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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名姬貌似花，中宫分赏大臣家。衣衫尽仿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斜。[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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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高丽样”一起流行的还有“高丽语”。由于高丽人遍布元廷，尤其是进入元廷上层，高丽语在元廷中也日渐普及，几乎成了元朝后宫中的通用语言之一，以致学习高丽语成了在后宫中任职当差的“非高丽”人的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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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德殿当清灏西，蹲龙碧瓦接榱题。卫兵学得高丽语，连臂低歌井印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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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宫词》中所说的正是当时元朝后宫中人人争学高丽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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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高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也在元廷中流行开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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绯国宫人直女工，衾裯载得内门中。当番女伴能包袱，要学高丽顶入宫。[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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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头顶物携载而行本是高丽人的生活方式，宋人徐兢曾于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奉使高丽，归国后，书其事物，绘其图形，撰写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特别记录了高丽妇人“水米饮欢并贮铜罂，不以肩舁，加于顶上。罍有二耳，一手扶持抠衣而行”的载物方式。[78]这种方式是汉族人和女真人所陌生的，但随着“高丽风”席卷宫廷，宫女们也开始“要学高丽顶入宫”。这首《宫词》就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一位女真宫女学习高丽女顶物而行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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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史料和《宫词》使我们管中窥豹，可以了解和感受到元朝末期宫廷和大都以致“四方”流行“高丽风”的时代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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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古为“东夷”，其俗为“断发文身，雕题交趾”。根据史料的记载，从周时箕子受封于东夷，“教以田蚕之利”和衣冠之制开始，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宋元，朝鲜半岛的服装一直或多或少地受到中国大陆历代王朝的影响。到了宋朝，“岁通信使屡赐袭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翕然丕变，一遵我宋之制度焉，非徒解辫削衽而已也”[79]。高丽服饰更是明显地受到了“华风”的浸染，在礼仪文化、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明显的“汉化”特征，故有“小中华”的美誉。对此，经历了南宋、金和蒙古时期的高丽人李奎报（1168—1241年）在他的《题华夷图长短句》中不无自豪地说：“君不见，华人谓我小中华。此语真堪采。”[80]到了蒙元时期，高丽和蒙元的关系日益密切，高丽世子长期入质汗廷，高丽使臣长期居住大都，还有多位蒙元公主下嫁高丽等[81]，他们又将蒙元的文化带到高丽，高丽服饰又明显地受到了蒙元服饰的感染，出现了“胡化”现象，尤其是一些入质的世子和长期在元朝居住的使臣回到高丽后，一身“椎髻胡服”的装束，让高丽人颇为讶异。（图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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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5 韩国密阳古法里朴翊墓壁画。该墓葬主人生于1332年，卒于1398年，正值高丽王朝晚期和元朝末年，也正是元朝大都“高丽风”盛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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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随着蒙元与高丽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高丽世子入质汗廷、高丽贡女入选宫廷甚至尊为后妃、高丽宦官入侍元廷，以及高丽使者长居大都、高丽方物入贡元廷等原因，高丽的服饰和习俗等也开始影响元朝的服饰文化和生活习俗。透过对元朝末年大都“高丽风”盛行这一时尚流行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使我们多方面、也更为深入和细致地了解丽元之间的政治关系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与互动，既大大地促进了高丽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元朝的服饰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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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汝砺（1041—1095年），字器资，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出使辽国，其《鄱阳诗集》载使辽诗六十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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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汝砺使辽诗见蒋祖怡等：《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318—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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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诗《宋诗纪事》题为《燕姬》, 《全辽诗话》中题为《佛妆》。参见《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161—162、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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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十五张舜民《使北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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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张舜民：《使辽录》，见（明）陶宗仪：《说郛》卷三，中国书店据涵芬楼1927年影印，1986年，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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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延燮等：《北京市志稿》第七册《礼俗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167页。另见蒋祖怡：《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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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2007年，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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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宋）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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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八“栝楼”条，华夏出版社，1993年，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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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唐）日华子撰，常敏毅集辑：《日华子诸家本草》，宁波市卫生局，1985年，22页。也有学者认为日华子为五代十国吴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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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修桂：《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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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峤，生卒年月不详，字文峤，五代后晋时期华阳（今安徽绩溪华阳镇）人。胡峤曾为后晋同州郃阳县令。契丹会同十年（947年），他作为宣武军节度使萧翰掌书记随入契丹，后萧翰被告发谋反见杀，胡峤无所依，虏居契丹七年（后晋天福十二年至广顺三年），于周广顺三年（953年）亡归中原。根据在契丹七年的见闻，胡峤写成记述契丹地理风俗的《陷北记》，又称《陷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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