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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年，窝阔台再命撒礼塔为统帅，二次领兵攻入高丽，两国签订了“辛卯之约”。根据合约，高丽除了贡奉黄金白银之外，还要每年进贡一千领水獭皮。尤其苛刻的是，高丽国王以下的诸公、大臣家要献五百童男、五百童女，这让高丽雪上加霜。尤其是按照当时的高丽国法，上自君王、下至臣僚，皆只配得一个嫡室，并无三妻四妾，而且“所产或无或有，有或不多人耳”，王族枝叶，并不繁茂，因此，选送五百童男、五百童女着实困难。时为高丽正议大夫、判秘书省事的高丽名臣李奎报特撰呈《送撒里打官人书（壬辰四月）》，具申以小国弊邑之实情，伏请撒礼塔“谅情哀察”云云。[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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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高丽官员多次上书陈情，希望蒙元朝廷“罢取童女”，一直到元朝晚期，高丽大臣李榖仍上《代言官请罢取童女书》，书中晓之圣王之治，列举丽元之好，倾诉父母爱女之情，历数岁取童女之弊、官员们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以及给高丽人们带来的痛苦，力请元廷罢取童女。但高丽选送童女入贡元廷作为丽元之间的外交惯例基本贯彻始终。虽不至岁取五百，但“岁再焉，或一焉间岁焉。其数多者至四五十”[55]。如《元史·泰定帝纪》记载：“（泰定元年六月丙寅）遣阔阔出等诣高丽，取女子三十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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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高丽贡女入选元廷后，或为宫女，侍奉皇帝及后宫妃嫔的生活起居，“北狩和林幄殿宽，句丽女侍婕妤官。君王自制昭阳曲，勅赐琵琶马上弹”[57]。这首元人的《宫词》写的正是高丽宫女入侍的情况；或赏赐给王公大臣为姬妾，这也成为宫廷权力斗争中笼络权臣的手段。如《元史·文宗纪四》载：“（至顺二年夏四月戊申）以宫中高丽女子不颜帖你赐燕铁木儿。”[58]同时，这些高丽姬妾也成为刺探和传递公卿贵人间消息的耳目，在高丽和元朝，以及元朝内部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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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高丽女子娇柔婉媚，善于事人，很快就获得了宠爱，也成为王公大臣争相抢夺的目标。以至到了元朝后期，“北人女使，必得高丽女孩童；家僮，必得黑厮。不如此谓之不成仕宦”[60]。一时间，“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61]。这些得宠的高丽女子在元朝权贵之家获得了较为尊贵的地位和特殊的待遇，这种殊荣甚至引起了元朝妇女的不满和欣羡：“恨身不作三韩女，车载金珠争夺取。银铛烧酒玉杯饮，丝竹高堂夜歌舞。黄金络臂珠满头，翠云绣出鸳鸯绸。醉呼阉奴解罗幔，床前爇火添香篝。”[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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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高丽女性进入元廷后宫和社会上层，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一股高丽势力，对蒙元与高丽的政治生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他们本民族的生活习俗也对元朝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生活上也形成了一股“高丽风”时尚。正如《庚申外史》所指出的：“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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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皇后奇氏完者忽都——高丽贡女的突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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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史家有言：“初，世祖皇帝家法，贱高丽女子，不以入宫。”[64]但从元代史料记载的实际情况来看，终元之世，纳取高丽贡女以充实后宫的情况始终存在。明确见于史书记载的贡女次数多达六七十批，人数竟达1500人之多，而这只是实际情况的一小部分。[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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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元廷的高丽贡女除了充当宫女外，还有一小部分成为元帝或王室的嫔娥乃至后妃，如元仁宗、元明宗、元顺帝以及实逗太子、峦峦太子、安西王安难达等都曾纳高丽女。因此曾上奏《代言官请罢取童女书》的高丽人李榖也不无得意地指出：“今高丽妇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贵，而公卿大臣多出高丽外甥者。”[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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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元顺帝皇后奇氏完者忽都。作为高丽贡女，奇氏经历了从宫女到皇后的巨大转变，在元末顺帝时期把持朝政多年，成为转型最为成功、地位最为显赫、影响也最大的高丽贡女，她对大都“高丽风”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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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祁）氏是元末顺帝的第三任皇后，最初作为高丽贡女进入元廷，由徽政院使、来自高丽的宦官秃满歹儿推荐给顺帝，主供茗饮。奇氏聪颖狡黠，善于事人，便日见宠幸。[67]而顺帝对奇氏的亲近与好感应当与其幼年曾被流放高丽国的经历也有一定的关系。[68]当时顺帝的皇后答纳失里是权臣太师太平王燕帖木儿的女儿，娇贵专横，嫉恨奇氏受宠，又轻视顺帝年轻（当时顺帝只有14岁），便数次笞辱奇氏，甚至“加烙其体”[69]。元统三年（1335年），答纳失里皇后之兄弟唐其势、塔剌海被告图谋不轨，塔剌海逃入宫中，答纳失里皇后以衣蔽匿之，因而获罪，被贬出宫，后被丞相伯颜鸩于开平民舍。答纳失里皇后遇害后，顺帝打算立奇氏为后，遭到了丞相伯颜等大臣们的反对。遂立世祖察必皇后之曾孙（一说玄孙）弘吉剌氏伯颜忽都为正宫皇后，册立奇氏为次宫皇后，居兴圣宫，改徽政院为资政院，隶属于奇皇后。奇氏生皇子爱猷识理达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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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至正八年，监察御史李泌仍以世祖之言、天灾异象来谏言顺帝降奇氏为妃：“世祖誓不与高丽共事，陛下践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丽奇氏亦位皇后。今灾异屡起，河决地震，盗贼滋蔓，皆阴盛阳微之象，乞仍降为妃，庶几三辰奠位，灾异可息。”但顺帝“不听”[70]。世人亦将高丽奇氏为后看作野鸽来巢、六月阴寒，是天下将乱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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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八月，大皇后伯颜忽都卒，同年十二月，奇氏被正式册封为正宫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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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氏表现得贤良明理，在内外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周全得体，树立了贤后的形象。顺帝后期，奇氏的地位日渐稳固，而顺帝此时沉溺于十六天魔舞和大喜乐事，日渐荒淫，怠于政事，奇后便把持朝政，甚至与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谋划内禅，逼顺帝让位，并试图干预和把持高丽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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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朝进得高丽女，大半咸称奇氏亲。”[71]在这种紧张的宫廷斗争中，奇后多处施展政治手腕，并充分展开美女外交，利用蓄养的亲信高丽贡女作为笼络权臣的手段和刺探政治情报。“祁（奇）后亦多蓄高丽美人，大臣有权者，辄以此送之，京师达官贵人必得高丽女然后为名家。高丽女婉媚，善事人，至则多夺宠”[72]。奇后内禅计划被顺帝知道后，顺帝“怒而疏之，两月不见”。不久，奇后遭幽禁，也是故技重施，“数纳美女于孛罗帖木儿”以求解脱，结果百日后便被释放。[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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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奇氏在元廷贵为皇后的至高地位和大权独揽的政治强势，以及高丽女性在上层社会日益活跃，“高丽风”的盛行当然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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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丽宦官入侍元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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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的宫廷中，有一个势力群体常常被忽视，即高丽宦官。丽元之交中，高丽除了贡献元廷童女外，还有童男。这些童男来到元廷后，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做了宦官。比如前面提到的，首先把奇氏推荐给顺帝的宦官、徽政院使秃满歹儿就是高丽人，奇后最宠信的宦官朴不花也是高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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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不花亦名王不花，在奇氏未进宫时，两人是同乡，“相为依倚”，关系十分密切。奇氏被选送入元廷后，受到顺帝宠幸，被立为第二皇后，朴不花便以阉宦身份入宫，专门侍奉奇后，深得奇后的宠爱与信赖：“皇后爱幸之，情意甚胶固，累迁官至荣禄大夫、资政院使。”资政院主掌皇后的财赋，权力很大。在奇氏初立皇后塑造贤后形象的时候，赈灾善后等事宜，皆由朴不花出面操办。后来奇后谋划内禅之事，也是遣朴不花出面谕意丞相太平，寻求政治支持。可见奇后对他的信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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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不花和秃满歹儿都是元朝后宫中高丽宦官的代表。他们出入后宫，深得后宫高丽妃嫔的信赖，又担任具有不小实权的官职，他们的言行处事，都具有不小的影响，也成为推动“高丽风”盛行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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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朝大都“高丽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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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期，后宫中母仪天下的皇后为高丽女，宫中给事使令又大半为高丽女，出身高丽的宦官亦不乏其人。他们语言相通，民族相同，习俗相同，生活方式相同，自然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和民族上的亲近感。上自皇后妃嫔，下至宫女宦官，充斥了元朝宫廷，以至在元朝宫廷和大都上层社会形成了从服装鞋帽到语言习俗、生活方式大行其道的“高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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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高丽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服饰方面以“高丽样”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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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权衡《庚申外史》指出“自至正以来，宫中给事使令，大半为高丽女，以故四方衣服、鞋帽、器物，皆依高丽样子”外，《南村辍耕录》也记载：“杜清碧先生本应召次钱塘，诸儒者争趋其门。燕孟初作诗嘲之，有‘紫藤帽子高丽靴，处士门前当怯薛’之句，闻者传以为笑。用紫色棕藤缚帽，而制靴作高丽国样，皆一时所尚。”[74]一时间，“高丽样”成为上层社会服饰崇尚和竞相模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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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连夜内家争借看，为曾着过御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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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臂初裁样入时，熏风吹瘦小腰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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