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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卡西尔所说的：“原始人绝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经验加以区别的能力，但是在他关于自然与生命的概念中，所有这些区别都被一种更强烈的情感湮没了：他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基本的不可磨灭的生命一体化沟通了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个别的生命形式。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自然等级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权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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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哲学家或者说具有哲学情结的人当然不是原始人，但他们仍然保留着这种“生命一体化”的信念。有一个关于毕达哥拉斯的传说说明了这一点。“有一次他从一条被鞭打的幼犬旁经过，他同情地恳求：‘住手吧，别打了，因为在它的哀号中我听出：这里面寄居着我一个朋友的灵魂’”。无论是毕达哥拉斯还是《易经》、《易传》的作者，都保留有这种“生命一体化”的信念（在《易经》和《易传》中，“生命一体化”的信念呈现为“天人合一”的信念），而且把这种一体化的基础最终归结于一种作为“始基”的“数字”。今天的人们可以知道这种观念错在哪里了：他们混淆了物性（原子）和数字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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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巫术、神话看起来格格不入的20世纪的技术出乎意料地表明，存在着一个以二进字数字为基质的万物一体化的领域，或者说一个“世界”。一旦这个巫术式、神话式的“世界”介入到人所在的物性的世界中来，它在很大程度上使世界、人类成为一体化。被时空及其他物质性障碍分离的世界和人类借助于数字技术而真正成为“共同体”。人与人，人与整个世界的“交感”和“交往”当然就顺理成章了。比特不是一种现实的、实体性材料，而是一种由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需要创造出来的材料。比特构成的世界（即赛柏空间），理所当然地是一个一体化、同质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事物的形态可以轻而易举地轻化为另一种形态。“数字化”首先意味着“一体化”——在第三章 中我们已经指出，“多媒体”本质上是一种“单媒体”，“多”不过是“单”的各种变形。“一阴一阳之谓道”在物性世界是颇成问题的，但在数字世界里却是千真万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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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世界千变万化的信息、图像、文字，都不过是一“0”一“1”之“道”派生出的“器”。计算机科学不过是以“0”和“1”的“形而上学”（“形而上者之为道”），计算机技术是这种“形而上学”（也称“元物理学”）统辖着的关于“器”的种种学问和应用，每一种技术都是一个关于0和1的“变形记”。但各种技术万变不离0与1。所以“一体化”同时意味着比特之“化身”的高度“多元化”。计算机作为一种由“一体化”的基质构成的媒体，对于一切模拟性信息来构成信息的媒体（如电视、收音机、电报等）具有天然的优势——电脑可以将所有的模拟化的信息转化成数字化信息，并随心所欲地由一种形态的信息变成另一种形态的信息，使人可以自由地优游于不同的感官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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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字化信息相比，模拟化信息是一种“石头化”的信息——僵硬、固定的信息（读者不妨回忆一下本书第二部讲到的大众媒体的马赛克特征与电脑上使用的“马赛克软件”的区别）。相应地，传输这些信息的通道（“信道”）也是僵硬、固定的，比如电台和电视台很难用同一种方式来发射信号，一个同时可以接收电视和收音机信号的机器实际上把电视机和收音机生硬地摄合在一起，没有内在统一性的机器。而电脑则可以接收和发送各种形态的信号（信息）——声音、图像、文字信息，甚至触觉和嗅觉信息，传输这些信息的方式（“信道”）是同一种方式（“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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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的这种优势意味着，从前发送接收模拟性信号媒体全部将被（远程）电脑这种既“多”又“单”的媒体彻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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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神话世界的“一体化”特征同样存在于数字世界中。所不同的是，赛柏空间以人的现代技术而不是以巫术来支持的，它的神奇是可以在技术上得到解释的。计算机技术是一种借助于非巫术的工具和语言实现巫术和神话般效果的技术，它以理性的方式实现了古代巫师和神话作者的对于世界和人自身的种种设想。计算机技术是一种不是巫术的巫术，数字时代是一个具有巫术色彩的高技术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讲，“数字化生存”就是“神话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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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与“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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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化生存”并不限于比特世界的“一体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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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表达了人们克服世界的石头化的强烈欲望，或者说是对于原子世界的石头化特征的想象性地克服。然而石头除了具有坚硬、僵死（形态的固定性）的特征之外，还有“沉重”的特征。克服世界的石头化的另一重含义就是克服原子世界加诸人的“沉重”。以《西游记》中的孙行者为例，他的神奇不仅表现在他有“七十二变”，而且表现为他能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自由地往来于天上人间。概而言之，他的高度自由既表现在他在形态上的高度自由，也表现在空间位置上的高度自由——从此处高速地飞到彼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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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的意象在各民族的神话中是普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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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和半人半神都是能飞的，比如柏修斯。（犹太）旧约圣经中的上帝，新约圣经中的上帝（耶稣）以及上帝的使者（天使）也都是本来居住在天上，能在空中自由飞翔的。中国的神话和宗教意识中，神或神仙不同人的重要之处也是他们生活在天上或能够得道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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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轻若燕”在世界各个民族中都被看作是“神性”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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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也把“飞翔”状态当作是人的超越性的表征。在中国思想中，最高的自由状态就是庄子所说的“逍遥”。所谓“逍遥”，其实就是飞翔。按《庄子·逍遥游》的说法，能够作“逍遥游”的是由一种其大无比（“不知其几千里矣”）的鱼（名为“鲲”）变成的鸟（名为“鹏”）。无论是在西方人的“天使”形象中，还是在中国的“如虎添翼”等成语中，我们都能看出，飞翔都是一种最为超常能力、超常的自由状态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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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常常把他所认为的理想人格状态描述为一种象“鹰”一样的自由飞翔的状态。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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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飞鸟仍然超过了人类。假使人类学会了飞翔，啊，他的劫掠之欲望能飞到什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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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那是我的阿尔发和阿米加，一切沉重的当成为轻，一切身体成为跳舞者，一切精神成为飞鸟：真的，那是我的阿尔发和阿米加！……好像我张开了宁静的天空在我的头上，并以我自己的羽翼飞向我自己的天空。好像我嬉戏地游荡在光明之远处，好像我的飞鸟这智慧临到了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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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尼采的“超人”之超乎常人处，就是像鹰一样飞翔的状态，亦即轻的状态（“一切沉重的当成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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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世界信息化、符号化是为了使世界加上我们身上，让我们动弹不得的沉重压力相对于我们可能拥有的更大的力量而变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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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由“重”变成“轻”，但他已经看到，人类在肉体上获得自由的历史可以表现为人从在地上缓慢行走的状态，到逐渐发明各种代步工具，最后能在天空中自由飞翔。他以其特有的敏锐看出“轮子”这一极普通的辅助性工具重大的文化意义。他从媒介研究的角度生动地阐释了“重”与“轻”、飞动与走动、“村庄”与“城市”、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使那些不曾思考过这种关系的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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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中（见第19章：“轮子、自行车和飞机”）专门讨论了“轮子”。他说，在有轮的交通工具发明之前，只能用摩擦牵引的原则来搬运东西。滚木、滑橇和滑雪板作为运载器走在轮子的前面。发明轮子的念头可能肇始于这样的观察：“滚木头比掀木头容易。”从效果上讲，同一物体（比如一根木头）的重量在滚动时“轻”了很多（实际上是摩擦系数的减少导致了摩擦力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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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早期的轮子在克服人自身的沉重，克服原子世界的空间距离方面毕竟相当有限。在人与轮子技术（所有的机械都不过是轮子技术）的“做爱”过程中，轮子既引诱又强迫人来使轮子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轮子”技术发展到极点时，“轮子”就离开了地面，成为在空中转动的“轮子”——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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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的发明，表明人成功地克服了自己肉身的沉重，使人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成为了现实。有了飞机，人再也不用羡慕飞鸟，世界在人面前比在飞鸟面前更显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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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举的几个例子很能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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