妃子，以后被提升为王后之一。这两位女子都从上述内宫里的中等级别逐渐上升到最高层次。三人除了婚姻关系之外还被其他两层关系联系在一起，一是暹罗国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纽带，二是作为现代化象征和图像表现工具的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