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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曲肽（octreotide）是诺华公司生产的生长抑素类似物。它对生长激素、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glucagon）的抑制作用比天然激素要强得多。它于1979年由化学家维尔弗里德•鲍尔（Wilfried Bauer）首先合成，可用于治疗出血或其他内分泌疾病，也取得了极大的市场销量，但毕竟与艾塞那肽一样，属于化学合成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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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抑素的完成给基因泰克公司很大的信心，他们更加努力地投入到胰岛素的生产当中。当时百健公司的沃尔特·吉尔伯特也在进行胰岛素的基因工程表达。两个公司之间展开了竞争。不过基因泰克公司使用单链表达后再采用“杜-邹”法进行化学合成，而不是单纯的整个基因表达，结果避开了百健公司遇到的工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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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基因泰克公司把目标瞄准了组织活化遗传因子（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tPA）。这种物质存在于人体组织中，不过量很少，临床上可用于治疗栓塞或血栓性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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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泰克公司把tPA基因分离出来后，用相同的办法，插入到大肠杆菌表达系统，但得到了纯度非常低的产物。研发人员之一丹尼斯·克莱德（Dennis Kleid）反复尝试了很多遍，得到的结果仍不理想。科学界原以为通过大肠杆菌这种原核细胞可以表达非常多的蛋白质，但这一想法遇到了挫折。生长抑制只有14个氨基酸，人胰岛素共有51个氨基酸，但tPA有527个氨基酸，并且有大量糖基化位点。大肠杆菌表达人胰岛素尚且遇到困难，更不要说tPA了。另外，大肠杆菌难以进行糖基化，所以蛋白无法顺利折叠，也就起不了相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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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基因泰克公司在用大肠杆菌表达HBV蛋白（生产疫苗用）时也遇到了困难，因为这一蛋白本身会抑制大肠杆菌的繁殖。为此，加州大学的阿瑟·莱文森（Arthur Levinson）被招募进公司，第二年，他开发成功了一个猴肾细胞表达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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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哥伦比亚大学的迈克尔·维格勒（Michael Wigler）等人已经在哺乳动物细胞中表达基因了，并申报了相应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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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席姆克（Robert Schimke）和学生弗雷德·阿尔特（Fred Alt）在研究细胞对肿瘤药物耐药时发现了基因扩增现象，他们发现甲氨蝶呤抑制细胞的二氢叶酸还原酶（dihydrofolate reductase，DHFR），而耐药细胞则会十倍甚至百倍地表达这一基因。他们分析，这一酶基因表达抑制后可以反向调节细胞基因加速表达DHFR基因。198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劳伦斯·蔡辛（Lawrence Chasin）和盖尔·乌尔劳布（Gail Urlaub）等发现中国仓鼠卵巢细胞-DUKX（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s-DUKX，CHO-DUKX）中没有DHFR酶基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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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罗伯特·席姆克的学生兰迪·考夫曼（Randy Kaufman）来到MIT的菲尔·夏普（Phil Sharp）实验室攻读博士后学位。考夫曼希望在CHO细胞中表达DHFR酶基因并连接其他基因蛋白，当细胞培养基内含有甲氨蝶呤（MTX）时，二氢叶酸还原酶被抑制，通过反馈调节，使得该基因自我扩增，连带其上下100~1000kb的基因都会扩增。这一设想被随后的实验证实了。不过，夏普并没有申报专利，认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基因表达系统已经覆盖了这一领域。所以夏普参加的百健公司也没有用哺乳动物细胞表达系统生产干扰素，而是与合作伙伴先灵葆雅公司（Schering-Plough）一起采用了大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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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基因泰克公司，另一位席姆克实验室人员克里斯·西蒙森（Chris Simonsen）帮助阿瑟·莱文森实现了在CHO细胞中表达生产DHFR基因及蛋白，并于1983年1月申报了专利。而兰迪·考夫曼因为没有申报专利，他于1983年年底到一家波士顿基因研究机构工作，在那里他用CHO细胞表达生长激素、EPO、tPA、凝血八因子等人生物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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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基因泰克公司的tPA进入临床后，生产负责人比尔·杨（Bill Young）开始考虑大规模生产的问题，但当时哺乳动物培养都是实验性的小规模培养，从礼来公司跳槽而来的吉姆·斯沃茨（Jim Swartz）开始把培养大肠杆菌的发酵罐应用到哺乳动物细胞中去。他们又从宝来威康（Burroughs Wellcome）公司挖来三位大规模发酵生产疫苗的工艺专家，共同组建了一支哺乳动物细胞发酵工艺研究团队。经过几年的努力，哺乳动物细胞发酵工艺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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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基因泰克公司的tPA被FDA批准上市，这是第一个CHO细胞表达的上市药品。不过，另一个竞争者意大利Gissi II公司的tPA项目在1990年得出了令人失望的结果。另外，比伯拉赫的卡尔托梅股份有限公司于1987年就创建了用遗传工程生产tPA的工艺，他们建成了一个1.55亿马克的生产车间，通过新的工艺，大大降低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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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克隆抗体大放异彩：英夫利昔单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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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生物药物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抗炎、抗肿瘤以及治疗免疫性疾病。而应用最广的生物制剂（biologics）是单克隆抗体药物。较早的单抗药物是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包括依那西普（etanercept）、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和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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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加州大学教授盖尔·A.格兰杰（Gale A. Granger）发现淋巴细胞可以分泌一种细胞毒因子，他命名为淋巴毒素（lymphotoxin，LT），而耶鲁大学的南希·H.拉德尔（Nancy H. Ruddle）同月也发表了文章，报道同样的生理现象。1976年，纽约纪念凯德琳癌症研究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的劳埃德·J.奥尔德（Lloyd J. Old，1933-2011）等人发现另一种巨噬细胞分泌的细胞毒因子，命名为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4]。这些因子都是基于杀死小鼠纤维肉瘤细胞L-929细胞而发现的。1981年，奥尔德团队的另一成员伊丽莎白·卡斯韦尔（Elizabeth Carswell）与澳大利亚国家大学的伊恩·A.克拉克（Ian A. Clark）经研究发现这些因子与内毒素中毒现象有关，并猜测与疟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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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通过对淋巴毒素和肿瘤坏死因子的基因克隆，发现二者相似。于是前者被命名为TNF-β，后者被命名为TNF-α。随后其氨基酸序列被确认，并认识到TNF-α与白介素和神经生长因子类似，都是调节生理功能的细胞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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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布鲁斯·A.博伊特勒（Bruce A. Beutler）和安东尼·切拉米（Anthony Cerami）发现恶液质因子（cachectin）也是TNF，并发现TNF是内毒素中毒的调节因子。凯文·J.特雷西（Kevin J. Tracey）和切拉米发现了TNF在致死性感染性休克中的调节作用，并确定了TNF单抗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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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森托克（Centocor）公司推出了TNF-α英夫利昔单抗用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本品由纽约大学医学院的Junming Le （尚无准确译名）和扬·T.维尔切科（Jan T. Vilček）等人在1989年构建。他们把75%人的基因片段和25%鼠的基因片段嵌合在一起，重组到CHO细胞中表达，单抗产物命名为cA2。他们通过与森托克公司合作，共同开发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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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托克公司由迈克尔·沃尔（Michael Wall）和休伯特·休梅克（Hubert Schoemaker）等人成立于1980年，开始生产胃肠道肿瘤检测试剂盒与乙肝病毒（HBV）检测试剂盒，并取得了丰厚利润。但1992年，公司开发了一个抗感染性休克的药物未获得批准，带来了很大危机。虽然英夫利昔单抗初期临床实验取得成功，但公司仍面临破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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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森托克公司采取了合作办法，与礼来公司共同在1994年上市了阿昔单抗（Abciximab，c7E3 Fab，商品名为ReoPro）。这给了公司逆转机会，能够腾出力量继续开发英夫利昔单抗。英夫利昔单抗最初适应证只用于脓血症的诊断。流行病学家说服公司进行风湿性关节炎药物的开发。1998年，英夫利昔单抗上市，商品名为Remicade。上市后，成为市场头号产品。同年，强生公司以56亿美元收购了森托克公司。2004年本品的年销售额就达到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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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8年上市的还有另一个TNF单抗药物依那西普，由英姆纳克斯公司（Immunex Corporation）推出。该公司是由史蒂夫·杜赞（Steve Duzan）于1981年成立的，他招聘了一个免疫学家和一个生物技术博士开始创业，第一个产品柳金尼年销量达到2300万美元。他受到鼓励，开始研究TNF-α单抗依那西普。它由934个氨基酸组成，相对分子质量达到150 000，由TNF受体与人IgG1的Fc段基因重组后，嵌入中国仓鼠卵巢细胞（CHO细胞）内进行发酵表达。本品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临床实验始于1983年，完成于1998年，紧随英夫利昔单抗单抗上市，上市当年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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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针对TNF-α的还有阿达木单抗，本品由巴斯夫（BASF）公司与剑桥抗体技术公司（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研发，他们于1993年，通过噬菌体展示技术得到了D2E7，并把它作用前体药物，在巴斯夫生物研究公司（BASF Bioresearch Corporation）创建了全人的单抗表达系统，然后到巴斯夫诺尔（BASF Knoll）公司进行药物继续开发。随后，雅培公司收购了巴斯夫诺尔公司。本品于2003年上市。2012年，本品全球销量达到9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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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α单抗还有戈利木单抗（Golimumab，CNTO 148），本品也是由森托克公司上市，每月注射一次，治疗活动强直性脊柱炎，与甲氨蝶呤联用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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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也很强：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单抗药物（曲妥珠单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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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1922— ）鉴定出了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一个调节表皮生长的生长因子。他发现EGF可以使新生小鼠眼睛睁开和牙齿生长比正常小鼠早几天。细胞内EGF受体后来被发现是一个蛋白激酶。科恩的导师意大利裔女科学家丽塔·莱维-蒙塔尔奇尼（Rita Levi-Montalcini）在1960年发现了第一个生长因子——神经生长因子（NGF）。两人一起分享了198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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