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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唐代精美的丝织物的出土，反映了唐代织造工艺的高超水平和精湛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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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织锦有很多现在保存在日本正仓院的实物中。比如有一幅唐代《狮子舞锦》，一只狮子在宝相花枝藤中曼舞，在每朵宝相花上面，都站立着载歌载舞的人物，有的打着长鼓，有的弹着琵琶，有的吹着笙笛。花纹的单位足足有一米多长，整幅画面充满着一片欢腾热闹的景象，气魄真是宏伟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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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仓院还收藏有：用染花经丝织成的“广东锦”；用很多小梭子根据花纹颜色的边界，分块盘织而成的“缀锦”；利用由深到浅的晕色牵成的彩条经丝，织成晕色花纹的“大繝锦”；利用彩色纬丝显花，并分段变换纬丝彩色的“纬锦”；利用经丝显露花纹的“经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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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丝织品种的实物，在我国西北古丝路经过的地方也都发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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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广东锦就是现在流行的“印经织物”的前身。缀锦就是我国所说的“缂丝”，日本称它为“缀锦”。用经丝牵成晕色彩条的办法，在现在的纺织生产中也经常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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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丝显花的经锦，是汉以来的传统方法。用纬丝显花，分段换色，要不断换梭投纬，织制时比较费事，但纬丝可以比经丝织得更密致。用纬丝显花，花纹就可以织得更加精细，色彩的变换也可以更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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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纬丝显花和分段变色的方法，在现代的丝织生产中仍然是主要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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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证明，唐初就已经生产纬锦这种品种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着一件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瑞花几何纹纬锦》，这件纬锦的花纹，也是初唐时期中原流行的典型式样，它是用一组蓝色的纬丝织出斜纹组织的地纹，另外用两组纬丝织出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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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织花纹的两组纬丝中，有一组是白色的，专门用来织花纹的边缘部分；还有一组是分段换梭变色的，用来织花心部分，在标本上看到换梭的颜色有大红、湖绿两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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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文物标本还保留着17.3厘米长的幅边，从幅边能清楚地看到纬丝回梭形成的圈扣，以及幅边的组织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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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丝织品中，还有一件由两组不同色的经线和两组不同色的纬线互相交织成正反两面花纹相同的双面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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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反两面的区别仅仅是花纹的颜色和地纹的颜色互相转换，即正面花纹的颜色，在反面恰恰就是地纹的颜色；而正面地纹的颜色，在反面恰恰就是花纹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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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面锦的织法，就是现代“双层平纹变化组织”的织法，它的优点是正反两面都能使用，组织牢固，使用性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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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薄纱也织得很好。当时的贵族妇女肩上都披着一条“披帛”，大都是用薄纱做成的。另外还有一种用印花薄纱缝制的衣裙，也是当时贵族妇女们很喜爱的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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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印花丝绸的花色很多，印花加工除蜡染、夹板印花、木板压印等方法外，还有用镂花纸版刮色浆印花及画花等多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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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丝织品的图案纹样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其中以花鸟禽兽纹为主要的装饰题材，鸟兽成双，左右对称，鸟语花香，花团锦簇，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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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卉植物类图案中，多纹有盛开的牡丹花、折枝花、宝相花、散点花和卷草纹，形象处理饱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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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吐鲁番出土的花鸟纹锦，以盛开的牡丹花为中心，周围有展翅飞翔的蜂蝶和练鹊，有迎花飞舞的鹦鹉，有宁静的山岳和飘飞的祥云，疏密有致，花鸟争春。锦边配上蓝地花卉两条连续的装饰带，色彩华丽，制作精美，代表了唐锦的工艺水平和装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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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天蓝地牡丹锦》，主体纹样是一个正面形的8瓣牡丹花，周围用8朵侧面的牡丹花围绕而成。外面一层又装饰了一圈较大的牡丹花，花之间安排小折枝花，构成了极其富丽饱满的大团花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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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作品，在鲜艳夺目的天蓝地色上，花卉用深绿、浅绿、红、粉紫、浅黄等颜色来交错使用，用退晕手法来处理，使作品色彩华丽，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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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茶色地《牡丹花对羊绸》，主题纹样是迎着朝霞怒放的牡丹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露水珠晶莹闪光。美丽活泼的蝴蝶围绕着牡丹翩翩起舞，两只左右对称的小羊回首互望，一幅恬静优美的画面，表现了春天鸟语花香、粉蝶飞舞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盛唐以来工艺装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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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瑞鹿牡丹团花绸》也是优秀作品，都和当时花鸟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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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珠团窠纹也是唐锦图案的一类。唐代这类图案的发现较为普遍，成为唐锦的典型纹样。以一圈联珠组成团窠，中间安排鸟兽和花卉图案。图案内容有盘龙、凤凰、麒麟、狮子、天马、仙鹤、莲花、忍冬和宝相花等。纹样规整、连续、对称，以四方连续的组织向四面延续。4个团窠纹之间的空隙，装饰忍冬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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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联珠纹来源于古代波斯，但从我国原始社会的彩陶纹样，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铜镜背面的边饰纹样及西晋的青瓷纹样和隋代的织锦的联珠纹上，均可见到它的形象。说明这种纹样不仅是吸收了外来艺术形式而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兼收并蓄，别具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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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联珠团窠纹织锦遗物，在吐鲁番、甘肃省境内都有大量出土。代表作品有《联珠对鸭纹锦》、《联珠对天马骑士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戴胜鸾纹锦》等，尤其以鹿纹锦和猪头、对鸭纹锦，纹样别致，生动有趣。联珠团窠纹是唐代流行的一种装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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