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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朝进得高丽女，大半咸称奇氏亲。”[71]在这种紧张的宫廷斗争中，奇后多处施展政治手腕，并充分展开美女外交，利用蓄养的亲信高丽贡女作为笼络权臣的手段和刺探政治情报。“祁（奇）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72]。奇后内禅计划被顺帝知道后，顺帝“怒而疏之，两月不见”。不久，奇后遭幽禁，也是故技重施，“数纳美女于孛罗帖木儿”以求解脱，结果百日后便被释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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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奇氏在元廷贵为皇后的至高地位和大权独揽的政治强势，以及高丽女性在上层社会日益活跃，“高丽风”的盛行当然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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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丽宦官入侍元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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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的宫廷中，有一个势力群体常常被忽视，即高丽宦官。丽元之交中，高丽除了贡献元廷童女外，还有童男。这些童男来到元廷后，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做了宦官。比如前面提到的，首先把奇氏推荐给顺帝的宦官、徽政院使秃满歹儿就是高丽人，奇后最宠信的宦官朴不花也是高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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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不花亦名王不花，在奇氏未进宫时，两人是同乡，“相为依倚”，关系十分密切。奇氏被选送入元廷后，受到顺帝宠幸，被立为第二皇后，朴不花便以阉宦身份入宫，专门侍奉奇后，深得奇后的宠爱与信赖：“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累迁官至荣禄大夫、资政院使。”资政院主掌皇后的财赋，权力很大。在奇氏初立皇后塑造贤后形象的时候，赈灾善后等事宜，皆由朴不花出面操办。后来奇后谋划内禅之事，也是遣朴不花出面谕意丞相太平，寻求政治支持。可见奇后对他的信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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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不花和秃满歹儿都是元朝后宫中高丽宦官的代表。他们出入后宫，深得后宫高丽妃嫔的信赖，又担任具有不小实权的官职，他们的言行处事，都具有不小的影响，也成为推动“高丽风”盛行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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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朝大都“高丽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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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期，后宫中母仪天下的皇后为高丽女，宫中给事使令又大半为高丽女，出身高丽的宦官亦不乏其人。他们语言相通，民族相同，习俗相同，生活方式相同，自然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民族上的亲近感。上自皇后妃嫔，下至宫女宦官，充斥了元朝宫廷，以至在元朝宫廷和大都上层社会形成了从服装鞋帽到语言习俗、生活方式大行其道的“高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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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丽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服饰方面以“高丽样”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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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权衡《庚申外史》指出“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外，《南村辍耕录》也记载：“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塘，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74]一时间，“高丽样”成为上层社会服饰崇尚和竞相模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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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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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臂初裁样入时，熏风吹瘦小腰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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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名姬貌似花，中宫分赏大臣家。衣衫尽仿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斜。[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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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丽样”一起流行的还有“高丽语”。由于高丽人遍布元廷，尤其是进入元廷上层，高丽语在元廷中也日渐普及，几乎成了元朝后宫中的通用语言之一，以致学习高丽语成了在后宫中任职当差的“非高丽”人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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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德殿当清灏西，蹲龙碧瓦接榱题。卫兵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印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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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宫词》中所说的正是当时元朝后宫中人人争学高丽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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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高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在元廷中流行开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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绯国宫人直女工，衾裯载得内门中。当番女伴能包袱，要学高丽顶入宫。[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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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头顶物携载而行本是高丽人的生活方式，宋人徐兢曾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奉使高丽，归国后，书其事物，绘其图形，撰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特别记录了高丽妇人“水米饮欢并贮铜罂，不以肩舁，加于顶上。罍有二耳，一手扶持抠衣而行”的载物方式。[78]这种方式是汉族人和女真人所陌生的，但随着“高丽风”席卷宫廷，宫女们也开始“要学高丽顶入宫”。这首《宫词》就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女真宫女学习高丽女顶物而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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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料和《宫词》使我们管中窥豹，可以了解和感受到元朝末期宫廷和大都以致“四方”流行“高丽风”的时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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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古为“东夷”，其俗为“断发文身，雕题交趾”。根据史料的记载，从周时箕子受封于东夷，“教以田蚕之利”和衣冠之制开始，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元，朝鲜半岛的服装一直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大陆历代王朝的影响。到了宋朝，“岁通信使屡赐袭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翕然丕变，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解辫削衽而已也”[79]。高丽服饰更是明显地受到了“华风”的浸染，在礼仪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汉化”特征，故有“小中华”的美誉。对此，经历了南宋、金和蒙古时期的高丽人李奎报（1168—1241年）在他的《题华夷图长短句》中不无自豪地说：“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80]到了蒙元时期，高丽和蒙元的关系日益密切，高丽世子长期入质汗廷，高丽使臣长期居住大都，还有多位蒙元公主下嫁高丽等[81]，他们又将蒙元的文化带到高丽，高丽服饰又明显地受到了蒙元服饰的感染，出现了“胡化”现象，尤其是一些入质的世子和长期在元朝居住的使臣回到高丽后，一身“椎髻胡服”的装束，让高丽人颇为讶异。（图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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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韩国密阳古法里朴翊墓壁画。该墓葬主人生于1332年，卒于1398年，正值高丽王朝晚期和元朝末年，也正是元朝大都“高丽风”盛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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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随着蒙元与高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高丽世子入质汗廷、高丽贡女入选宫廷甚至尊为后妃、高丽宦官入侍元廷，以及高丽使者长居大都、高丽方物入贡元廷等原因，高丽的服饰和习俗等也开始影响元朝的服饰文化和生活习俗。透过对元朝末年大都“高丽风”盛行这一时尚流行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使我们多方面、也更为深入和细致地了解丽元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与互动，既大大地促进了高丽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元朝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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