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396760
1700396761
1700396762
1700396763
1700396764
1700396765
1700396766
1700396767
1700396768
注:由于钮扣上的蜜蜂与蝴蝶的形象很难区分,统计时都用蜂蝶花代替。
1700396769
1700396770
明代女服“对扣”的材质主要有玉、金、银、铜等。镶嵌红蓝宝石的金、银“对扣”数量超过45副(墓葬出土),其精致奢华的程度令人称奇。大部分镶嵌宝石的金扣出自皇后、妃子的墓中,非一般平民所能佩戴。主要的红蓝宝石产于中亚、西亚,通过朝贡贸易到达中国。西域诸地与明朝之间的朝贡贸易中,玉石贸易是分量仅次于马驼贸易的第二大项。于1603—1604年亲身游历喀什、和田等地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鄂本笃说:“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称为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据此可知,中亚、西亚的宝石已广泛流入明代宫廷和民间,而且数量应该不少,《明实录》载:“景泰三年(1452年)七月,哈密贡玉石三万三千五百余斤,每石一斤赐绢一匹。”[86]这些朝贡玉石的重要用途之一即为首饰,首饰一旦镶嵌玉石,倍增奢华珍贵之价值。目前,关于明代“对扣”的信息我们知之不多,仅有宫廷“对扣”尺寸及工时的零星材料散见于典籍中:素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30个用窝钮工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每50个用窝钮工1个工;錾花金钮扣,头号、二号、三号每20个用錾花匠1个工,四号、五号、六号40个用錾花匠1个工。其钮扣尺寸如下:头号大钮直径8分,头号钮直径7分,二号钮直径6分,三号钮直径5分,四号钮直径4分,五号钮直径3分,六号钮直径2分,七号钮直径1.5分[87]。以上为金属“对扣”的基本尺寸,与墓葬出土的“对扣”尺寸基本吻合。富贵之家女子服饰上的“对扣”模仿宫廷样式,但材料不及宫廷的贵重,造型也相对简单,由个体金银匠制作而成,水平也是上乘,因为明代制作金银首饰的工艺是历朝历代中的翘楚。由于“对扣”使用的材料珍贵,工艺精湛,造型别致,成本自然很高,墓葬出土的主要为皇后、妃子、内外命妇所戴。《金瓶梅词话》第十回描写潘金莲在生日那天:“上穿丁香色潞绸燕衔芦花样对襟袄儿,白绫竖领,妆花眉子,镏金蜂赶菊钮扣儿……”[88]可见富商的妻妾也能佩戴。总之,“对扣”的行用阶层非富即贵,普通女子对“对扣”不敢奢望!
1700396771
1700396772
明代“对扣”的造型十分多样,限于篇幅,不能展开讨论,只做大致的归纳。表面看来,“对扣”由中心部分与两翼组成,中心部分又由钮头(接一翼)和襻圈(接另外一翼)组成,钮头插入襻圈之中,扣合牢固。中心部分的襻圈多为菊花、菱花或葵花造型,襻圈中间偶见福寿等文字。有时襻圈变为方形,但不是主流。两翼的图案为蜜蜂、蝴蝶、童子、鱼、鸡、元宝、如意云头、万字纹等。将中心部分与两翼进行搭配,再加上红蓝宝石的镶嵌,则形成丰富多彩的钮扣形式,如图7-30所示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蜂赶菊、蝶恋花、童子捧花、鱼戏莲、云捧日、双元宝等类型。目前,关于“对扣”造型的研究,并没有深入展开,有学者认为“对扣”雌雄二体的扣合有点性的意味,倘若如此,蜂赶菊、蝶恋花的“对扣”似乎与这种观点吻合。而童子捧花、鱼戏莲大概是对传统图案的继承和发展。云捧日“对扣”中如意云头的造型是辽代陶瓷中的典型图案,也在耳环上运用[89],钮扣作为一种首饰,对此纹样的采纳应在情理之中。关于一种纹样在不同器物门类中的流传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可惜此类成果尚不丰硕。元宝图形的应用大概与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金钱的追逐关系密切。万字纹的应用乃是受佛教的影响所致,应是不争的事实。总体看来,“对扣”采用的图案与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信仰关系紧密。
1700396773
1700396774
1700396775
1700396776
1700396777
图7-30 几种典型的“对扣”样式(从左至右:鸟戏莲金“对扣”、鱼戏莲金“对扣”、银鎏金蜂赶菊“对扣”、童子捧花“对扣”、蝶恋花玉“对扣”、蝶恋花镶宝石金“对扣”、双元宝金“对扣”)
1700396778
1700396779
二、明代“对扣”的缘起
1700396780
1700396781
“对扣”虽小,承载的物质文化含义却很深厚,追溯它的源头,实际上是要回答一些中外服饰文化交流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明代女服上的“对扣”是如何产生的,是本土独自生成的,还是从中亚、西亚引进的。笔者的观点是,明代女服上的“对扣”在结构、形制和图案装饰上主要是对明以前织物纽扣的模仿、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新的样式。但明以前的织物纽扣最早可能是从中亚、西亚传入的,也就是说,纽扣是中亚、西亚人发明的,在早期的服饰文化交流中传到中国,同时也传到了欧洲。
1700396782
1700396783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中国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服装上使用织物“对扣”,但最晚在唐代已经开始,这从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唐代大歌绿绫袍上的纽扣已能得到证明(图7-31)。此袍与粟特出土的一件儿童夹衣的形制基本相同(参见图7-28),与普通的唐代袍子差别较大,可能是生活在大唐的中亚人的服装。无论怎样,在这件遗存下来的唐代袍子上,已经使用了雌雄二体扣合的织物“对扣”,其基本结构如图7-32所示,一副“对扣”由一个纽头、一个襻圈、两个襻脚组成。纽头、襻圈分别连接一个襻脚,襻脚缝在服装上,纽头、襻圈悬空,当纽头进入襻圈,则扣合紧密。这种子母套结式结构的纽扣由宋辽金元时期沿用,材料主要为织物;至于金属或者玉“对扣”在明以前尚未发现。目前保存下来的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一件对襟窄袖“背子”,材料为罗,是件夹衣,胸前采用了一副子母套结式结构的织物“对扣”,由于衣物保存完好,“对扣”形制清晰可见(图7-33)。此墓还出土了另外一件单层罗对襟窄袖“背子”,两边高开衩至腋下,门襟缘边,胸前用一带系缚,可见宋代“背子”的门襟闭合方式是“对扣”与系带并用的[90]。
1700396784
1700396785
1700396786
1700396787
1700396788
图7-31 大歌绿绫袍第1号纽扣局部(正仓院南仓)
1700396789
1700396790
1700396791
1700396792
1700396793
图7-32 “对扣”结构示意图(王佳琪绘制)
1700396794
1700396795
1700396796
1700396797
1700396798
图7-33 织物“对扣”(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
1700396799
1700396800
元代的织物“对扣”的子母套结式结构基本上与宋代相同,但襻脚由原来的一字型变成了花瓣型,这一点在元代皇后像的服饰中可见一斑(图7-34)。元太祖皇后像,衣服领口处的黑色织物“对扣”已经开始朝花瓣型转变,但变化不是特别明显。倘若要清晰地观察元代花瓣型“对扣”,甘肃漳县元代汪世显家族墓出土的抹胸前面的9副织物“对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91](图7-35), “对扣”的襻脚已经变成明显的花瓣型,犹如今天的盘扣样式。这种盘扣样式可能在明代的抹胸上继续沿用。《金瓶梅词话》描写潘金莲在阳春三月初遇西门庆时的打扮:“露赛玉酥胸儿无价……身边低挂抹胸儿重重纽扣。”[92]虽然我们无从知晓潘金莲这件抹胸上的纽扣是否属于花瓣型襻脚,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元到明内衣样式的变化不会太快,尤其是文中提到潘的抹胸上也是“重重纽扣”,当与元代的纽扣并无大异。从此处“纽扣”的“纽”字可知,此纽扣的材料为织物,既然抹胸为内衣,则不必用奢华的金属或玉扣,况且此时的潘金莲身为卖炊饼的武大郎之妻,生活水平不甚富贵,应无财力享用金属或玉制钮扣。倘若是明代女子外穿的衫子或披袄上的金属或玉“对扣”,则用线缝在衣服上。有时将1副或2副“对扣”缝在立领上,下面系带闭合;有时将6副或7副“对扣”缝在整个对襟衫子或披袄上,领部1副或2副,胸前5副。益宣王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对襟衫子上的7副蜂赶菊鎏金银“对扣”,是明代典型的“对扣”样式之一(图7-36)。明代与唐代的“对扣”相比,材料已经由织物发展成金属(或玉),襻脚已经由一字型变成异型(童子、动物、花叶、云纹、万字纹等),襻圈已由圆型演变成菊花、葵花等花瓣型和方型。这种金属或玉“对扣”经过明末清初的流行,到乾隆时期以后便很少在图像中出现。倒是民国时期流行的旗袍上的织物盘扣,常常模仿“对扣”的形式,具体纹样不完全相同(图7-37)。
1700396801
1700396802
1700396803
1700396804
1700396805
图7-34 元太祖皇后像(《中国时尚文化史·宋元明卷》)
1700396806
1700396807
1700396808
1700396809
[
上一页 ]
[ :1.7003967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