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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叶为菩提树之叶，叶子呈鸡心形，古代妇女插在头上以为装饰，多用于元宵节。菩提树原产于印度，后随佛教传入中国。相传释迦牟尼就是在菩提树下顿悟，从而成佛，所以菩提树也受到人们的珍视。为了满足节日之需，也有用纸绢做成者。在北宋都城汴京，南宋都城临安，有不少专卖这类饰物的小贩，穿梭往来于街巷之中。《东京梦华录》:“市人卖玉梅、夜蛾、蜂儿、雪柳、菩提叶。”《武林旧事》:“元夕节物，妇人皆戴珠翠……菩提叶。”《大傩图》中戴瓦楞帽者的头两侧各插了一片菩提叶。插戴菩提叶的妇女形象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也多有反映（图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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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0 插戴菩提叶妇女形象（敦煌莫高窟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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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每年七月立秋这一天杭城内外“侵晨满街叫卖楸叶，妇人女子及儿童辈争买之，剪如花样，插于鬓边，以应时序”[70]。楸，落叶乔木，叶子三角状卵形或长椭圆形，花冠白色，有紫色斑点，木材质地细密，可供建筑、造船等用。因“楸”字从“秋”，故被视为秋天的象征，专用于立秋。唐、宋、明时期多为妇女及儿童使用，以象征秋意。《东京梦华录》:“立秋日，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辈，皆剪成花样戴之。”《武林旧事》:“立秋日，都人戴楸叶，饮秋水、赤小豆。……大抵皆中原旧俗也。”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唐时立秋日，京师卖楸叶，妇女、儿童剪花戴之，取秋意也。”安徽合肥五代南唐墓出土的木俑头部见有镂空的银制花叶，或是楸叶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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楝叶为楝树之叶，叶形宽阔。《淮南子·时则训》:“七月官库，其树楝。”高诱注：“楝实秋熟，故其树楝也。”古代男女常于夏至日摘之插于两鬓，如《荆楚岁时记》:“夏至节日，食粽。……民斩新竹笋为筒粽，楝叶插头。”又“士女或取楝叶插头，彩丝系臂，谓之长命缕”[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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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罗薄剪春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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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诗词中常见的闹蛾、雪柳外，宋代妇女还在发髻上簪戴一种小簪子，簪首一般用黄金、宝石和美玉等做成蜻蜓、蚂蚱、鸣蝉、蜜蜂、蜘蛛、蝎子等昆虫形状，斜斜地插在发髻上，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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簪戴昆虫样式的首饰其俗源自唐代。这些昆虫在春夏萌动。唐人李远《立春日》有“罗薄剪春虫”[72]，宋代陶谷《潸异录》称：“后唐宫人或网获蜻蜓，爱其翠薄，遂以描金笔涂翅，作小折枝花子。”这是用蜻蜓翅膀做花钿簪于首的又一例子。明代沈榜《宛署杂记》称闹蛾（闹嚷嚷）有“为飞鹅、蝴蝶、蚂蚱之形，大如掌，小如钱”[73]。朱弁《续骫骳说》“元宵词”条云：“又妇女首饰，至此一新，髻鬟鬓篸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球，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在明代《天水冰山录》中有许多草虫首饰的名称，如“金镶玉草虫首饰一副（计十一件，共重一十六两一钱）、金镶草虫点翠嵌珠宝首饰一副（计十一件，共重一十八两二钱）、金镶草虫嵌珠宝首饰一副（计九件，共重九两二钱）”[74]等，《金瓶梅》第二十回中也称“金玲珑草虫儿头面”，可见这类饰件的题材应统称为“草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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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草虫题材中，最普遍的应属金蝉了。如宋代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卷三记京城风俗，曰正月里妇人“又插雪梅，凡雪梅皆缯楮为之，又有宜男蝉，状如纸蛾而稍加文饰”。除了冠上的饰蝉，在金银饰品的制作中也流行以蝉为主题。明清以后其制作工艺非常精美逼真。无锡江溪明华复诚妻曹氏墓出土的头饰中挑心的佛像簪的左右各插一支玉叶金蝉簪（图5-31），其簪头在银托上嵌玉叶，叶上栖金蝉。江苏吴县五峰山出土了一件玉叶金蝉簪（图5-32）。该玉叶外形扁薄，玲珑剔透，长5.1厘米。其上衬托一只金光闪烁，形神毕肖的金蝉，蝉长2.4厘米。全簪共重4.65克。遗憾的是其底托和簪脚已经遗失。金蝉在玉叶上栖息奏鸣，寓意玉振金声。金蝉玉叶是国人金玉观念的生动写照，形象妙趣横生，具有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另外，在台湾全圆艺术中心也收藏有一件金蝉实物（图5-33），金蝉长9.5厘米。明代金蝉风格写实逼真，注重细节刻画，制作异常精美，反映了明人高超的细金工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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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1 玉叶金蝉簪（无锡江溪明华复诚妻曹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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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2 玉叶金蝉簪（江苏吴县五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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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 金蝉（台湾全圆艺术中心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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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在形态上必然会对此有所反映。将时令花卉鸟虫按时节插饰在发髻间，不仅能够反映自然景观的轮回，还能浓缩出“天人合一”的气象。当然，古人也会用燕子、春鸡、蛾、蝶等事物象征某些季节和节日的来临，用以释放情绪。这些内容丰富多彩，散发着浓郁的芬芳，穿越了历史的长河，一刻也未曾消失于人们的集体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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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物质生活繁荣，精细手工业发展，生活空间日益狭小，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足不出户的深闺女子，日益对梳妆打扮、绾发绕髻、簪插戴饰的关注。可以说，服饰生活成为宋代上层女性填补寂寥生活，营造个人生活空间的必备内容和功课。虽然这个时代以素雅简朴、修长苗条、纤弱文静为女性审美典范，但精致的抹领，对襟无带、两侧开衩的褙子，轻薄似雾的纱罗质地，都为宋代女性平添了一份神秘与性感的气息。在举手投足间，透过衣衩开合而若隐若现的内衣和肌肤，无疑具有撩拨人心的美感。可以说，女子服饰风尚不仅是宋代服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宋人物质与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反映了宋代社会艺术与审美的流行与时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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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宋白《宫词》:“去年因戏赐霓裳，权戴金冠奉玉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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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竹冠，制惟偃月、高士二式为佳，他无取焉，间以紫檀、黄杨为之。”引自（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九一，中华书局，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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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元）脱脱等《宋史·雷德骧传》:“简夫始起隐者，出入乘牛，冠铁冠，自号‘山长’。……既仕，自奉稍骄侈，驺御服饰，顿忘其旧，里闾指笑之曰：‘牛及铁冠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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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米芾《画史》:“旧言士子国初皆顶鹿皮冠，弁遗制也。”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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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宣和五六年间……漆冠子作二桃样，谓之并桃，天下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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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王应麟《玉海》卷八二：“干德二年（964）十一月，（太祖赵匡胤）命王全斌等伐蜀。冬暮，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幅以视事，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黄门驰驿赐全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