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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 《引路菩萨》（敦煌绢画，现藏于英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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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贵妇簪花形象如敦煌130窟唐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人像（图4-35）。该人物作贵族命妇盛装，衣锦绣衣，发髻上簪花数朵；盛唐171窟妇女发髻上也簪有三支花钿；《弈棋仕女图》中贵妇髻上簪有十瓣绿叶组成的花朵（图4-36）。此外，唐代还出现了簪花于鬓的斗花比赛。这是一种专属于女性的文化活动。《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王士安于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院中，以备春时之斗也。”[77]在敦煌地区的民间，人们在春天簪花斗新斗奇也很流行。有敦煌歌词《斗百草》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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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5 唐代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养人像（敦煌130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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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6 《弈棋仕女图》（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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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寺祈谷生，花林摘浮郎。有情离合花，无风独摇草。喜去喜去觅草，色数莫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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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佳丽重阿臣，争花竞斗新。不怕西山白，惟须东海平。喜去喜去觅草，觉走斗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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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望春希长乐，商楼对北华。但看结李草，何时怜颉花？喜去喜去觅草，斗罢月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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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庭前一株花，芬芳独自好。欲摘问旁人，两两相捻取。喜去喜去觅草，灼灼其花报。[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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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初期，女子簪花多从林野中采摘花朵来点缀，绝无矫揉造作之感，如陕西唐李宪墓壁画中仕女发髻上多插一枝或几枝小红花，为乌黑浓密中点一撮鲜色（图4-37）。又如河南安阳唐代赵逸公墓天井东壁壁画中仕女髻上也都簪花朵，其形象正符合李白《宫中行乐图》中所称“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79]。当牡丹成为“真国色”后[80]，唐人直接将盛大的牡丹花簪于髻顶，显示出一派富贵雍容之气，如《簪花仕女图》中最右侧贵妇头戴一朵硕大盛艳牡丹（参见图4-1）。在该图中，还有头簪荷花、海棠花与芍药的仕女形象。这些花朵，正与晚唐女性头上乌黑的峨峨高髻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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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7 发髻上插花的仕女（陕西唐李宪墓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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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冠不整下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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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簪花，唐宋时期还流行花朵形状的花冠。白居易《长恨歌》中有“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81]；张说《苏摩遮五首》之二亦有“绣装帕额宝花冠，夷歌骑舞借人看”[82]的诗句。张《朝野佥载》卷三记载：“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83]唐人喜爱牡丹，贵族妇女喜欢用牡丹花作为簪插到发髻之上，借以显示其富贵妖娆和华丽的姿态，其形象如《簪花仕女图》、《宫乐图》和《挥扇仕女图》中的人物。除了牡丹花之外，还插以各种小花作为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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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胡风和女效男装流行以前，唐代女子只有道姑[84]和舞女有戴冠习惯。“碧罗冠子结初成”[85]中的“碧罗冠子”，只反映出冠的色彩为绿色，而“碧罗冠子簇香莲，结胜双衔利市钱”[86]又描述了这种冠式有莲花状装饰的特征。在洛阳涧西唐墓出土的高士宴乐纹螺钿镜中，盘座举杯的高士头上就戴着一顶莲花状小冠（图4-38）; 《挥扇仕女图》卷首贵妇也戴着一顶白色荷花冠（图4-39）。荷花状冠圈口较高大，可将头顶部整体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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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8 高士宴乐纹螺钿铜镜上的高士举杯纹饰（洛阳涧西唐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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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9 《挥扇仕女图》卷首贵妇，头戴白色荷花冠（唐 周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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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最富强繁荣的帝国，唐朝在历经了初期的社会变动后，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文化建设都达到了惊人的飞跃。唐代女子服饰也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所流行的盘髻插梳，插花戴冠，袒胸窄袖短衣，高腰掩乳长裙，帔帛飘飘，高墙锦履等流行元素，都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风气。此外，唐朝政府的开放政策和博大胸襟，带来了经济繁荣和广泛的文化融合，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都充分吸收外来艺术，女性服饰也毫无例外地对西域、吐蕃等异域服饰风尚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因而“胡服”、“女效男装”等着装风尚，以及“浑脱帽”和“软底锦靴”、“条纹裤”等流行元素得以广泛传播。客观地讲，这些内容虽然本属服饰范畴，但却反映出唐代社会审美风气的变迁以及女性所处社会地位和活动空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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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昌群：《唐代女子服饰考》, 《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263—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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