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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数字和算法本身很有说服力，这是人类社交技能仍然如此重要的第二个原因。先讲一个好故事或一段趣闻逸事，然后再来一张填满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结果的表格，这样做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震撼。这显然是我们的认知偏见之一，但我们都不能忽视它。所以，精明的公司下重本开发“轻柔”的劝说艺术，既针对自己的客户，也针对自己的员工。这解释了戴明的研究发现，即分析能力与高超的社交技能配合时更有价值，正是由于这种配合，好的想法得以传播并且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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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最模糊，但也可能最重要。这就是我们人类希望一起合作，互相帮助，而且我们能够、也应该鼓励这样做。世界上有许多社会动物，但正如灵长类动物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的精彩总结，“如果看到两只黑猩猩一起扛着一根木头，那简直不可思议。”而且，在几乎所有存在过的大型人类群体中，总有部分人扮演定义和塑造工作任务的角色。情况不妙时，我们就看到暴君、蛊惑者、操纵者和寡头，总之都是坏老板或者拉帮结派的气息。顺利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领导力”和“赋权”，当然这些词汇被过度使用，因而被贬低了。此时，我们看到的组织能够打造奇妙的复杂事物，如双层喷气式飞机、2 700英尺高的摩天大楼、袖珍电脑和全球性的数字化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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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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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不深入探索如何领导组织，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数不胜数，但是，我们确实想指出两个一致的管理风格特征，这是我们在共事过的成功技术公司那里观察到的。第一个是平等主义，特别是观念平等。这些公司都有明确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层级，但是，即使是职位或层级很低的人，或者远离研发部门或其他核心部门的人，公司都有倾听他们想法的惯例。这些想法有时会借助技术向上级传送，有时会沿用老方法，即会议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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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这些公司经理人都坚持关键惯例，他们倾听各种想法，决定有哪些是好的，因而是值得实施的，但他们努力不让自己的偏见和判断起太大作用。相反，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求助于迭代和实验过程，以期发现无偏见的证据，确定新想法是好是坏。换句话说，经理人摆脱了作为评估者和观念守卫者的传统角色。这种转变使一些人感到不快，他们有理由担心这样做会助长一些不好的想法，但是，我们遇到的许多最成功的公司和经理人都认为，好处远远大于风险。例如，在线教育公司优达学城（Udacity）奉行观念平等，使公司的商业模式和成本结构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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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达学城提供许多电脑编程课程，所有课程都以项目为基础，学生不参加考试，但是要编写和提交代码。一开始，代码由优达学城的员工进行评估，他们平均要花两周的时间向学生反馈。奥立弗·卡梅伦（Oliver Cameron）是一名开发人员，他想看看外人是否可以像优达学城的员工一样给学生做评估，或许还会更快一些。当时的首席运营官维什·马基贾尼（Vish Makhijani，后来晋升为首席执行官）告诉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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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立弗做了实验，他基本上收齐项目，招到人手来评估它们。项目送来，内部人员做评估，我们去找些外人“然后比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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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哇，他们看起来很相似。”不过这才做了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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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天哪，你知道吗？有才的人都来了。我们无须把他们限制在山景城。他们实际上可以提供一样好的反馈，可能还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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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要为这些事情付什么样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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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对不同的付费额度做实验。“哇，我们可以用30%的费用完成它。”他用自己的手动方式测试，然后在六周内推出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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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马基贾尼发问：他是否正式批准对外人开放优达学城的评分系统，他说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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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说：“这听起来很酷啊，继续吧。”他真的做了。结果很有趣，优达学城创始人塞巴斯蒂安认为它是最棒的：“当我们对这个移动App进行更改时，我是在应用商店中发现的。”这里没有任何产品评论，也没理由让马基贾尼或者谁来批准你的想法。我没有绝对完美的过滤器，让它筛选市场上应该有什么或不该有什么，更不用说筛选完成这一切的创造力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挖掘这里每个人的“集体”大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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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公司还具有很高的透明度，这是除了平等主义之外的另一要点，而且它经常支持平等主义。这些公司比通常的组织更广泛、更多地分享信息。《华尔街日报》技术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米姆斯（Christopher Mims）指出，信息透明度和扁平、快速、基于证据的管理风格高度互补。正如他所说，“这种相对扁平的层级结构之所以成为可能，原因在于一线工人基本上可以无限量访问过去难以获得的数据，或者可以要求更多的高级经理人进行解释。”米姆斯总结说，平等主义和透明度的结合“不是中层管理的终结，而是一种演变。在我访谈过的每家公司中，都有中级甚至高级经理人同时扮演球员和教练角色，既完成自己的工作，又指挥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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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我们还看到，在经过了至少20年之后，人脑与机器之间的标准分工正在让位于非常不同的安排。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的公司更好地理解了丹尼尔·卡尼曼的系统1和系统2（见第1章）以及人类的能力和偏见，它们正在组合现代技术，变革各项工作，包括决策的制定和评估，新想法的产生和改进，以及在非常不确定的世界中前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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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正在不断浮现并蓬勃发展，但经济数据没有表明公司趋于式微，或者将被形形色色基于技术的分布式自治组织全部替代。若干原因已被揭示，这得益于交易成本经济学、不完全合同理论以及其他学科的真知灼见。学术研究固然有价值，但其结果仍远不足以使人“见微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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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完全合同和剩余控制权，公司可能会一直存在。但公司也将基于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而存在：它们是我们所能想出来的在世界上做大事的最好方法之一。这些大事包括生存并改善健康，提供娱乐、获取知识，改善生活的物质条件等，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惠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大众持有的新技术将为这一切提供极大帮助，但大众不会取代作为核心的基础技术之一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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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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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O的失败和比特币采矿网络的挑战表明，完全去中心化组织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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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企业理论是理解这些问题的优秀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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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进步确实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这有助于新市场和市场导向商业模式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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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大多数行业和地理位置上，经济活动趋于集中而不是分散，少数公司正在获取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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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公司和其他非市场组织来处理不完全合同的问题，纷繁的现实世界中，合同无法切实界定所有可能的偶发事件。在公司内部，经理人代表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行使剩余控制权，即合同中没有界定的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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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对合同未授权的事项进行决策，企业领导和经理人还要做更多的事。他们让人们一起工作，阐明目标、愿景和战略，塑造文化和价值观，以及完成其他许多必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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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在进步，但是由于公司有效地处理了合同的缺点，并且提供其他许多好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将继续成为经济环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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