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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像资料看，大部分能确定年代的女子穿着“披风”的绘画是在万历年间。有些女子穿着“披风”的肖像画得以流传至今，但无准确的年代记载，只能推断为明代。瓷器装饰显示，康熙年间女子穿着“披风”是非常普遍的。从乾隆年间改琦的绘画中，也能看到王熙凤穿着“披风”，这至少说明在康乾年间，“披风”还是流行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李廷熏的《四美图》，如果按照大英博物馆所提供的作品年代，约为1773年（但不能确定），则为嘉庆年间的绘画。一则画家身份不能确定，二则画家有可能描绘的不是其生活年代的服饰，而是模仿或者演绎以前的服饰，尤其是《四美图》这样的题材，更不能排除模仿演绎的可能性。因此，嘉庆年间“披风”是否还在流行，实则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从绘画和其他媒材看，道光年间的女子服饰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此时基本上难以看到女子穿着“披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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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物、图像和文献材料，笔者认为“披风”的流行时间可能是从弘治年间至乾隆年间，万历年间到康熙年间是流行的高峰期，最流行的时间跨度约为150年。这对于一种形制的服饰来说，其流行时间不能不算长，从中也能见到古代服饰的变化相对还是缓慢的。换一个角度说，在明末清初，服饰时尚变化相对较快的时期（尤其是江南地区）, “披风”能够流行这么久，可见它是一种美观而又方便的服饰，深得人们的喜爱。京剧服饰中的“帔”便是对明代“披风”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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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披风”流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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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这种敞领大开的“披风”在明清流行了相当长的时间，它的形制也是此前中国古代服装史上不曾有过的，它的流行应该伴随着偶然和必然的诸多原因。在这里提出一种观点，抛砖引玉，供大家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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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风”的雏形是“褙子”，但在“褙子”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其变化（或区别）主要体现在收腰大摆和领子上，改变的原因可能是受到了西亚、中亚服饰的影响。明代以前中国古代女子的服饰不强调显露女性的身材，也不突出杨柳细腰的妩媚，一般是直摆下来。西方女子的服饰自古就强调收腰大摆，如克里特岛出土的持蛇女神雕像，袒胸露乳，细腰宽裙，彰显女性身材的性感。西方后来的紧身胸衣大撑裙，更加夸张地表现女性的第二性征。通过图像和实物考察，中亚以西地区的古代女子服饰都强调细腰大摆，以此突出女性的身材。因此，在明代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披风”的收腰大摆可能受到了来自西亚和中亚服饰的影响。而敞领大开的目的在于彰显“披风”下面所着衫或袄的立领上的纽扣。这些玉、金或鎏金的纽扣（有些镶嵌宝石）精美异常，是明代工匠的首创，当时被作为首饰对待[70]，在贵族女子的服饰中相当流行。下面就着重讨论西亚、中亚的服饰是如何影响“披风”的形制及其服饰搭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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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学术史研究比较关注明代初期郑和下西洋，通过海路与国外交流的情况，对中亚以及西亚在明初与中国的陆路朝贡贸易，并没有太多的注意。其实，当时陆路的朝贡贸易非常频繁。仅帖木儿王朝从洪武二十年（1387年）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与中国的朝贡贸易达78次之多，甚至有时一年几次。帖木儿王朝主要供奉马、驼、玉石、狮子、刀、剑、盔甲等物，明朝赏赐给他们白银、彩缎表里、纱、绢、布、服装等。[71]从洪武开始，不断有入附明朝的撒马尔罕回回。有明一代，尤其是正统、天顺年间，不少中亚帖木儿王朝的人士入附明朝，明廷将他们安置在北京、南京和甘肃等地的卫所里。[72]另外，正德年间武宗召大量回回女入宫，表演西域歌舞，择其美者留之不令出。[73]这说明有大量的色目女在明朝宫廷生活。明代初期通过海路、陆路与国外的交流，中亚回回入附明朝，以及武宗好色目女的这些零星材料，已经让我们感到在明初、中期，中国与西亚、中亚的交流相当频繁，应该说这种交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这种交流使得中亚人和西亚人的服饰在中土频频亮相，由于他们的服饰在形制上与中国的有所差异，自然会引起明人的兴趣，并进行模仿。“披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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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面上看，“披风”是挡风的服装，在北方风沙大的地方，游牧民族特别喜爱穿着这样的服装，出门时披上它挡风，回家即脱下，很方便。因此，这种服装在西亚、中亚具有悠久的传统。如图7-22所示古代波斯的大衣（公元前5、6世纪）[74]，穿在最外面的衣服，其形制与“披风”相似，直领下来也有系带，只是袖子偏小，直身无摆。这种敞开衣领的形式在15世纪波斯细密画的男女着装中依然能见到。如图7-23所示15世纪初期的波斯细密画中王子外穿的大衣，领部也是另外的领子，这种领子是从古代波斯服饰的传统中继承而来，随着朝代的更迭会有些许的改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敞领也给里面服饰的领部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展示空间。如图7-24所示15世纪波斯细密画中女子的着衣，外面敞开的衣领更加彰显了里面立领上的金扣的珍贵。[75]这些波斯细密画的年代为1410年左右，正值明代永乐时期，也就是说，这种敞领大衣配里面的立领金扣的模式至少在与明初同期的西亚已经奠定，比我们的敞领“披风”配里面的立领金扣的服饰要早。考虑到前面所述的明代初、中期与中亚、西亚的频繁交流，西亚的这种服装搭配模式很可能被中土模仿，因为仔细检讨中国古代服装史，明以前并没有敞领外衣配里面立领金扣的搭配。这种搭配模式主要是游牧民族的服饰传统，不仅在西亚流行，中亚也有类似的服饰搭配，而且与中国的“披风”及金扣的搭配方式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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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2 古代波斯的大衣（公元前5、6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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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3 波斯细密画（14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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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4 波斯细密画（15世纪，图片采自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展览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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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阿富汗出土的公元1世纪贵族女子的服饰与明孝洁肃皇后陈氏的服饰（图7-25），便会发现她们服饰的领胸部处理非常相似，都是由大的金扣扣住外衣，里面的立领服装上用小型金扣装饰，区别在于阿富汗的大金扣用方形[76]，中国的采用动物与花卉结合的异形（典型的如蝶恋花等）（图7-26）。阿富汗的小金扣用丘比特骑在海豚上来表现，中国的用童子捧着葵花来表现[77]（图7-27），虽然都选取了儿童的形象，但语法结构差异较大，寓意也不同。中国的子母套结式的结构比阿富汗的两钩直搭的简单结构更加富有巧思，两童子俯首向前，比较含蓄；阿富汗的丘比特昂首挺胸，更加自信浪漫。这两个简单的儿童形象，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前述两者的对比在时间上跨越了15个世纪，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没有可比性的，它只能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比较：即16世纪阿富汗的女子服饰对1世纪的女子服饰的领胸结构依然有继承，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找到阿富汗16世纪女子服饰的图像或实物，但19世纪哈萨克斯坦的服饰依然保持此种领胸结构，说明以上的推测还是具备可能性的。中国古代有些交领服饰的基本形制也是持续千年以上的，古代服饰结构的变化相对是比较缓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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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5 领胸部服饰对比 左：阿富汗墓葬出土贵族女子服饰搭配复原图；右：明孝洁肃皇后陈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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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6 纽扣对比 左：明益端王妃彭氏（弘治七年—嘉靖十六年）棺内出，长8厘米，宽3.5厘米；右：方形金扣，阿富汗地利亚·泰贝（Tillya Tepe）3号墓出土，公元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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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7 小金扣对比 左：小金扣，长4.5厘米，高3厘米，阿富汗地利亚·泰贝（Tillya Tepe ）2号墓出土，公元1世纪；右：明代童子捧花小金扣，长3.3厘米，高1.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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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定“披风”的流行是受到西亚、中亚服饰的影响，那么就涉及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敞领大衣与里面的立领金扣的搭配模式会受到明人的喜爱（当然具体的形制不可能与他们的一模一样，明人会有所改变，如领子、纽扣的造型就不同）。尤其是中亚、西亚流行的立领为什么会被明代女子接纳。中国古代女子服饰在明以前没有立领的样式，而中亚至少在汉代就已经穿着立领服饰了（如新疆尼雅出土的浅蓝色长袖女绢衣）[78]。粟特出土的儿童夹衣（公元8世纪），外面质料为粟特丝，衬里为中国绢，立领（图7-28）[79]，说明在8世纪的中亚服饰中依然存在立领的形制。14—16世纪的波斯细密画中常见立领服饰，而中亚、西亚的服饰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比较大的，应该说立领服饰在中亚、西亚是比较普遍的。其之所以在中亚、西亚流行，可能跟当地风沙大，气候寒冷，人们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明代的女子服饰接受并模仿中亚、西亚立领的形制，笔者认为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立领是和金扣搭配在一起的，而明初正好具备了制作金及金镶宝石纽扣的技艺，并已经制作了大量精美的金扣，很适合在立领上做装饰。据墓葬出土的资料显示，明代最早的女子服饰上的金纽扣出土于南京邓府山明代福清公主（1370—1417年，朱元璋第八女）家族墓，是一副蜂赶菊的金“对扣”。明初的金“对扣”是中国服装史上的首创，它的子母套结式结构沿袭了以前织物纽扣的形式，图案纹样多有创新。中国从唐代开始在服饰上使用织物“对扣”，宋辽金元沿用，但还停留在闭合功能的层面，没有考虑其装饰功能，也没有广泛使用，因为服装的主要闭合方式还是系带。明代的金属“对扣”（有的镶嵌宝石）是一种奢华的首饰，同时兼具装饰和闭合功能，装饰功能更加突显。明初金纽扣主要用于胸前扣合“大袖衫”或“霞帔”，体量较大，后来使用位置逐渐从胸部转移到领部，这种转变在成化皇帝的王皇后的服饰上已有体现，当时是将两副金“对扣”缝在围住脖子的白色护领上，这里的金“对扣”纯粹起装饰作用，不具备闭合功能。试想，当西亚、中亚的立领配金纽扣（圆形或花瓣形）的形式传入中原时，人们很容易想到模仿其结构，将原来脖子上的护领变成与衣身一体的立领，让金“对扣”兼具装饰与闭合的双重功效，以此彰显纽扣的价值。至今，最早的立领对襟衫子出土于夏儒妻子的墓中（明正德年间）[80]，衣上留有清晰的6副“对扣”痕迹，但没有纽扣出土（此墓曾被盗掘，金扣或许已被盗）。这说明最晚在正德年间，金属“对扣”已经在立领的服装上使用了（不仅仅限于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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