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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4 元世祖忽必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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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年，契丹人金山、元帅六哥率九万之众跨过鸭绿江，翌年占据高丽江东城，即高丽史所称“丙子契丹之变”。1218年，成吉思汗借口攻打契丹，驰兵高丽。高丽国高宗派兵协同蒙古军作战，遂亡金山。于是蒙古与高丽结好，史称“己卯之约”。后高丽叛，1231年8月，窝阔台再次派兵攻入高丽，两国签订了不平等的“辛卯之约”，高丽臣服。[45a]“高丽国”也列入元朝的“征东等处行中书省”辖内。[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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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地理志》在概括蒙元统一过程时说：“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47]明确指出，在蒙古征战和元朝建立的过程中，“臣高丽”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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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投圣化”与“釐降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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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年7月，蒙哥汗去世，汗位争夺激烈。忽必烈北上奔赴开平即位，途径汴郊。当时正值高丽世子王倎受蒙哥汗之命，入质蒙古汗廷，亦行至此。于是，忽必烈受到了高丽世子王倎一行的列队迎接。尚未即位就受到了外国使臣的迎立与承认，这对于忽必烈竞争汗位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而高丽的王室大臣也深以此“先投圣化”为功。这也是忽必烈即位后以及后来的即位者对高丽格外重视和外交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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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元年（1260年），高丽高宗卒，忽必烈听从陕西宣抚使廉希宪的建议，派蒙古军队护送王倎回国即王位，后更名为禃，是为高丽元宗。[48]至元十一年（1274年），世祖忽必烈又将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愖。[49]对此隆遇，高丽举国欢庆，高丽吏部尚书、宝文阁大学士金坵特撰呈《谢釐降公主表》，以兹谢忱：“王姬方降，国俗尽欢。凡枉（往）瞻观，孰非抃跃。……万邦争美之恩遇，一旦连婚于皇息。……惟此生灵，悉均庆快。”举国欢欣之情之状，溢于言表，认为这种联姻，会加强高丽与元朝之间的政治联系，高丽从此也将获得元朝更大的政治庇护：“三韩民物，从今有恃于庇依。”[50]高丽大臣安轴、李齐贤等皆认为元廷垂幸高丽、“釐降帝姬”是“先投圣化，累著殊勋”的结果。[51]公主生子王璋，高丽与元朝遂成为“甥舅之国”，关系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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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外夷”的外交活动中，蒙元与高丽的外交关系也最为密切，文化往来与互动也最为频繁，因此在《元史·外夷传》中第一个就是《高丽传》，篇幅也最长。[52]这成为形成和推动大都“高丽风”流行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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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朝大都服饰“高丽风”盛行的历史动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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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丽世子入质汗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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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丽臣服的后期，太宗窝阔台采取了耶律楚材主张的绥服政策，在历数高丽杀蒙古元帅和使臣、不按条约进贡等五条罪状后，要求高丽遣送世子入质汗廷。高丽世子及有官子弟入质汗廷成了高丽长期维系与蒙元关系的惯例。[53]前述高丽世子王倎即是其一。后王倎（禃）回国即王位，为高丽元宗。元宗世子王愖亦入质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年）五月，尚忽必烈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六月，高丽元宗薨，王愖回国，更名昛，是为忠烈王。王昛生子王璋，是为忠宣王。王璋少时即赴大都觐见世祖，并于元成宗大德初尚宝塔实怜公主，长期淹留元廷不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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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丽世子在入质元廷时，带领了大批使臣和随从，他们长期居住在大都，亦把包括服饰在内的高丽生活习俗和生活用品带入大都。由于他们与大都王室贵族过从甚密，使得高丽的生活习俗和用品在大都上层贵族传播，并形成了一股“高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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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丽贡女入选蒙元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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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年，窝阔台再命撒礼塔为统帅，二次领兵攻入高丽，两国签订了“辛卯之约”。根据合约，高丽除了贡奉黄金白银之外，还要每年进贡一千领水獭皮。尤其苛刻的是，高丽国王以下的诸公、大臣家要献五百童男、五百童女，这让高丽雪上加霜。尤其是按照当时的高丽国法，上自君王、下至臣僚，皆只配得一个嫡室，并无三妻四妾，而且“所产或无或有，有或不多人耳”，王族枝叶，并不繁茂，因此，选送五百童男、五百童女着实困难。时为高丽正议大夫、判秘书省事的高丽名臣李奎报特撰呈《送撒里打官人书（壬辰四月）》，具申以小国弊邑之实情，伏请撒礼塔“谅情哀察”云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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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高丽官员多次上书陈情，希望蒙元朝廷“罢取童女”，一直到元朝晚期，高丽大臣李榖仍上《代言官请罢取童女书》，书中晓之圣王之治，列举丽元之好，倾诉父母爱女之情，历数岁取童女之弊、官员们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以及给高丽人们带来的痛苦，力请元廷罢取童女。但高丽选送童女入贡元廷作为丽元之间的外交惯例基本贯彻始终。虽不至岁取五百，但“岁再焉，或一焉间岁焉。其数多者至四五十”[55]。如《元史·泰定帝纪》记载：“（泰定元年六月丙寅）遣阔阔出等诣高丽，取女子三十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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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丽贡女入选元廷后，或为宫女，侍奉皇帝及后宫妃嫔的生活起居，“北狩和林幄殿宽，句丽女侍婕妤官。君王自制昭阳曲，勅赐琵琶马上弹”[57]。这首元人的《宫词》写的正是高丽宫女入侍的情况；或赏赐给王公大臣为姬妾，这也成为宫廷权力斗争中笼络权臣的手段。如《元史·文宗纪四》载：“（至顺二年夏四月戊申）以宫中高丽女子不颜帖你赐燕铁木儿。”[58]同时，这些高丽姬妾也成为刺探和传递公卿贵人间消息的耳目，在高丽和元朝，以及元朝内部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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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高丽女子娇柔婉媚，善于事人，很快就获得了宠爱，也成为王公大臣争相抢夺的目标。以至到了元朝后期，“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60]。一时间，“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61]。这些得宠的高丽女子在元朝权贵之家获得了较为尊贵的地位和特殊的待遇，这种殊荣甚至引起了元朝妇女的不满和欣羡：“恨身不作三韩女，车载金珠争夺取。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黄金络臂珠满头，翠云绣出鸳鸯绸。醉呼阉奴解罗幔，床前爇火添香篝。”[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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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高丽女性进入元廷后宫和社会上层，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高丽势力，对蒙元与高丽的政治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也对元朝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生活上也形成了一股“高丽风”时尚。正如《庚申外史》所指出的：“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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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后奇氏完者忽都——高丽贡女的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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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家有言：“初，世祖皇帝家法，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64]但从元代史料记载的实际情况来看，终元之世，纳取高丽贡女以充实后宫的情况始终存在。明确见于史书记载的贡女次数多达六七十批，人数竟达1500人之多，而这只是实际情况的一小部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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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元廷的高丽贡女除了充当宫女外，还有一小部分成为元帝或王室的嫔娥乃至后妃，如元仁宗、元明宗、元顺帝以及实逗太子、峦峦太子、安西王安难达等都曾纳高丽女。因此曾上奏《代言官请罢取童女书》的高丽人李榖也不无得意地指出：“今高丽妇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贵，而公卿大臣多出高丽外甥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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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元顺帝皇后奇氏完者忽都。作为高丽贡女，奇氏经历了从宫女到皇后的巨大转变，在元末顺帝时期把持朝政多年，成为转型最为成功、地位最为显赫、影响也最大的高丽贡女，她对大都“高丽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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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祁）氏是元末顺帝的第三任皇后，最初作为高丽贡女进入元廷，由徽政院使、来自高丽的宦官秃满歹儿推荐给顺帝，主供茗饮。奇氏聪颖狡黠，善于事人，便日见宠幸。[67]而顺帝对奇氏的亲近与好感应当与其幼年曾被流放高丽国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68]当时顺帝的皇后答纳失里是权臣太师太平王燕帖木儿的女儿，娇贵专横，嫉恨奇氏受宠，又轻视顺帝年轻（当时顺帝只有14岁），便数次笞辱奇氏，甚至“加烙其体”[69]。元统三年（1335年），答纳失里皇后之兄弟唐其势、塔剌海被告图谋不轨，塔剌海逃入宫中，答纳失里皇后以衣蔽匿之，因而获罪，被贬出宫，后被丞相伯颜鸩于开平民舍。答纳失里皇后遇害后，顺帝打算立奇氏为后，遭到了丞相伯颜等大臣们的反对。遂立世祖察必皇后之曾孙（一说玄孙）弘吉剌氏伯颜忽都为正宫皇后，册立奇氏为次宫皇后，居兴圣宫，改徽政院为资政院，隶属于奇皇后。奇氏生皇子爱猷识理达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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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至正八年，监察御史李泌仍以世祖之言、天灾异象来谏言顺帝降奇氏为妃：“世祖誓不与高丽共事，陛下践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丽奇氏亦位皇后。今灾异屡起，河决地震，盗贼滋蔓，皆阴盛阳微之象，乞仍降为妃，庶几三辰奠位，灾异可息。”但顺帝“不听”[70]。世人亦将高丽奇氏为后看作野鸽来巢、六月阴寒，是天下将乱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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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八月，大皇后伯颜忽都卒，同年十二月，奇氏被正式册封为正宫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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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氏表现得贤良明理，在内外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周全得体，树立了贤后的形象。顺帝后期，奇氏的地位日渐稳固，而顺帝此时沉溺于十六天魔舞和大喜乐事，日渐荒淫，怠于政事，奇后便把持朝政，甚至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谋划内禅，逼顺帝让位，并试图干预和把持高丽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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