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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偶然哉”说明权衡已经认识到，“高丽风”的盛行不是偶然的对异域、异族服饰的猎奇和模仿，而是有着深广的背景和多元的动因，不仅反映了蒙元和高丽之间的服饰文化交流状况，更是在那一时期大的历史背景下，两国之间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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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朝大都服饰“高丽风”盛行的历史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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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大都”与“臣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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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末，当金朝和南宋还在不时地进行拉锯式战争的时候，在他们的西北方向——匈奴人和突厥人的发祥地，一个原先默默无闻的游牧民族——蒙古族却悄然崛起，并迅速以耀眼的姿态闯入了历史的苍穹。1206年，统一了蒙古各部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后，他和他的继任者们率领斡耳朵怯薛军，带着朔方的剽悍，奔袭于欧亚大陆的草原和城市，挥鞭所指，所向披靡（图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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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3 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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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年4月，忽必烈继任蒙古大汗（图6-14）。忽必烈即位之前，木华黎的孙子霸突鲁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幽燕之地，龙盘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45]1264年8月，改燕京为中都，以金代的琼华岛离宫为中心，兴建新的都城。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1272年，迁都北京，命名为大都，即元大都。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是当时世界上重要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西方人习惯称之为“汗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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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元世祖忽必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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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年，契丹人金山、元帅六哥率九万之众跨过鸭绿江，翌年占据高丽江东城，即高丽史所称“丙子契丹之变”。1218年，成吉思汗借口攻打契丹，驰兵高丽。高丽国高宗派兵协同蒙古军作战，遂亡金山。于是蒙古与高丽结好，史称“己卯之约”。后高丽叛，1231年8月，窝阔台再次派兵攻入高丽，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辛卯之约”，高丽臣服。[45a]“高丽国”也列入元朝的“征东等处行中书省”辖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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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地理志》在概括蒙元统一过程时说：“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47]明确指出，在蒙古征战和元朝建立的过程中，“臣高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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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投圣化”与“釐降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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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年7月，蒙哥汗去世，汗位争夺激烈。忽必烈北上奔赴开平即位，途径汴郊。当时正值高丽世子王倎受蒙哥汗之命，入质蒙古汗廷，亦行至此。于是，忽必烈受到了高丽世子王倎一行的列队迎接。尚未即位就受到了外国使臣的迎立与承认，这对于忽必烈竞争汗位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而高丽的王室大臣也深以此“先投圣化”为功。这也是忽必烈即位后以及后来的即位者对高丽格外重视和外交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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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年（1260年），高丽高宗卒，忽必烈听从陕西宣抚使廉希宪的建议，派蒙古军队护送王倎回国即王位，后更名为禃，是为高丽元宗。[48]至元十一年（1274年），世祖忽必烈又将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愖。[49]对此隆遇，高丽举国欢庆，高丽吏部尚书、宝文阁大学士金坵特撰呈《谢釐降公主表》，以兹谢忱：“王姬方降，国俗尽欢。凡枉（往）瞻观，孰非抃跃。……万邦争美之恩遇，一旦连婚于皇息。……惟此生灵，悉均庆快。”举国欢欣之情之状，溢于言表，认为这种联姻，会加强高丽与元朝之间的政治联系，高丽从此也将获得元朝更大的政治庇护：“三韩民物，从今有恃于庇依。”[50]高丽大臣安轴、李齐贤等皆认为元廷垂幸高丽、“釐降帝姬”是“先投圣化，累著殊勋”的结果。[51]公主生子王璋，高丽与元朝遂成为“甥舅之国”，关系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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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外夷”的外交活动中，蒙元与高丽的外交关系也最为密切，文化往来与互动也最为频繁，因此在《元史·外夷传》中第一个就是《高丽传》，篇幅也最长。[52]这成为形成和推动大都“高丽风”流行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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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朝大都服饰“高丽风”盛行的历史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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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丽世子入质汗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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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丽臣服的后期，太宗窝阔台采取了耶律楚材主张的绥服政策，在历数高丽杀蒙古元帅和使臣、不按条约进贡等五条罪状后，要求高丽遣送世子入质汗廷。高丽世子及有官子弟入质汗廷成了高丽长期维系与蒙元关系的惯例。[53]前述高丽世子王倎即是其一。后王倎（禃）回国即王位，为高丽元宗。元宗世子王愖亦入质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尚忽必烈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六月，高丽元宗薨，王愖回国，更名昛，是为忠烈王。王昛生子王璋，是为忠宣王。王璋少时即赴大都觐见世祖，并于元成宗大德初尚宝塔实怜公主，长期淹留元廷不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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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丽世子在入质元廷时，带领了大批使臣和随从，他们长期居住在大都，亦把包括服饰在内的高丽生活习俗和生活用品带入大都。由于他们与大都王室贵族过从甚密，使得高丽的生活习俗和用品在大都上层贵族传播，并形成了一股“高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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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丽贡女入选蒙元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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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年，窝阔台再命撒礼塔为统帅，二次领兵攻入高丽，两国签订了“辛卯之约”。根据合约，高丽除了贡奉黄金白银之外，还要每年进贡一千领水獭皮。尤其苛刻的是，高丽国王以下的诸公、大臣家要献五百童男、五百童女，这让高丽雪上加霜。尤其是按照当时的高丽国法，上自君王、下至臣僚，皆只配得一个嫡室，并无三妻四妾，而且“所产或无或有，有或不多人耳”，王族枝叶，并不繁茂，因此，选送五百童男、五百童女着实困难。时为高丽正议大夫、判秘书省事的高丽名臣李奎报特撰呈《送撒里打官人书（壬辰四月）》，具申以小国弊邑之实情，伏请撒礼塔“谅情哀察”云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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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高丽官员多次上书陈情，希望蒙元朝廷“罢取童女”，一直到元朝晚期，高丽大臣李榖仍上《代言官请罢取童女书》，书中晓之圣王之治，列举丽元之好，倾诉父母爱女之情，历数岁取童女之弊、官员们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以及给高丽人们带来的痛苦，力请元廷罢取童女。但高丽选送童女入贡元廷作为丽元之间的外交惯例基本贯彻始终。虽不至岁取五百，但“岁再焉，或一焉间岁焉。其数多者至四五十”[55]。如《元史·泰定帝纪》记载：“（泰定元年六月丙寅）遣阔阔出等诣高丽，取女子三十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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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丽贡女入选元廷后，或为宫女，侍奉皇帝及后宫妃嫔的生活起居，“北狩和林幄殿宽，句丽女侍婕妤官。君王自制昭阳曲，勅赐琵琶马上弹”[57]。这首元人的《宫词》写的正是高丽宫女入侍的情况；或赏赐给王公大臣为姬妾，这也成为宫廷权力斗争中笼络权臣的手段。如《元史·文宗纪四》载：“（至顺二年夏四月戊申）以宫中高丽女子不颜帖你赐燕铁木儿。”[58]同时，这些高丽姬妾也成为刺探和传递公卿贵人间消息的耳目，在高丽和元朝，以及元朝内部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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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高丽女子娇柔婉媚，善于事人，很快就获得了宠爱，也成为王公大臣争相抢夺的目标。以至到了元朝后期，“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60]。一时间，“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61]。这些得宠的高丽女子在元朝权贵之家获得了较为尊贵的地位和特殊的待遇，这种殊荣甚至引起了元朝妇女的不满和欣羡：“恨身不作三韩女，车载金珠争夺取。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黄金络臂珠满头，翠云绣出鸳鸯绸。醉呼阉奴解罗幔，床前爇火添香篝。”[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