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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识别 ：要为特定的气味建立识别器很容易，因为气味仅仅是空气中出现了特定的化学物质组合，而一个特定的基因可以让一个细胞对特定的化学物质敏感。因此，要建立智能体来识别特定的客体或人，需要的只是把各种证据加权智能体与特定的化学物质探测器联结起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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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音识别 ：要辨别人类的语音需要更多的机器，因为语言表达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设计精良的机器可以做出这种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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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识别 ：还没有人能够建立一种视觉机器，其区分面孔和其他事物的能力能够与人类比肩，它们甚至不能区分猫和狗。这仍然是一项研究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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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出生的几天中，人类婴儿学会了通过气味区分人类；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学会通过语音识别个体；只有在几个月后，他们才开始真正能认出面孔。我们很有可能是通过若干种不同的方法来做出这些区分的，而且很可能并非出于偶然，这些能力是按照它们的复杂性递增而按顺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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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1700518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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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C.姿势与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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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识别语音和面孔似乎已经很难了，一个儿童如何能够学会识别其他人的思维状态呢，比如愤怒或喜爱。有一种方式就是区分轨迹。就像我们学会把特定的变化解释为在物理领域里表述客体的情感，我们也学会把其他类型的变化归类为指代思维事件，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姿势”或“表情”。举例而言，要把一个声音识别为特定的语言词汇，脑内的某些智能组必须识别一系列特定的语音特征。同时，其他智能组要把一系列的语言声音解释为在其他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某些特定类型的语言声音，它们会被识别为指代特定的情感品质。举例而言，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哪种表情看起来最愤怒或专横。一般而言，唐突的声音变化会引发警报，可能是因为引发了某种关注点变窄的反应，而这种反应通常是伴随疼痛而来的。不管怎样，音量和音高的突然变化会要求我们去关注它们。与此相反，对于“温和”的声音，人们常常把它们归为“积极的”一类，带有喜欢、爱慕或尊敬的感觉。更加平滑的时间轨迹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让我们“平静下来”，于是也常常让我们把其他关注点放置一边。对于视觉和触觉也差不多。有敌意的人倾向于出手攻击或大喊大叫，而友好的人说出的话、挥手的姿势和轨迹都会让我们觉得是在表现温和和亲切。实际上，就像Manfred Clynes的著作Sentics（Doubleday，New York，1978）中所写，无论在哪种感觉领域，人们会对特定类型的时间轨迹表现出相似的情感反应。Clynes总结道，至少有六种不同类型的轨迹与特定的情感状态相关，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什么样的脑机器可以让我们用这种相似的方式对那些不同类型的刺激进行反应呢？我提出了一种由三个部分构成的假说。首先，我们的感觉智能组配备有特殊的智能体，可以探测特定类型的时间轨迹。其次，所有在不同的智能组中探测到相似类型时间轨迹的智能体都通过特殊的联结束连在一起，汇聚到某个中央“姿势识别”智能组中的智能体上。最后，在遗传上建立好的神经束会从每个姿势识别智能体贯穿到特定的“原型专家”雏形，我们在16.3中已经描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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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假说，每个感觉智能组都包含某种智能体，它们专门对各种类型的时间轨迹进行反应。举例而言，一种类型的智能体可能只会对缓慢增加后迅速减少的刺激做出反应，另一种智能体可能只对迅速增加而缓慢降低的信号做出反应。在头脑内部，尽管负责听觉、视觉和触觉的智能组位置很远，但探测到相似轨迹的智能体所发出的信号会汇聚到一个共同的智能组中，这个智能组是由证据加权智能体构成。注意这个系统的结构和“识别人”的智能组结构很相似，两个系统可以形成平行的层次；然而，每个中央“轨迹类型”智能体的最终目的是学会识别某种特定类型的姿势或表情，而不是某个特别的人。举例而言，某个这一类型的智能体可能会学着以相似的方式对咆哮、怒容或挥舞的拳头做出反应，于是变成了一种“愤怒识别”智能体，它的功能很“抽象”，因为它与任何特定类型的感觉都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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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识别愤怒与理解愤怒或者对愤怒产生同情是不一样的，仅仅学会识别愤怒也无法告诉我们如何根据自己个人的愤怒经验识别他人的“愤怒类型”轨迹。但如果我们的基因已经为我们配备了从特定重要轨迹类型智能体到特定“原型专家”智能组的联结，那么识别每种特定的轨迹类型都会激活一种特定类型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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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联结中有一些可以给予我们特殊的“共情”，比如认识到另一人表现出高兴的姿势时就会感觉高兴。还有一些联结对攻击性的信号表现出防御反应，甚至在遇到软弱和退缩的信号时表现出攻击性。在动物行为中有无数的范例显示，特定类型的姿势会激起“本能”的反应，比如突然朝小鸟移动会让它产生恐惧反应。诚然，我们的人类基因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本能设定。但是，比其他动物先进得多的是，我们还有可以桥接新旧智能组的机器，所以我们可以学会把远古的本能反应埋没在当代的社交规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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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见过，一个由基因建立的智能组可以让我们利用轨迹类型来表述情感和其他类型的思维状态。一旦我们这样做，高水平的智能组就可以利用轨迹类型智能体发出的信号来学习识别和表述更复杂的后续思维状态。假以时日，那些表述会嵌入模型之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模型来预测和控制自己的思维程序。这就是基因建立的结构如何能够作为思维的垫脚石，让它可以学习如何思考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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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进入一个特定的房间，可能会觉得自己能直接感受到它的历史。许多人把这种感觉归因为一些想象中的力量，把它们称为“直觉”“圣灵”“氛围”和“心灵感应”。但其实很有可能，这些感觉来自观察者的思维内部，各种智能组把从特征和轨迹那里获得的线索进行了聪明的合成。在我看来，相信心灵感应和幽灵降低了我们思维发展的能力，因为它把注意力从思维上转移开，并把这些能力归因为想象的外部自我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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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1700518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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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社会：从细胞到人工智能，人类思维的优雅解读 D.脑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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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类型的脑机器可以支持一个由十几亿智能体组成的心智社会？人类的脑包含了那么多的智能组和联结，它就像一个庞大的国家，其中的乡镇和城市通过大量的公路网络联结起来。我们生来就有脑中枢，它们控制着各种感觉和肌肉群：移动眼睛和四肢；区分声音和语言，区分面孔的特征，区分各种触感、味道和气味。我们天生就带着原型专家，它们参与到我们的饥饿、欢笑、恐惧、愤怒、睡眠和性活动中。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尚未被发现的功能，每个功能都依托于某种不同的结构和操作模式。一定有成千上万的基因参与安排了这些智能组以及它们之间的神经束，而那些脑部发展基因一定生成了至少三种程序。那些遗传系统首先一定会形成脑细胞的团块和层，最终变成由智能体组成的小组；这些小组一定控制着那些智能组的内部工作；最后，它们一定也决定了联结那些智能组的神经束的尺寸和终点，这样才能限制在每个心智社会中“谁向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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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个群体都包含一些基因中的变体，它们可以影响脑内那些公路的形态，而这必定会影响其载体的潜在思维风格。一个人在出生时，通常只有视觉智能组之间有零星的联结，而言语可能会在两个领域中都发展出强大的机器，但会发现很难在二者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结。表面上来看，这可能会产生阻碍。然而，它也可能产生优点，只要它能迫使高水平智能组去挖掘间接的联结，从而产生更明确有力的方式来表述现实就可以。与此相似，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拥有超常强大的短时记忆能力，会产生很多优势。然而据我们所知，进化过程对这一点并没有什么优待，因为这倾向于导致人们低效利用辛苦学来的长时记忆。对于我们如何思考，其他差异可能来自联结路径的变异。一个个体的K线如果有多于常态的分支，他可能倾向于形成比常人更多的积累，而如果某个个体的记忆智能体分支较少，他可能更倾向于建立统一框架。但同样的遗传倾向可能形成不同的思维风格：一个在遗传上倾向于制作统一框架的人可能屈服于长期使用肤浅的刻板印象，而另一个天赋相似的人可能通过建立更深层次的智能组来进行补偿，这些智能组会产生更深刻的理念。尽管每个特别的变异都会使每个个体具有特定的人格特征，但每个基因最终的效应都取决于它与其他基因建立的结构在无数情况下如何进行相互作用。正因如此，“哪些特定的基因会产生‘好’的思维”几乎成了一个无意义的问题。还不如这样想，发展中的脑就像一片森林，其中有许多不同的物种在生长，这些物种之间既有和谐关系，也有相互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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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到可以支持心智社会的机器结构上来。这种结构需要多复杂，在部分程度上取决于每个时刻需要多少智能体处于活动状态。我们可以通过考虑两种极端情况来澄清这个问题。如果每次只需要很少的智能体工作，那么一个普通的、串行的、一次只做一件事的计算机就可以支持数十亿这种智能体，因为每个智能体都可以由一个单独的计算机程序表述。那么这种计算机本身就可以非常简单，因为它可以获得足够的内存来支持所有那些小程序。然而另一方面，在心智社会中，数十亿智能体中的每个都会同时与其他所有智能体相互作用，上述安排无法对其进行模拟，因为没有一种动物的头脑中可以承载这么多线路。我怀疑人类的大脑是以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方式运作的。我们确实有数十亿神经细胞同时工作，但其中绝大部分只需要与其他很少一部分智能体沟通即可，这仅仅是因为大部分智能体的工作都非常专门化，无法处理多种类型的信息。与此相应，我们会提出一种结构，它介于串行和并行两种极端之间，也就是一种妥协的方案，其中典型的智能体与其他智能体之间拥有相对较少的直接联结，但仍然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步骤影响其他很多智能体。举例而言，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的数十亿智能体中每个都和其他随机选出的30个智能体相连。那么大部分成对的智能体应该都可以通过不到6个媒介进行沟通！这是因为一个典型的智能体只需一步就可以触及30个其他智能体，只需两步就可以触及上千个其他智能体，只需四步就可以触及上百万。这种典型的智能体只需要六七步就可以触及其他10亿个智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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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机选择的联结不太会有什么用处，因为随机选择的成对智能体很少能包含对彼此有用的信息。如果我们真的去检查人类的大脑，会发现细胞之间的联结要么就是统一的，要么就是随机的。然而在任意一个典型的较小区域内，我们会看见相近的细胞之间存在大量的直接联结，但与相距较远的其他区域内的细胞之间的联结束数量就相对较少。以下是对这种安排的一个理想化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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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脑可能通过大约6次细胞分裂和迁移就能形成类似的结构。一旦完成这个过程，最后所产生的结构再继续重复这一过程就没什么用了。然而，在真正的脑部发展过程中，这个潜在的建构计划在每步都受到其他许多程序的调节，而这会产生许多智能组，它们在一般形态上很相似，但在具体细节方面存在差异。这类基因控制的干预程序中，有一些会调节具体的细胞层和团块的属性，而这就决定了特定智能组的内部工作原理。还有一些干预程序会影响某些神经束的尺寸和目的地，这些神经束负责把特定的成对智能组相互联结在一起。这种像建设公路一样的程序可以用来把那些从不同智能组的轨迹类型传感器中发出的神经束引领到同一个中央目的地。这很容安排，因为相似类型的轨迹智能体很可能拥有相似的遗传起源，这让它们倾向于“嗅到”同样种类的胚胎信息化学物质，因此会朝同样的目的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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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遗传论据还可以应用于儿童发展的其他方面，比如，为什么儿童似乎都会发展出相似的“更社会”。我们讨论让·皮亚杰的实验时留下了一个谜团，也就是儿童如何形成“历史”和“外表”这种智能组。是什么让所有这些不同的思维拥有相似的对比概念？在10.7中我们提示道，这可能是因为像“高”和“细”这种相似的智能体产生于相关的脑区。想一想，尽管不了解像“高”和“细”这种脑机器，但我们实际上非常确定它们具有内在的相似性，因为它们都会对同样类型的空间差异产生反应。因此，几乎可以确定它们拥有共同的进化起源，而且是由相同或相似的基因建构的。结果就是，形成这些智能组的胚胎脑细胞很有可能拥有相似的“嗅觉”，因此它们发出的神经很有可能汇聚到同样（或相似）的智能组中。从这一角度来看，要形成一个将各种属性汇聚到一起的“空间”智能组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实际上这是一个遗传下来的注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