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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观点都不应被看作是对物质文明的攻击和拒绝。弗罗斯特并不是在美化久远的科技落后的过去。虽然他对那些严重依赖现代科技的人感到担忧，但他自己却感觉与科学家和发明家有着亲密的联系。作为一名诗人，弗罗斯特同这些人一样，有着精神追求。他们都堪称现实生活迷思的拓荒者，是事物意义的挖掘者。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正如波里尔描述的一样，都是“能够延伸扩展人类想象力”的工作。对弗罗斯特而言，“事实”的最大价值——不管是在现实世界里，还是一件艺术品中，又或者是在工具或其他发明创造中，都在于其能够扩大个体求知的范围，从而打开理解、行动、想象的新领域。在弗罗斯特临终前创作的长诗《小鹰号》（Kitty Hawk）中，他赞颂了怀特兄弟“飞向未知，飞向崇高”的尝试。在怀特兄弟“走向无限”的过程中，他们也让我们这些普通人体验飞翔、体验无拘无束成为可能。怀特兄弟的尝试是一次普罗米修斯式的冒险。弗罗斯特评价道，从一定意义上说，怀特兄弟让无限“合理地为大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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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对于求知和生产一样重要。人类的身体在本真和朴素的状态下是微弱无力的。它受到了自身力量、灵活性、感官能力、计算能力、记忆的制约。人的身体很快就会达到自身的极限，不过，人体内却蕴藏着可以想象、期望、计划的心智能力，它可以完成身体做不到的事情。在人类身体能成就的事情和心智能想象到的事情之间存在着一个紧绷的状态，它最终促成并塑造了科技。它促使人类不断地延伸自我，探索自然。科技并不能使我们成为“新人类”或者“超人”，一些作家和学者最近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科技让我们成为人类自己。技术隐含在我们的天性之中。工具是人类梦想的表现形式。人类将工具带到了这个世界。科技的实用性或许使它与艺术区别开来，但是这两者都源自于人类明显且相似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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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草是诸多不适合人类身体做的事情之一。（试一下你就相信我了。）他之所以割草，之所以成为割草人，都是因为他手里挥舞的工具，那把镰刀。这位割草人应该是，也必须是得到了技术的支持。割草人使用的工具以及他使用这个工具的技能定义了他所在的世界。在他的世界里，他是一位割草人，可以在草地上一排排地割草。虽然从表面来看，这一看法有些微不足道甚至是冗赘，但它却点出了生命的基本要素和生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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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是我们拥有世界的一般方式。”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于1945年在他的代表作《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中写道。我们的身体——我们用两条腿直立行走，我们有一对长有对生拇指的双手，我们有眼睛可以观察周遭，我们能忍受一定的炎热和寒冷，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它引导并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有意识的思维。我们认为山岭高峻，并不是因为它们高峻，而是因为我们对山岭高度和外形的感知是由我们的天性决定的。在诸多事物中，我们把石头视作武器，是因为我们手掌和胳膊的构造让我们得以捡起一块石头然后扔出去。知觉和认知一样，都是具体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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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获得了一项新技能，不仅能改变身体的能力，还能改变这个世界。海洋向那些从没有游过泳的人发出了邀请。我们每掌握一个新技能，自己的世界就会重新改变以展示出新的可能性。自己的世界会变得更有趣，生活也变得更有意义。这可能就是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之所以反对笛卡儿分裂身体与心灵的原因，他写道：“人类的心灵可以感知许多事情，而且心灵越有能力，身体展现的才能就越多。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爱德华·胡特证明了人可以掌握技能。10年前，受到因纽特猎人和其他野外专家的启发，胡特开展了“一项通过自然线索学习导航的项目”。经过数月的野外观察和实践，他自学了如何读懂白天与黑夜的天空，破译了云层与波浪的运动规律，并且能够解读树影的秘密。“经过一年的努力，”他回忆道，“我明白了一些东西：我理解世界的方式变了。太阳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星星也是。”胡特通过“原始的经验主义”丰富了自己对环境的理解，这让他的“体验类似于人们所谓的精神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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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让人类突破了自身的肢体限制，也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世界对我们而言的意义。技术的变革力量在发现工具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从科学家们使用的显微镜和粒子加速器，到独木舟和宇宙飞船，但其实在所有的工具上都能看到这一变革的力量，甚至包括日常生活里的常用工具。只要有工具能够帮我们培养一个新技能，这个世界就会有变化，变得更有趣，成为一个拥有更多可能性的地方。自然的可能性上被附加上了文化的可能性。梅洛·庞蒂曾写道：“有时候，人类的身躯并不能实现既定的目标，如此一来，我们必须得信任工具，身体在自己周围映射出了一个世界。”一个制作精良、使用得当的工具，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为我们生产了东西，更重要的是它在我们内心发挥了作用。技术能开创新天地。它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可以重新去理解并且能更好地为人类意图服务的世界——一个我们能发现更多自我可能的世界。“我的知觉给了我最丰富、最清晰的可能性时，我的肢体就开始同这个世界一起转动，”梅洛·庞蒂解释道，“当我开始理解和感知世界的时候，我会接收到肢体的回应。这种在感知和行动上的清晰定位了一个感性的模块，这是生活的大背景，是身体和这个世界一致的一般环境。”彻底而有技巧地使用技术，技术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生产或者消费的工具，就成了一种体验的方式，让我们有了更多通向富足和丰富生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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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一下大镰刀，它虽然简单却非常巧妙。由罗马人或者高卢人于公元前500年发明，它有一个弯曲的铁质或钢制刀片，刀片固定在一个长长的木柄之上。通常，在大镰刀柄中部的位置有一个木制的小夹子，这能够让使用的人用双手握住并挥舞。这种大镰刀其实是一种古老镰刀的变体，后者的柄更短，发明于石器时代，在早期农业和文明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之所以让大镰刀成为一个如此有历史意义的发明作品的是，它长长的刀柄得以让使用者在割除地上草木的同时，还能保持站立的姿势。因此，人们收割饲草、庄稼，修剪园子的速度比之前更快了。农业因此向前跨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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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镰刀增加了劳动者在田间的劳动强度，但它所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了最后的粮食产量。大镰刀是一种非常容易使用的工具，比以前的短柄镰刀更适合割草这种劳作。使用者不用蹲着，就像是在正常行走一样，而且双手握柄更能发挥气力。对于割草类似的工作来说，大镰刀既是工具又是一种发明创造。我们从大镰刀中看到了技术应用于人类中的影响，也看到了一类既能提高社会生产力又不会对个体行为和知觉造成限制的工具。正如弗罗斯特在《割草》中所说，大镰刀加强了使用者对这个世界的感知和参与感。挥舞大镰刀的割草工能做很多工作，但他懂得更多。抛开外观不谈，大镰刀既是心灵的工具，也是身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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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工具都符合人类意愿。有些工具会阻碍我们施展技能。自动化的数字技术非但没有把我们引入一个新世界，鼓励我们培养新的技能，拓宽眼界，提升人类的潜在价值，反而经常起到反作用。这些工具设计出来就是不受欢迎的。它们拉开了人与现实世界的距离。现在流行的以技术为中心的设计策略认为轻松和效率高于一切，这就导致人与世界的疏离。同时，这种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现实：在个人生活中，计算机已经成为一种媒介设备，精心编写的软件牢牢抓住人类的注意力。因为大多数人都是从经验中获取知识的，所以计算机屏幕特别有吸引力，因为它既便捷又能体现多样性。每时每刻都有事情发生，我们可以随时加入，不用费多大力气。虽然屏幕极具诱惑和刺激，但是，它所能营造的环境也是有限的——快速、高效、整洁，但只能反映世界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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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虚拟现实软件中精心设计的模拟空间也存在上述问题，例如电子游戏、CAD模型、三维地图以及外科医生和其他人用来控制机器人的工具。虽然人工模拟空间会刺激我们的视觉，并且或多或少涉及听觉，但其他感官就只能被遗漏了——触觉、嗅觉、味觉，身体活动也受到极大限制。2013年，《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以啮齿动物作为研究对象。这项研究表明，当动物在计算机生成的景象中移动时，大脑定位细胞的活跃程度相对其在真实世界中移动时要弱。该项目的研究员之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物理学家马扬克·梅塔说：“一半的神经元关闭了。”他认为，神经活动的急剧减少很可能是因为虚拟空间中缺乏“近端线索”——提供地点线索的环境气味、声音和触感。波兰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日布斯基有一句名言：“地图并不是它所标明的领地。”虚拟的地图也不只是地域版图。当我们进入玻璃笼子时，需要放弃许多的身体机能。我们没有获得解放，反而受到了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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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世界也不再如往常那样有意义。随着我们渐渐适应程序化的环境，我们发现，自己不知道这个世界为它热心的居民提供了些什么。就像靠卫星导航的年轻的因纽特人一样，我们也是在蒙着双眼前行。这会导致“存在性贫穷”，自然和文化不再向人类发出邀请，我们无法行动，无法感知。约翰·杜威写道，只有遭遇并战胜“周围的阻力”，个体才能存活下来，并继续成长。“如果一个环境每时每刻都能满足我们，可以使我们立刻发泄内心的冲动，那么这个环境就会限制我们的成长，就像敌意总是能触发愤怒和毁灭一样。如果内心的冲动总是能直接释放出来，那它就没有什么顾虑，对情感也变得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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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充斥着物质的舒适和技术的幻想，同时也弥漫着盲目和阴郁的情绪。在21世纪的前10年里，服用处方药治疗抑郁症或焦虑症的美国人的数量几乎增长了1/4。5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将这些药物作为常规药服用。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报告显示，与同期相比，美国中年人自杀率上升了近30%。超过10%的小学生和近20%的高中生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其中2/3服用利他林和安非他命治疗。我们无法理解这种焦躁不安。但是，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我们追求“无摩擦状态”，将梅洛·庞蒂所说的“人类生活的场所”变成一片荒芜。药物麻痹了神经系统，控制了我们最重要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身体适应现在这个受限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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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和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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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斯特的十四行诗娓娓道来，其中一篇对技术的道德危害提出了警告。技术就像割草人的大镰刀一样残忍，不加分辨地把花——那些娇弱的、淡淡的兰花，同草梗一并割下。许多无辜的动物，比如绿蛇都受到了惊吓。如果技术能表达我们的梦想，那么它也可以用来象征其他事物，象征我们身体里那些恶的东西，比如对权力的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傲慢自大和麻木不仁。弗洛斯特在随后的《一个男孩儿的愿望》中又提到了他对技术的看法。诗的第二节讲到割干草，诗中的主人公来到一片刚刚修剪过的草地，一只蝴蝶从他的眼前翩翩飞过，他的目光被蝴蝶吸引，之后，他发现在割下的草丛里有一小簇花，“一簇花/闪烁的绽放的语言/得到了镰刀的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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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珠下，它们博得了割草者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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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继续繁茂，不是为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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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为了吸引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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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清晨满满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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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斯特在告诉我们，借助工具进行劳作绝不仅仅是一项实践，它本身带有脆弱性，其中总是蕴含着道德选择，并带来相应的道德影响。这取决于我们——工具的使用者和制造者，我们要教化技术，让冰冷的刀刃也闪耀着智慧。我们应该是敏感的、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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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许多地区还将镰刀作为种粮务农的工具。但是，现代农业已经很少用到镰刀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同现代工厂、办公室和家庭类似，要求设备越来越复杂、高效。打谷机诞生于18世纪80年代，机械收割机是在1835年左右问世的，打包机则要晚几年，到了19世纪末，联合收割机开始投入商业化生产。在近几十年，技术发展的步伐才开始加速，而现在，农业实现了计算机化，这一条发展线路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托马斯·杰斐逊认为，农民是所有职业中最具活力和道德的，但现在，农民却把大部分责任都转交给了机器。农场工人正在被“自动拖拉机”取代，机器人系统借助传感器、卫星信号和软件进行播种、施肥、除草、收获、打包作物，有的还负责挤牛奶、照料家畜。现在正在开发的是机器人牧羊人，可以在大草原上放牧。虽然在工业化农场里有时还会看到镰刀的身影，但没有人会再去倾听它的诉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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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人具有同质性，这是推动我们使用工具的动力。因为我们认为工具是身体的延伸，是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深深卷入那些同工具相关的道德选择之中。不是镰刀而是割草的人选择去砍断还是放过花朵。我们使用工具越来越熟练，对工具的责任感也就自然增强。对于新手来说，手里的镰刀就像是异物；对于成手来说，镰刀和手融为一体。技术会增强物品和使用者之间的联系纽带。身体和道德的这种纠葛不会随着技术复杂性的提高而减退。在一篇关于1927年独自飞过大西洋的报道中，查尔斯·林德伯格提到飞机和他自己时好像是在说同一个事物：“是我们成功穿越了大洋，而不是我，也不是它。”飞机拥有非常复杂的系统，包含多个组件，但是对于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说，飞机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工具。弗洛斯特所说的“镰刀拨开草丛而不伤害花朵的爱，与飞行员拨开云雾的爱，两者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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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会削弱工具和使用者之间的联系，这并不是因为计算机控制的系统过于复杂，而是因为自动化不需要太多的人类参与。他们将工作原理隐藏在秘密代码中。在非必要的情况下，自动化都会抗拒操作人员的参与。人类因此无法在使用自动化的过程中锻炼技能。最终，自动化具有一种麻痹人的作用。我们再也不会认为工具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1960年心理学家兼工程师J·C·R·利克里德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人类计算机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论文描述了人类同技术之间关系的转换。他写道：“在过去的人机系统里，人类操作员具有主动权，由他们提出方向，进行整合，制定标准。系统里的机械化部分只能作为人类的延伸，首先是手的延伸，其次是眼睛。”而计算机的问世改变了这一切。“机器不再只是某种扩展，而是取代了人类，自动化大行其道，而留下来的人类与其说是借助机器，不如说是机器帮助的对象。”自动化的程度越高，人们就越会将技术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外部的力量，它会超出人类的控制，不受人类影响。改变技术发现途径的尝试只是徒劳。我们按下了开始按钮，沿着编写好的路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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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这样一种服从的姿态，无论怎样都会削减人类原本在控制发展进程方面所肩负的责任。机器人收割机的驾驶座位上空无一人，但是自始至终，收割机和镰刀一样，都是人类意识思维的产物。可能机器并没有像手工工具那样在我们的脑图谱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从道德层面来说，机器仍然是人类意志的延伸。如果一条绿蛇因为机器人而受到惊吓（或犯下更大的错误），我们会去谴责机器人。更深层的责任——监控自我建构的条件也在变小。计算机系统和软件应用在塑造人类生活和整个世界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在人类的选择被技术动量排挤掉之前，我们有责任更多地参与系统与应用的设计和使用。我们应该多加注意自己创造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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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听起来有点儿天真或不切实际，那是因为我们认为人和技术之间不是躯干和四肢的关系，也不是兄弟姐妹的关系，而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这种比喻对我们造成了误导。这种观点由来已久。按照兰登·维纳的描述，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启蒙阶段，这种观点就已经确立了，最早由雅典人提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Politics）的开篇就讨论了家庭问题，他认为奴隶和工具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前者作为“动物性工具”，后者是“非动物性工具”，两者都为主人一家服务。亚里士多德假设，如果工具具有动物性，那么就可以直接替代奴隶了。他期待实现计算机自动化和机器学习，“如果要做到上级不需要下属、主人不需要奴隶，我们能想到的只有一种情况——所有（非动物性）工具都可以按照指令或预期独立完成任务”。就好像“梭子自动编织，拨片自己弹奏竖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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