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039423e+09
1700394230 三、佳人佩“五兵”
1700394231
1700394232 戎装在六朝女子服饰上的另一个体现,是她们身上的佩饰。唐房玄龄等所著《晋书·五行志(上)》载:
1700394233
1700394234 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以当笄。干宝以为“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物异等,贽币不同。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此妇人妖之甚者。于是遂有贾后之事”。终亡天下。[66]
1700394235
1700394236 唐人的这段话,显然来自东晋干宝的记述,只是在文字上略有不同。干宝《搜神记》卷七:
1700394237
1700394238 晋惠帝元康中,妇人之饰有五佩兵。又以金、银、象角、玳瑁之属,为斧、钺、戈、戟而载之,以当笄。男女之别,国之大节,故服食异等。今妇人而以兵器为饰,盖妖之甚者也。于是遂有贾后之事。[67]
1700394239
1700394240
1700394241 干宝所云“五佩兵”亦即《晋书》中的“五兵佩”,是一种模拟兵器式样的佩饰。按干宝所述,五兵佩出现在西晋惠帝元康时期,也就是皇后贾南风擅权专政导致“八王之乱”的时候,和上文裆衫一样都被看作妖异的服饰。同时出现的妖异饰物,还有用金银、象角(象牙)、玳瑁(龟壳)等制作的异形发笄,其形状模仿斧、钺、戈、戟等兵器样式。干宝认为,妇人佩戴兵器是一种不祥之兆,意味着女人专政,将导致天下兵戈之祸,是贾后乱国、西晋丧亡的征兆。唐人著《晋书》也征引此事,以警告后人引以为戒。
1700394242
1700394243 1981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达茂旗(现属包头市)西河子乡发掘一处南北朝窖藏,出土金链一条,上面装饰着两枚梳子和五枚兵器的模型(图3-31)。金链上的兵器包括两枚盾牌、两支戟和一把钺,这与“五兵佩”十分吻合。孙机先生认为此即五兵佩,应该是一条项链,它和古印度纪元前后佛教造像中的项饰十分相似;尤其在古印度项饰上还缀有剑、戟、斧钺、盾牌、战轮等模型,因此,二者应具有一定的承继关系。[68]这种观点是值得我们尊重的。但古印度项饰传入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流行,恐怕还是和中国本土的战争拥有密切关系。这种带有异域风情的项饰,很可能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带入中原的,因为他们对金饰本来就情有独钟,而且更容易接受佛教的影响,并佩戴这种带有佛教色彩的饰物。六朝女子的神经长年被战争所挑动,兵饰对于她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成了一种时尚,她们能接受五兵佩也就不奇怪了。只是在印度佛教中,斧、钺、剑、戟乃护法之物,戴在身上如同护身符;而在中原儒家正统文化中,刀兵则是不祥之物,所以妇人佩五兵,也就会招来非议,尤其处在南北朝这样社会动荡的时期,士大夫们的神经是格外敏感的。
1700394244
1700394245
1700394246
1700394247
1700394248 图3-31 悬挂五兵的金链(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乡窖藏)
1700394249
1700394250 除了五兵佩,在近些年的六朝出土文物中,还发现了带有兵器形状的发簪,这和干宝的说法也是一致的。在南京象山东晋墓中,出土了一支金簪(图3-32),发掘简报说:“金簪1件(M9:10)。一端有卷云形饰,通长19厘米。”[69]从图片资料看,“卷云形饰”其实是一只钺,而这座墓是东晋振威将军王建之及其妻刘媚子的合葬墓,一位将军的妻子头戴钺形金簪,还是合乎情理的。陕西省旬阳县大河南东晋墓出土铜钗一支(图3-33),首似矛,为菱形;一支银簪(图3-34),简报称:“(银)簪1件(M3:7-1):基本完整,尾部4.5厘米处上折110°。簪形似戟状,簪首扁平,顶端尖,一侧有一个上弯曲齿,其下接由银丝盘卷而成的两组对称卷云纹状,细长柄。长30厘米,重量10.4克。”[70]该墓也为夫妻合葬,男子身边有铜弩机,看来也是一位武将,兵器形簪钗则置于女子头部。由此看来,东晋女子以兵器为饰,似乎和她们的丈夫为武将拥有一定关系。这同时也说明,干宝的记载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都是今人所谓的“小说家者言”。
1700394251
1700394252
1700394253
1700394254
1700394255 图3-32 钺形金簪(线图)(南京象山东晋墓)
1700394256
1700394257
1700394258
1700394259
1700394260 图3-33 矛形铜钗(陕西省旬阳县大河南东晋墓)
1700394261
1700394262
1700394263
1700394264
1700394265 图3-34 戟形银簪(陕西省旬阳县大河南东晋墓)
1700394266
1700394267 永明中,宫内服用射猎锦文,为骑射兵戈之象。至建武初,虏大为寇。(《南齐书·五行志》)[71]
1700394268
1700394269 开皇中,房陵王勇之在东宫,及宜阳公王世积家,妇人所服领巾制同槊幡军帜。妇人为阴,臣象也,而服兵帜,臣有兵祸之应矣。勇竟而遇害,世积坐伏诛。(《隋书·五行志(上)》)[72]
1700394270
1700394271 史书记载,在南齐武帝萧赜执政的永明年间,宫内女子穿的织锦上边有骑马射猎的纹饰,史家认为是兵戈之象,预示将有刀兵之祸,即明帝建武初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发动的对齐战争。隋朝开皇年间,房陵王杨勇东宫里的女子及宜阳公王世积家的女眷,所佩戴的领巾和军中的旗帜在形制上十分相像,被看作二人有杀身之祸的征兆。后来杨勇被夺了太子位,隋炀帝登基,便赐死了杨勇;而王世积则被人诬告谋反,也死于非命。尽管二人都是因政治斗争而死,史家们却归罪于女子们的领巾,也可以算作一种警诫后人的说辞吧。
1700394272
1700394273
1700394274
1700394275 六朝女子爱戎装、兵饰,这在当时是颇有微词的。但服饰艺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当一个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形势变了,社会氛围与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都会随之而变,新的服饰样式的诞生也就具备了必要的文化土壤。过去被人贬低的服饰,一时变成了风尚,如女子穿的袴褶。本来内穿的衣服,突然之间被人们罩在了外边,如裆衫中的裆。原本被看作不祥之物的刀兵,却变身为女子身上的佩饰,如五兵佩之类。今天其实也是这样,悄悄变化的社会文化心理,才是艺术创新的真正主角,不经意的改变,也许会引领时代风尚。譬如,年轻人的奇异发型,固然是受影视明星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他们内在的个性与叛逆心理;带有革命年代色彩的“红色”文化衫,表达的未必是对过去艰苦岁月的怀念,而是对一个陌生年代的遥望与猎奇。谁把握了社会人心的脉搏,谁就抓住了艺术创新的契机。
1700394276
1700394277
1700394278
1700394279
[ 上一页 ]  [ :1.7003942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