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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承担起把中国传统健康理念和医疗方式介绍到西方世界的责任，首先从1869年至1872年在上海的《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上连载《中国治疗艺术》十篇，介绍中国的医学经典和疾病观念。随后于1877年在北京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的疾病》（The Disease of China, Their Causes, Condition, and Prevalence Contrasted With Those of Europe）。他在生命的晚年更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医文化的研究，1894年将清代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译成英文刊登在《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上，隔年又在同一期刊上登出《医宗金鉴》部分章节的译文。他还投入了对中国养生术和气功学研究，在1895年的《北京东方学会刊》（The Journal of Peking Oriental Society）以“功夫——医学养身术”为名分两部分给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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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诸种著作中，他主持下的京都施医院编辑发行的《中西闻见录》是一份超出医学的中文出版物，向19世纪的中国人介绍了当时的最新科学知识，包括“蒸汽机因子折叠法”（第4期）、“车轮轨道说”（第5期）等。他在这份刊物第9—12期（1873）上附图连载的《镜影灯说》对幻灯投影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不但解释这种视觉技术在中国和西方的源流，而且详细说明“镜影灯”（即幻灯机）的制作方法，提供了标有尺寸的图纸并解释了灯光和玻璃的种类。(30)在接下来三期连载的《镜影灯续稿》中，又提供了制造三种不同照明燃料的方法。(31)这篇文章的起因，是由于他在教学中应用了幻灯技术以演示人体解剖、讲解血液循环等，他的演示方式引起听众的很大兴趣，他因此用中文详细介绍出来以飨读者。对德贞说来，“传教”的职能不限于宗教，而是包括了所有种类的知识。他对摄影的介绍也出于同一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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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到中国之后并没有抛弃对摄影的兴趣，在行医之余拍摄了不少建筑和风光照片，其中较为珍贵的是对西郊清漪园（今日颐和园）遗址的一组记录——这个被英法联军焚毁不久的皇家园林尚满目疮痍（图3.38）。他并把摄影技术作为和中国人联系的一种方式。据他自己说，当京都施医院建立之后，前去拜访他和就诊的人很多，大家知道他会照相后就纷纷请他拍照，其中更有一些人希望了解摄影而向他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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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有摄影匣者，不以技工之拙，而委我以照影之事。于是中西各国之友，接踵相托，而疾病颠连之人，络绎旁骛。终日应答不遑，衷情仄然，因思将脱影（即摄影）之事，译出华文，编次成书，用酬友道，稍舒歉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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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8 德贞，《英法联军焚毁后的清漪园》。黑白照片，19世纪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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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他为什么在行医之余，用中文编写和出版《脱影奇观》一书的原因（图3.39）。此书于1873年以木板刻印在北京刊行，虽说是“译出华文”，但并没有说明译自何书。更大的一个可能是他采集西方对摄影的介绍，益以自己的心得编成此书。全书四册线装，内容分理学、艺术、法则三部分，卷首的《脱影源流史传》介绍了摄影术在欧洲的发明经过。书中刻印了当时西洋流行使用的各种照相器材的样式（图3.40），介绍了拍摄和冲洗照片的方法，卷末并附录上文说到的“镜影灯说”。当时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完颜崇厚在为此书写的弁言中称赞其“详载光学化学誌理，并聚光用药之法，明白晓畅，开数十年不传之秘”。(32)最后一句意味这是详细介绍摄影原理和方法的第一本中文书，向他和其他中国读者揭开了这个西洋奇技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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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9 德贞《脱影奇观》封面，1873年于北京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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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0 德贞《脱影奇观》中的照相器材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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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对“穿衣镜模式”的介绍出现于该书中卷关于摄影艺术的部分。他在小标题“照镜影之法”下写道：“若照影时，背后置一大穿衣镜，其人影照出，而前后俱见。又有照其人影于穿衣镜中，盖镜中之影左衽，返照于聚影匣中而影则正。”(33)（图3.41）细按文意，他在此处介绍的实际上是两种拍照镜影的方法，但都使用了“大穿衣镜”。一种是利用穿衣镜拍照出人的前后两面，另一种是只拍摄镜子中的影像。后者的奇妙之处是镜子里面的倒转映像，在照相机（即聚影匣）的取景器中又被转为正像。穿衣镜和照相机因此又一次被联系在一起，这次在于二者都能够把形象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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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1 德贞《脱影奇观》中的“照镜影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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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贞无疑在来中国之前就见过这类穿衣镜照片。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在中国将其付诸实践，或者《脱影奇观》的读者中是否有人曾尝试制作这类照片。但这份文献清楚地说明，使用穿衣镜拍摄肖像的方法在1870年代就已经传到中国，而这个技术和艺术的传递是随着宗教和科学的传布到达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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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5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上登出一则题为《照像新法》的广告：“小号耀华新法照像，能见人之前后左右全体，赐顾者请尝试之。拋球场东首亨达利对门耀华启。”（图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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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2 耀华照相馆《照像新法》广告，上海《新闻报》，1897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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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短短的广告对我们了解穿衣镜摄影模式在全球的流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相当可靠地敲定了这种模式在中国出现和流行的时间。在此之前，虽然像德贞这样的旅华西方摄影家知道这种摄影方式的存在并以文字将其介绍给中国读者，但是他们并没有留下使用穿衣镜拍摄的照片；而当商业影楼自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出现之后，在很长时间内也没有引入这种肖像模式。这就是为什么耀华照相馆在1897年刊登这个广告时，把“见人之前后左右全体”的穿衣镜肖像说成是“新法”的原因。沿着这个线索，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照相馆的一些典型作品进行分析。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耀华照相馆是上海商业摄影的“四大天王”之一，极为自觉地争取和巩固其作为界内时尚领袖的地位，我们可以由这些照片进而思考穿衣镜肖像代表了什么意义上的“新”，它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的视觉文化又有何种更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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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期数以百计的上海影楼中，耀华照相馆最自觉地以各种“新法”吸引顾客，也最明确地追求中西合璧的肖像风格。这个照相馆坐落在上海最繁华的大马路上（即今日南京路），在上海人用作地标的亨达利钟表行的斜对门。(34)图3.43中的历史照片摄于1895年前后，显示影楼位于一幢西式双层建筑中，门口两旁橱窗里展示着用于招徕顾客的产品，门上方的英文招牌写着“Sze Yuen Ming Photographer”。“Sze Yuen Ming”是照相馆创始人施雨明（1861—1935年）——更多时候被称作施德之——的广东话发音，也是耀华的英文名字。施德之是个出生在香港的中英混血，英文名字是Star Talbot。虽然出身贫寒——他的父亲是个英国水手，母亲是个福建女子，但当他闯荡到上海，娶了花旗银行伦敦分行首任经理奥古斯都·怀特（Augustus J. White）的孙女之后，为自己找到了经济后台和社会资源，于1891年购得沙为地照相馆（H. Salzwedel & Co.）的全部设备，之后将其改名为“耀华”——或“Sze Yuen Ming Photogra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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