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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农民起义军的服饰，由于当时记述者都是地主阶级的文人，因而对于这方面的记载是很少的。据《宋稗类钞》载：“宣和二年十日（1112年）……方腊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以上凡六等，无甲胄……腊之妇红妆盛饰，如后妃像，以镜置胸怀间，就日中行则光彩烂然……。”实际在当时的条件下，方腊的军士也不可能在军马倥偬中，对服式制度作多大的改变。因为起义军都是受压迫剥削最深的贫苦农民，他们只有在原有的服装上加以一种标帜，如在头部、胸背、腰间等某一部分加上某种色彩的、某种形式的附加件，以此来区别于统治阶级的军队。上面所说方腊起义军中用的各式头巾等也是这种情形。其后夺得战甲战盔当是可能的，但其形制大体也不会另有所定。至于衣服大抵还是当时一般人所穿的装束。我们再从后人所作的《水浒》中看，梁山泊各人也是穿当时的服装和盔甲。在描写方腊服饰时是：“头戴一顶冲天转角幞头，身穿日月云肩九龙绣袍，腰系……玉带……朝靴”，“脱了赭黄袍，丢去金花幞头……穿上草履麻鞋……”，这种装束都是当时品官和一般人的服饰。又如柴进头戴冠。按冠在隋、唐以后就废弃不用了。【19】同时由于时间较短，不可能在服饰上作多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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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七节 北方诸民族在服饰上对宋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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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北方的几个民族中，主要是契丹族的势力，后来女真族兴起，到北宋后期女真族的贵族主掠迫更甚，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沦为女真族的贵族主统治。在这前后长期与北方两个主要民族闹得时战时和中，于上层建筑领域双方都有着交互的影响，表现在服饰这个意识形态上也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如真定（今正定）陷落时，宋知真定府刘邈在坚决抵抗后被金人所执，就逼令他剃顶发作女真族装，刘邈不从而死。在宋人抗金文中也有：“河东士庶，首被其害，披发左衽，勉强从俗。”这种民族间逼令改装与不改装也表现为投降与不投降的战争。其后广大人民不愿异族贵族主的压迫而群起反抗，表现在服饰上，就是不愿改换金族的装束。这种斗争终于逼使金贵族主放弃了改俗换装的主张，不得不下令，“衣冠许从其便。”但在金贵族主的长期高压统治下，在服饰上也必然会起变化。如《揽辔录》中所说的：“最甚者衣服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又如宋代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云：“陈益为奉使金国，属官过滹沱（河）光武庙，见塑像左衽。”在岳珂《程史》中也说至涟水、泗州（泗县），都见到塑像刻像皆作“左衽”，并说：“此制盖金人为之。”这种左衽制的衣式在山西壁画及砖雕中见之，至今在山西平遥的双林寺尤能见到这种“左衽”的塑像。【20】这是指原为宋人而沦于金贵族主统治下的情形。即在宋人方面，也有受外族在服饰上的影响。契丹族的辽虽没有命令改装易服，但其影响也是有的。如在庆历八年（1048年）诏：“禁士庶效契丹服及乘骑鞍辔，妇人衣铜绿、兔褐之类。”【21】到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年），先后诏：“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钩墩之类者，以违御笔论。【22】”又京城一带有人穿外裔（外族）形的衣装和戴毡笠子，着战袍而系外族束带一类的，着开封府严行禁止。同时，妇女们的发式也都有效学女真的妆式，作束发垂脑的式样，谓之曰“女真妆。”首先在宫掖中仿效，继而遍及全国。又如临安舞女戴茸茸狸帽和穿窄窄胡衫，也是其中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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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治通鉴》有孝宗乾道四年臣僚言：“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服饰乱常，习为边装，声音乱雅，好为北乐，臣窃伤悼。中原士民，延首企踵，欲复见中都之制度者三四十年却不可得。而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静夜，十百为群，吹鹧鸪，拨洋琴，使一人黑衣而舞，众人拍手和之，伤风败俗，不可不惩，诏禁之。”这里就可以看出，当时北方民族生活中所尚者，也流传到了南宋京都临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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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人和北方诸民族在服装上彼此间的仿制和影响，在辽、金等各章中还要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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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服饰史 第八节 宋代的生活及仪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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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生活基本上已接近明代，坐也坐在凳子上、椅子上、兀子上。又如茶几、衣架、梳妆台、太师椅、画屏等都齐备。在唐时犹有在坐席或坐榻时以垂足为不礼，到了宋代此种习惯已有所改变，坐时都两脚垂下，就是已像现代人的坐式了。出门行路，宋早期还是乘马，除少数年老的官员许乘轿，后来富有之家亦有乘轿的，但是在禁止之例。到南渡以后，由于当时的马匹，几乎大部分为金人掠索去，所以改用轿子。贵族士女乘小轿或不垂帘幕，或乘坐车子，车子的形象和轿子相仿，前后有小栏干而以牛拖之。又有独轮车、串车、太平车、平头车等。士大夫一般出行常乘驴、骡以代步，出游时常带苍头或侍童随从，并携带四方形有盖的照袋，里面贮放笺、墨、笔、砚、韵书等，以便随时赋诗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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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士大夫出门时用青缣为扇以障日，扇则放置在青色的袋内。官僚们也一度以扇来障日，后来又不用。到开禧年间（1025年），官员们又始用皂盖，盖即是伞。南宋时开始流行摺叠扇，但当时以竹或象牙为骨，夹以绫罗，饰以金银。其他有细画的绢扇、纸扇、异色影花扇等，仕女们则大多用团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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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的高官如节度使者有赐龙、虎、旌节等，受赐者就把这种旌节藏之于公宇或私室内，这种藏有旌节的堂屋称为“节堂”。《愧剡录》载：“今制有节无旌……诸建旄者率为屋数楹，置香几于前，月祭以俎肉卮酒，而命一二使臣者视其扃钥，号节堂，盖以为美观云。”【24】水浒中佞臣高俅陷害林冲，就是用计诱骗他到“白虎节堂”，因为这种节堂是一般人不能进入的。又在高级官员们的公门设有门戟之制，戟用木为之而无刃，并设架列之，谓之棨戟。如大都督府用十四，中都督十二，下都督十。如果私门府第立戟，须恩赐方可，如正一品用十六，二品以上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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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军事上重要传信则用檄牌，有金字牌、红字牌。金字牌日行四百里，是最速递达的一种牌。秦桧用十二道金牌召岳飞班师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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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下级见上级、卑见尊或彼此相见时，除重大的跪拜、罄折诸礼外，以立正叉手为礼。如果撒手则为不敬。如岳飞被陷害入狱，初时对狱吏立身不正而撤其手，吏即击杖而叱曰：“叉手立正。”又如何叉手敛身向张师雄问有何计策之事即是。此种叉手礼有拱手作揖礼的意义，其形式在宋陶俑及宋画中尚能见之。《事林广记》载之叉手法已在唐代仪俗中述之。又《老学庵笔记》载：“旧制朝参拜舞而已，政和以后增以喏，然绍兴中予造朝已不复喏矣。淳熙末还朝则迎驾，起居阁门亦喝唱喏，然未曾出声也。”此即唱诺有作揖之意在，亦宋时的仪注。山西洪洞县元代戏曲壁画中的演员，尚作此叉手礼。他如五代的《韩熙载夜晏图》中也能见到（见图9.8.1礼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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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洪洞县元代戏曲壁画中之叉手图。2．宋代盐店庄疆氏墓出土的俑之叉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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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揖时需稍阔其足，立则稳，揖时须曲其身，眼看鞋头，方称有仪。虽揖亦须直其膝，当低头时使手至膝但不得靠膝，唱喏毕则手应随之而起并叉手于胸前。揖尊者则须手过膝下，喏毕亦随身起而叉手于胸前。这是祗揖的姿态（见图9.8.2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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