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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宋朝使节尤其是正旦使和一些生辰使往返契丹的时间恰逢隆冬和初春时节，寒冷异常，因此，皇帝要特赐冬季出使辽朝的使节御寒之衣裘，以示君王之恩宠眷顾。但毕竟南北环境、气候迥异，辽地之奇寒非一般可比，虽有裘衣蔽体，但“北风吹雪犯征裘”[15]的滋味，也非南国使者可以适应的。因此在宋朝使者的使辽诗和使辽的见闻录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对于辽地冬天风沙冰雪恶劣环境的记录和累其所苦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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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白岗长暮驿赊，朔风终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鄣泥跃，冷袖难胜便面遮。（韩琦《紫蒙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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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望尧云搔短发，不堪霜雪苦相侵。（彭汝砺《望云岭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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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吹沙千里黄，马行确荦悲摧藏。……一年百日风尘道，安得朱颜长美好？（欧阳修《北风吹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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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饥啮雪渴饮冰，北风卷地寒峥嵘。马悲踯躅人不行，日暮途远千山横。（欧阳修《马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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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尘沙卷飞雪，却持汉节使呼韩。（郑獬《被命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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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风狂如兕，来自黑山傍。……飞沙击我面，积雪沾我裳。……况在穷腊后，堕指乃为常。（郑獬《回次妫川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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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朔方道，风沙杂冰霜。朱颜最先黧，绿发次第苍。（沈遘《道中见新月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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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使辽诗中描述的不仅是冰天雪地、朔风凛冽和漫天沙尘，还有对在这种恶劣环境下肌肤不胜侵袭的无奈感叹：“冷袖难胜便面遮”, “飞沙击我面”, “朱颜最先黧”, “一年百日风尘道，安得朱颜长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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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约于嘉祐八年（1063年）暮春使辽，但他看到的北国春光是与江南春色迥异的“塞垣春枯积雪溜，砂砾盛怒黄云愁”的景象[16]，暮春的余寒已让他心有余悸了：“扪鬓只得冻，蔽面尚疑创。”[17]来到凄冷苦寒的北地，南国的使者们都成了“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林黛玉。前面提到的彭汝砺的《大小沙陁》[18]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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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沙陁深没膝，车不留踪马无迹。曲折多途胡亦惑，自上高冈认南北。大风吹沙成瓦砾，头面疮痍手皴折。下带长水蔽深驿，层冰峨峨霜雪白。狼顾鸟行愁覆溺，一日不能行一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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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既抱怨了环境之恶劣和旅途之艰难，更直接道出了这种环境对他皮肤的损害——“头面疮痍手皴折”，可谓深受其苦。彭汝砺出使辽国正值隆冬时节，正是塞北至寒、朔风至冽之时，因此感受颇深，也因此能看到契丹女性应对寒冷冬季的独特妆容——“佛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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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丹为生活在大漠之间的游牧民族，长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渔猎生活。“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19]与宋朝中原女子深居闺房之中不同，契丹女子长于鞍马之上，善于骑射。契丹妇女社会地位很高，有权并广泛地参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社会事务。《辽史·后妃传》
:“论曰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20]辽太祖应天皇后述律平、辽景宗承天皇后萧绰、辽兴宗仁懿皇后萧挞里都胸有谋略，善于骑射，都曾经率兵勒马，挥鞭行阵，有不俗的军事表现，是契丹女性的佼佼者。这种和男性一样的户外生活，不仅是体能、技能和智能上的挑战，也不可避免地会损毁她们的容颜。对具有保养作用的护肤、美容用品的需求成为一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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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绰《鸡肋编》中所说的“括蒌”恰好有“疗手面皲”和“悦泽人面”的功效，将之捣汁儿来层层涂面，形成独特的“佛妆”。在这种纯中草药制剂的免洗面膜的保护和滋养下，契丹女性的肌肤可以经受住严冬恶劣天气的摧残与考验，并在春天获得光洁如玉、白嫩细腻的面容，显露北国女性难得的妩媚与柔美。这也难怪契丹的贵族女性们会在严寒的冬季人人争当“黄脸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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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至年年进粉囊，时新花样尽涂黄。中官领得牛鱼鳔，散入诸宫作佛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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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契丹女性来说，南国的胭脂粉黛比较适合夏天的妆容，却不能满足她们冬日的需求，她们对具有保养作用的护肤用品的需求更为真切和实际，而不仅仅是中原女子“女为悦己者容”的浪漫与温婉。这种实用的佛妆遂成为辽代北地女性在冬天保养皮肤的一种特殊化妆时尚，宫中来自江南的女性也不得不入乡随俗进行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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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爱涂黄学佛妆，芳仪花貌比王嫱。如何北地胭脂色，不及南都粉黛香。[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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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中充满了以北地佛妆代南国脂粉的无奈及家国之失的悲伤与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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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妆”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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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栝楼汁儿涂面的护肤术之所以叫“佛妆”，恐怕跟辽代的崇佛之风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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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依古佛学趺跏，缨珞庄严宝相夸。一岁饭僧三十五，他生只愿住中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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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辽道宗耶律洪基所做的诗，其崇佛、尚佛之心可见一斑。辽代社会流行佛教、道教，还有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多神崇拜等，佛教最为兴盛。这也正是契丹女子“黄面”妆容以“佛妆”命名之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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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建国之初，佛教就已经是社会普遍信仰的宗教了；建国之后，崇佛之风有增无减。佛教的兴盛，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文化艺术、社会习俗、日常生活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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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辽一朝，从皇室贵族、王公贵胄到平民百姓，笃信佛教的善男信女甚众，所谓“自天子达于庶人。归依福田”[24]。尤以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及契丹妇女崇佛最为突出。辽圣宗时期曾雕印大藏经《契丹藏》。辽兴宗“尤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25]。辽道宗“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26]。宋人晁说之《嵩山文集》载：“契丹主洪基（即辽道宗）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27]可见其崇佛之甚和对中华文化的倾慕。在辽代文献中，善男信女出家为僧尼和居家礼佛的记载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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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佛礼佛之风的盛行下，上自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以佛号为人名成为流行于辽代特有的文化习俗。辽景宗长子、圣宗耶律隆绪，小字文殊奴；辽景宗第二子、圣宗之弟耶律隆庆，番名菩萨奴；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道宗宣懿皇后萧氏，小字观音；道宗之妹、天祚帝之姑耶律弘益妻萧氏，名弥勒女。《辽史》诸列传中，记载辽代王室贵胄、官臣将领中以佛号为人名的有萧观音奴、萧和尚、耶律和尚、药师奴等。辽代石刻资料中记载的有大量的佛号人名，如菩萨留、和尚奴、和尚、小和尚、佛宝女、千佛留、和尚女、大乘奴、大乘慈氏、圣僧留、金刚奴、刘释迦奴、十佛奴等，不胜枚举。[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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