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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10，发留顶前，束以丝缯，如“博焦”之状，也叫做“鹁角”。11、12，小儿发饰之另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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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五行志》载：理宗朝时，童孩削发，必留像大钱大一些的头发于头顶左，名之日：“偏顶’。或者留之于顶前，束以丝缯，象“博焦”的形状，【12】或称之为“鹁角”．女孩稍大即作若干小髻的装束（见图9.3.37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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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饰 宋代妇人承前代之风，常在额上和两颊间贴以花子。这种花子是用极薄的金属片和彩纸剪成各种小花朵或者做成小鸟、小鸭的形状，用一种呵胶粘贴。这种胶水出之于辽水之间，可以粘合羽箭，又宜为妇女贴花钿之用，呵嘘后就可以溶解粘贴，故叫做呵胶。在太宗淳化年间，京师巷间的妇人又竞剪黑光纸作团靥以饰面部；也有用鱼腮中小骨来装饰在面间的，称之为“鱼媚子”。《宋徽宗宫词》有“宫人思学寿阳妆”之句，就是记当时宫中的宫女效学南朝宋武帝的女儿寿阳公主，她在人日的那天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在她的额上，形成五出花朵，拂之不能去，经过三天后洗之乃落去，于是宫女们奇其面妆之异，相互仿效作“寿阳落梅妆”。见彩色图13，宋仁宗后像额间尚作贴珠花钿的妆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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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后期，封建王朝由于内宫和上层社会侈靡成习，北方的女真族金又崛起，因而当时的上层妇女又喜效学北方民族妇女的打扮，主要是在发髻方面。作束发垂脑的女真族妇女的发式，谓之“女真妆”。先出现在宫中，后来逐渐遍及全国，致有“浅淡梳妆，爱学女真梳掠’之语。又舞女戴狸帽覆额，有“茸茸狸帽遮梅额，金蝉罗剪胡衫窄”句。这种装束，也是从北方民族，主要是从当时的辽、金学来的。在宋和金人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昭君出塞图》以及吉林库伦旗辽墓壁画中的妇人所戴者应即是这种帽式。可参阅第十章、第十一章辽、金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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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述宋代妇女服饰，象龙凤翚翟的冠服，是属于贵族命妇所穿所戴的。对于广大的劳动妇女来说，她们不可能像贵族妇女们穿着锦绣衣服，拖着长长的裙子，梳着高大的发髻和插着那样多的簪钗珠玉首饰。除了财力不允许外，又怎能设想她们会穿着这样繁琐的装束而终日胼手胝足辛勤劳动呢？这当然不可能。所以她们穿的不过是破袄旧裙，头上插的是荆簪铜钗。在衣裙的质料上是粗陋的布帛，式样上是短身窄袖，如图9.3.16女、9.3.17女。—般的衣、裙、襦、袄、半臂，她们都是可以穿的。那种长可曳地的裙子和珠翠满头的首饰是不可能穿戴的了。但是在古代有一种“摄盛”的制度，即遇有典礼时，如婚嫁等，凡小康之家或略可办到的，虽不是命妇的平民男女也可假末等的命服穿用。也就是淳熙中朱熹所定的，“冠婚礼中，妇人则假髻，大衣长裙，女子在宝者冠子、背子、众妾则假髻、背子。又大衣本命妇服，而一般亦可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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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8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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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8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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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晋祠泥塑，高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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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四节 褙子、半臂、背心、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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褙子、半臂、背心、裆。这四种服饰，有相类之处，也有其发展和演变的，并且这几种衣服，是男女都穿的。其中以背子来说，在宋代变化较多，因此将上列衣服另列一类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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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子 或作褙子（褙同背），又名绰子。在宋代，男子和妇女们都穿着它的，但其使用、形式及时间上都有不同的变化。譬如：有的说“长背子古无之”；亦有说“前辈无着背子者，虽妇人亦无之。”且其长短和宽袖、窄袖等，在使用上和男女间都有些不同。现就宋人对于当时褙子的说法择要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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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宋代穿这种背子的有哪几类人。《玉音问答》载：“朕已去绣纱绰子讫，卿亦可便服。”《晁氏客话》载：“哲宗即位于柩前，即衣此背子（黄褙子）也。”《宋稗类钞》载：“宣和中苏叔党游京师……传旨宣召……见上披黄背子。”《宣和遗事》载：“徽宗闻言大喜，即时换了衣服，将龙袍卸却，把一领皂褙穿着。上面着一领道袍，系一条红丝吕公条……是时底王孙公子、才人、伎人、男子汉都是顶了背带头巾，窄地长背子，宽口裤。”《老学庵笔记》云：“往事执政签书文字率著帽，衣盘领紫背子，至宣和犹不改也。”《朱子语类》云，“崇观间，莆人朱给事子入京，父令过钱塘谒故人某大卿，大卿宴以酒……又五盏歇坐，宴至五盏酒时请解衫带，著背子。”又“前辈子弟，平时家居皆裹帽著背，不裹帽便为非礼，出门皆须且冠带。”《爱日斋丛钞》云：“有黄生名允者，初冬无衣，陈无己赠背子，坚不受。”《宜川家乘》云：“区叔时与元明次公同饭，为元明作吉贝（即棉花所织的布）背子。”《梦梁录》云：“香铺人顶帽披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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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梦华录》载：驾行仪卫中，“诸班直亲从视事官皆帽子结带……短后打甲背子……天武官皆顶朱漆金装笠子……红上团花背子，三衙并带御器械官皆小帽背子，或紫绣战袍。”《梦梁录》作：“卫官皆小帽背子。”又：“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宋朝事实》载：“又皆有绯小绫罨画带甲背子……殿前诸班直皆服锦袄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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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宋代男子穿褙子的有皇帝、官吏、士人、商贾、仪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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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妇女穿背子的有哪几类人物。《宋史，舆服志》载：“乾道七年定其常服，后、妃大袖生色领，长裙，霞帔玉坠子，背子生色领，皆用绛色，盖与臣下无异。”《师友谈记》记禁中侍宴，“宝慈暨长乐皆白角团冠，前后惟白玉龙簪而已，衣黄背子，亦无华彩，太后暨中宫皆……衣红背子，皆用珠为饰。”《道山清话》云：“子瞻曾言……仁宗……传宝慈圣起着褙子，不开门，但于门缝中……”。《武林旧事》载：“庆圣节……三盏后皇后换团冠背儿，太子免系裹再坐，皇后归谒家庙，本阁官奏请皇后服团冠背儿；公主下降有真珠大衣背子。”“四孟驾出，令妇女裙背。”“迎新酒库妓之琤琤者，皆珠翠盛饰，销金红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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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舆服志》载：“谆熙中朱熹又定女子在室冠子背子，众妾则假髻背子（此为冠婚之礼）。”《东京梦华录》云：“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湖老人繁胜录》云：“迎酒日稍年高都着红背子，特髻。【13】”《都城纪胜》云：“中秋节酒库开沽，各用妓弟……一等特髻大衣，二等冠子帬（同裙）背者。”《家礼》载：“女子笄，适房服背子，”又“杂仪……妇人冠子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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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乐志》载：“教坊凡四部……六曰采莲队，衣红罗生色绰子，系晕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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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诸书记载中，可以知道宋代女子穿背子的有后、妃、公主，有家居妇女，有说媒的妇人，有迎酒节日的女妓，有教坊中的歌乐女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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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载述，男和女两者穿着褙子的在宋代确是极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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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男子穿的背子来说，从记载中看，它还不能作为正式服饰应用，虽如封建的帝王在即位时也穿这种背子，但这是一因在大丧期内，二是哲宗当时还是未成年人，所以把背子权作礼服之用。朱熹在答其门徒问时也说过：“孝宗简便，平时着背，常朝引见臣下，只是凉衫。”可证不是宋代每个皇帝都是这样的。宋徽宗也在卸了正服龙袍后再换着背子，且上面有罩以道袍，这就是把背子作为衬服而不是当作礼服之用。至于官员们也只作为穿公裳时把背子作为衬服，士大夫们虽平时也有只穿背子见客，但也必须戴帽并以勒帛系束方为得体。凡此所记，都说明褙子是属于非正式礼服，只是在家作为会客时的简便礼服或是作衬服之用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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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妇人、女子的穿背子，却有着正式的规定。如《舆服志》中所说的：命妇以花钗翟衣为正式礼服之外，背子即作为常服穿用。如皇后受册后回来谒家庙时也穿背子，皇后在庆节日时第三盏酒后才换团冠背子，说明背子是作常服使用的。一般未嫁女子和妾辈也把背子作为常服。其他如说媒、迎酒节日也作为较次盛饰之服穿着，因为一等者用特髻大衣，大衣即命妇正式礼服，而二等即着裙背，所以说是次于大衣的一种常礼服。这是妇女穿背子的作用不象男子一样，从其使用上说也是略有异同。妇人的背子，又列入冠服之例，这是褙子在男子和女子穿着使用上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