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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法律和道德的一定限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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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8, no. 6 (1990): 11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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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如可参见Oliver Hart and Bengt Holmstrom, The Theory of Contracts,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418 (March 1986), https://dspace.mit.edu/bitstream/handle/1721.1/64265/theoryofcontract00hart.pdf%3Bjsessionid%3DD2F89D14123801EBB5A616B328AB8CFC?sequence%3D1。霍斯特罗姆较早前对“委托代理问题”的开创性工作为激励合同经济学的大量后续经济文献奠定了基础，其中包括不完全合同理论（Bengt Holmström, “Moral Hazard and Observability,”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0, no. 1 [1979]: 74–91, http://www.jstor.org/stable/3003320）。霍斯特罗姆和保罗·米尔格罗姆指出，公司本身，包括其所有的规则和规范，都可以被有效地认为是激励机制。Bengt Holmström and Paul Milgrom, “The Firm as an Incentive Syste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84, no. 4 (1994): 972–91, http://www.jstor.org/stable/2118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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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可能包括工会、当地社区、中央政府、强大的客户或主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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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股份制公司发行人们可以买卖的股票，不影响公司经营。它们可追溯至1602年，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上市。Andrew Beattie, “What Was the First Company to Issue Stock?” Investopedia, accessed March 13, 2017, http://www.investopedia.com/ask/answers/08/first-company-issue-stock-dutch-east-india.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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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平台：商业未来行动路线图 结论 超越计算的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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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想使自己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的思想成果可以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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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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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0年，人们将拥有百倍于今天的电脑处理能力。数十亿大脑和数万亿设备将连接到互联网，它们不仅可以获取人类的集体知识，而且有助于知识贡献。到下一个10年末期，越来越多的知识将由软件代理访问，并由它们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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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今天的人有难能可贵的经验，人们目睹人工智能初显成效，出现在卫生保健、交通运输和零售等形态各异的领域。“与人共舞”的有能够听懂人话并且反应得体的机器，有可以操纵物体并且在环境中穿行的机器人，还有可以自行驾驶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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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展的商业含义关系到成功与否，甚至关系到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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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考验着公司。事实上，标准普尔500指数中最有价值的美国公司的平均寿命已经从1960年的大约60年下降到今天的不到20年。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大量的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已经发生，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聚焦于企业高管如何才能成功应对这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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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给出建议，回应关于公司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蓬勃发展的许多问题，但是我们收到的一些最常见问题是从大视角出发，例如，向机器、平台、大众转型，这对社会意味着什么？机器会让人失业吗？强大的平台会控制我们所有的经济决策吗？在决定如何工作、何时工作、生活在哪儿、谁是朋友等问题时，个人的自由度会减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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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非常重要。但它们往往源自同一个问题：技术会对我们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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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不是正确的问题。技术是一种工具。无论是锤子还是深层神经网络，它们都是工具。工具不能决定对人们做些什么。而该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在职业生涯中研究了数千家公司，得到的教训就是：虽然技术创造了选择，但成功取决于人们如何利用这些选择。有风险的事业大获成功，这与它能获得多少技术几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人们如何使用技术，以及他们向组织灌输了什么样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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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整个社会，我们都拥有比以往更强大的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有更大的力量来改变世界。从根本上说，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来做前几代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是被锁定在任何一个未来，而是有更强的能力塑造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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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该问的不是“技术会对我们做些什么”，而是“我们想用技术做些什么？”深入思考我们想要什么，这是重中之重。力量更大，选择更多，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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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中，我们描述了数字化时代的三大类新的再平衡：人脑与机器、产品与平台，以及核心与大众。虽然重要的模式和原则在起作用，但我们的研究并未发现什么单方独味的成功秘籍。机器能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做出更好决策，但人类依然作用巨大。与此类似，将赌注单独压在“平台”或“大众”一方并不能保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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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对于以上三个维度中的每一个，公司都不会有单一的最优平衡点。相反，总是有一系列潜在的成功战略。几乎没有哪个公司比苹果和谷歌更成功，这两家公司虽然都拥有平台，却以不同的方式开展运营，具有不同的开放程度和大众依赖程度。除了我们描述的原则之外，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例如优秀设计师的创造力、关键业务伙伴的支持、技术突破的运气等。跑赢比赛的并不总是身手最敏捷或者跑姿最好的选手，同理，取得商业成功的并不总是产品最好或者对战略最了解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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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并不总是最好的。这不仅因为竞争结果有机遇成分或随机性，而且还因为有多种均衡状态，每种状态又都可能相当稳定和持久。两个看起来差不多的游戏App可能同时推出，但是如果由于一系列的小决策和小事件，其中一个获得了更多的消费者注意力，那么这种优势会自我强化，直至该游戏明显压倒其竞争对手。网络效应、规模经济、互补性、双边网络、学习曲线和其他各种因素能建立非常强大的路径依赖，从而放大初始小决策的影响。非经济的力量也很重要。成功的组织会创造目的感、使命感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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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公司或市场没有单一均衡状态一样，当下展现的技术力量也没法决定未来的必然路径。实际上，每个人自己的决策将塑造并改变历史的路径。如弗雷德里希·哈耶克所述，单个头脑无法获得经济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每个人自身都有一些必不可少的知识，它们要么是自己对资源的独特了解，要么是自己的能力，甚至是自己的需求和欲望。自由市场体系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有能力将这些知识的大部分引向有效率的用途，通过价格体系和明确的产权，协调那些可能从未谋面或从未打过招呼的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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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今的数字化正在带来新一波的挑战。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有合理的担忧，随着技术的进步，他们的工作将会消失，他们不确定以后能否找到同等回报的工作。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工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已经缩水，对于身处收入分配下半区的人来说，他们的实际工资比20年前还要低。此外，技术对劳动力队伍的颠覆还没有结束。由詹姆斯·曼伊卡（James Manyika）及其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同事于2017年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估计，“适应了当前展示的技术之后，全世界劳动力中按劳付酬的活动大概有一半可以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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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每个人也过上了从未有过的好日子，生产产品所需的技能、知识或机遇触手可及，都可以通过全球性的数字化基础设施获得。他们能够接触数百万乃至数十亿的客户，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创造并获取价值。这种价值创造过程是一个增长的引擎，它远远超过了官方GDP或生产力统计的数字。当今社会有众多机会让更多人做贡献，用技术创造更广泛可共享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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