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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洋饭书》由美国北长老教会在上海设立的美华书馆（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于1866年首发印行，共29页，但序文与附录为英文，此后多次再版，包括1885年、1899年、1909年，此后未再印行，直到1986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因响应国务院1981年12月10日发出的《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整理出版“中国烹饪古籍丛刊”，才收录了这本《造洋饭书》，这套书于1987年出版，第一次印刷50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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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1887年印行的《申江百咏》中有这么一段竹枝词，写道：“几家番馆掩朱扉，煨鸽牛排不厌肥；一客一盆凭大嚼，饱来随意饮高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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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竹枝词显示1880年以后，上海已流行吃西餐，此诗的“番馆”指的是西餐馆，而“高馡”就是咖啡。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薛理勇考证，这是中国最早出现近似“咖啡”语音的文献。然而，前述台北的台湾博物馆所珍藏福建巡抚丁日昌《抚番开山善后章程》原稿，不但是以“咖啡”书写，且书写年代1877年也早于1887年的《申江百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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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磕肥”、“高馡”外，清末还将咖啡译为“黑酒”，譬如明清时期编撰的《广东通志》，有一段描述道光年间的外国酒，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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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洋有葡萄酒，味甘而淡。红毛酒色红，味辛烈。广人传其法，亦酿之，与洋酒无异。洋酒有数十种，唯此二种内地能造之，其余不能酿也。又有黑酒，番鬼饭后饮之，云此酒可消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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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的饭后饮之可消食的“黑酒”，一般认为就是今日的咖啡或巧克力，但以咖啡的可能性较大，因为巧克力在当时的欧美仍不如咖啡那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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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清末民初大诗人兼画家潘飞声（1858～1934），也在诗作《临江仙》提到“加非”两字，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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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红楼听雨夜，琴边偷问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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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房刚掩绿窗纱，停弦春意懒，侬代脱莲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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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胡床同靠坐，低教蛮语些些。起来新酌加非茶，却防憨婢笑，呼去看唐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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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夫妻体验西方文化的写照，夫妻靠在床边，夫君教娘子几句外语，还喝了咖啡，怕婢女讥笑，于是使唤出去看花卉。茶向来是中国传统饮品，早年在“加非”后头加个茶字，颇有入境随俗的味道，但今人看到“加非茶”肯定猜不透是啥。1887年潘飞声曾应聘到德国柏林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旅居海外四载，回国后仍有喝“加非茶”的习惯，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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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诗人毛元征的《新艳诗》也提到喝加非茶的情境，写道：“饮欢加非茶，忘却调牛乳；牛乳如欢甜，加非似侬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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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显示当时的文坛已流行喝“加非茶”添牛奶调味，但他忘了加牛奶，喝来又浓又苦，显见当时黑咖啡仍不流行，应与咖啡质量或冲煮不当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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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上海滩有两首与咖啡有关的竹枝词，很有意思，一首晚清年间名为《考非》的竹枝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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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非何物共呼名，市上相传豆制成。色类沙糖甜带苦，西人每食代茶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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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为，大家所称的“考非”到底是什么东西？市面上的说法是用豆烘制而成，颜色像黑砂糖，甜中带苦，洋人饭后以之代茶，烹煮来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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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李异鸣所著《中国历史的惊鸿一瞥》收录的一首1909年清末嘉兴人朱文炳的《海上竹枝词》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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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风行请大餐，每人需要一洋宽，主人宴客殷勤甚，坐定先教点菜单。主人独自坐中间，诸客还须列两班，近者为尊卑者远，大清会典全可删。大菜先来一味汤，中间肴馔难叙详，补丁代饭休嫌少，吃过咖啡即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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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描述当时上海人开始学吃西餐的有趣情境，还没吃到饭菜就先来一大碗汤，接下来端上难以解释的奇菜怪肴，柔软甜嘴的布丁竟然取代米饭，喝完咖啡，一顿饭就此结束。这首诗已将“考非”改称为咖啡了，显见越接近民国，译名越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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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将外来语coffee的译法，统一为“咖啡”，之前的奇名怪语“磕肥”、“高馡”、“黑酒”、“考非”或“加非茶”，已成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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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早在1877年丁日昌的《抚番开山善后章程》，即出现“咖啡”一语，这比《中华大字典》早了38年。民国以后编撰的《中华大字典》是否以之为本，这不无可能。至今我尚未找到比《抚番开山善后章程》更早书写“咖啡”两字的官方文献或中文字典。据此推论，1877年丁日昌拟定的章程，有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现“咖啡”字眼的官方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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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流通于中国市场的历史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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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确定，同治年间（1861～1875），最迟1870年以后，中国已买得到焙制好的咖啡熟豆。中国台湾出版中英文对照的《美国油匠在台湾》，是1877～1878年间美国钻油技师络克，到中国台湾苗栗出磺坑钻取石油、建设当地所写的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座机械探钻的油井，正逢巡抚丁日昌推动现代化建设。这本中国台湾钻油日记描写了作者在台湾府（今台南市）和台北大稻埕买饼干、牛奶和咖啡充饥的情景，足以证明当时的宝岛已有咖啡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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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中国台湾出版的《福尔摩莎及其住民：19世纪美国博物学家在台湾的调查笔记》，作者美国博物学家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在书中提及1874年冬季搭船从中国台湾到澎湖马公，下船看到一名久咳不止的老妇，于是拿出传教士送的咖啡粉给老妇，并教她加糖煮热来喝，果然帮她治好了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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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本老外所写的台湾游记，以及上述清末民初的诗词，足以证明最迟在1870年以后，中国市场上已有咖啡熟豆或咖啡粉的商业买卖。这应归功于晚清在列强压迫下，设广州、上海、福州、天津、厦门和台湾等通商口岸，洋货源源而入，沿岸官员或商贾赶流行吃西餐，咖啡才逐渐渗进中国人的餐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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