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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科恩又与同事发现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这一酪氨酸激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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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MIT的罗伯特·艾伦·温伯格（Robert Allan Weinberg，1942— ）的团队用一些经亚硝基乙脲（nitrosoethy-lurea）诱发的大鼠成神经细胞瘤进行NHI/3T3成纤维细胞转染，转染的细胞注射给小鼠并生成了成纤维细胞瘤，接着检测相关的蛋白，发现一个相对分子质量为185 000的蛋白起到作用[6]，所以也称P185，两年后他们将其命名为neu [与神经肿瘤（neural tumor）相关]蛋白。多个课题组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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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琼生癌症中心（Jonsson Cancer Center）的肿瘤专家丹尼斯·J.所罗门（Dennis J.Slamon，1948— ）与温伯格团队合作，发现针对P185的单抗对肿瘤模型动物有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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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基因泰克公司的研究员阿克塞尔·乌尔里希（Axel Ullrich）等人将这一基因克隆，发现neu蛋白与人EGFR1（HER1）同源，便更名为H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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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乌尔里希遇到丹尼斯·所罗门，展开了合作。因经费不足，所罗门实验室的一个本科生温迪·莱文（Wendy Levin）被指派研究这一课题。通过研究发现乳腺癌患者的复发、生存率与HER-2/neu基因的表达有关[7]，即女性表达的HER-2越多，乳腺癌风险越大。如果用一个抗体或小分子药物阻止HER-2酶的活性，就可以阻止癌细胞的生长。并且这一个酶位于细胞表面，有利于药物与之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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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乌尔里希证实了HER2单抗对乳腺癌动物模型有效，并且可以增强肿瘤坏死因子（TNF-α）单抗的抗肿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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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泰克公司对这一鼠源单抗立项，基因泰克合成了一系列100多个老鼠细胞蛋白的单克隆抗体。这些单抗可以抑制HER-2阳性细胞株的生长。他们筛选出最有效的抗体muMAb 4D5。1991年，muMAb 4D5单抗治疗乳腺癌进入了临床研究。但效果不理想，于是莱恩·普雷斯塔（Len Presta）、保罗·卡特（Paul Carter）和迈克尔·谢泼德（Michael Shepard）等人利用基因组合技术，把部分人的基因与鼠的基因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定点突变技术进一步把嵌合抗体人源化，把这一基因整合进CHO细胞，进行大规模发酵。这种方法生产的人源化单抗被命名为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含有95%的人抗体和5%的鼠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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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曲妥珠单抗三期临床开始，1997年完成，虽然有一定心脏毒性，但针对乳腺癌的临床效果是明显的。1998年，本品获得美国FDA快速通道批准曲妥珠单抗上市，商品名为赫赛汀（Herceptin）。这一个从生物工程得到的治疗乳腺癌的人单克隆抗体，是第一个有靶点的癌症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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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记录很重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HER-1）单抗药物（西妥昔单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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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妥珠单抗上市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1（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1，EGFR-1）即HER-1的抗体——西妥昔单抗（cetuximab）也随后被开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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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门德尔松（John Mendelsohn，1936— ）是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的第一个研究生。1980年，门德尔松担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他的同事戈登·久长·佐藤（ Gordon Hisashi Sato，1927— ）对生长因子有很多研究，佐藤和自己的儿子丹瑞·佐藤（Denry Sato），联合精通免疫学的门德尔松，一起寻找一种阻止癌症细胞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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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鉴定了与Her-2同属的EGFR-1（HER-1），因为三分之一的癌症与之相关。两名教授带领团队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一个鼠EGRF-1单抗，可以阻断人的EGFR-1并抑制细胞生长和裸鼠身上的肿瘤。因为这是他们第225次筛选得到的结果，所以命名为C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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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门德尔松到纽约纪念凯德琳癌症研究中心工作，并主导了C255的商业化进程。首先他授权给圣地亚哥的一家抗体公司，后来这家公司被礼来公司买下了，但礼来公司却不愿意继续开发这一药品，经过协调，礼来公司表示愿意提供本品的原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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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门德尔松又开始游说其他企业合作。1992年，塞缪尔·瓦克索（Samuel Waksal）领导的英克隆系统（ImClone Systems）公司对C255产生了兴趣，并支持他进行临床研究，为之改名为IMC-C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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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临床试验显示，对于顽固的直肠癌患者，联合使用IMC-C225、卡培他滨和奥沙利铂，可以使22.5%患者的肿瘤缩小。百时美-施贵宝公司集资20亿美元要收购20%的股份，其中10亿美元为预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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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其Ⅱ期临床设计和执行比较差，FDA起初拒绝了IMC-C225的上市申请。结果使股票下跌，并且塞缪尔·瓦克索对这一信息的不公开应用（其亲属利用信息提前卖出股票）而被判入狱。幸而德国默克公司伸出援手，重新设计了临床方案，把本药与标准化疗方案联用，然后开展临床试验。2004年，FDA批准了它。命名为西妥昔单抗（cetuximab），商品名为Erbit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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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之前，法国安万特公司的前身，法国罗纳普朗克乐安（Rhone-Poulenc-Rorer）公司，于1989年申请了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与化疗药物联用使肿瘤减小的专利，发明者是曾在以色列威兹曼科学院工作过的约瑟夫·史莱辛尔（Joseph Schlessinger）。这一专利被称为886专利，并授权给了英克隆系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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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色列的耶达（Yeda）研究发展公司代表迈克尔·塞拉（Michael Sela，醋酸格拉替雷的发现者之一，以色列威兹曼科学院的教授）提出异议，认为是塞拉和史莱辛尔共同研究得到了886专利成果。2001年，耶达公司在美国把安万特公司和英克隆系统公司告上法庭，即886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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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拿出了大量的实验记录，而安万特公司和史莱辛尔却只能靠回忆来证明，于是法庭宣判，耶达公司在美国拥有这一专利的权益，在美国以外，耶达公司和安万特公司共同享有专利权益。于是，安万特公司和英克隆系统公司各自拿出了6000万美元赔付给耶达公司，另外还要每年支付专利使用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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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FDA批准其治疗头颈癌。2009年，FDA批准其治疗野生K-ras基因型的结肠癌患者，这是第一次把基因检测应用于肿瘤治疗。这一药物通过静脉注射治疗，每名患者需要经过8周疗程，共需要花费3万美元。2008年，礼来公司以6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英克隆系统公司。2013年，本品销售额达到1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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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自由创新的回报：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单抗药物（贝伐珠单抗）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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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长速度很快，肿瘤需要生成它们自己的血管以便有足够的血液供应保证其不断繁殖。1971年，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朱达·福尔克曼（Judah Folkman）提出一个新的由阻止血管生成来治疗癌症的方法，这是一个可以切断肿瘤的血液供应的过程。他在工作开始致力于分离“肿瘤血管生成因子”。1991年，福尔克曼与他的博士后迈克尔·奥莱利（Michael O’Reilly）成功从老鼠中分离到两个蛋白：血管抑制素和内皮抑制素，二者都可以阻止血管壁的生成。福尔克曼的抗血管生成理论新颖，所以没有申请到经费。但他坚持进行了研究，他观察到两种蛋白可以导致老鼠上的三类肿瘤抑制，并且没有传统化疗中的抗药性。1997年，他的结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恩特药物公司开始与他联系开发这两种药物，其股票也很快从12美元上升到82美元。但后来证明，内皮抑素在人体内是无效的。股票又跌到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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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伐珠单抗是一个人源化的抗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受体的单抗，由基因泰克公司的拿破仑·费拉拉（Napoleone Ferrara，1956— ）在1989年发现，这是第一个基于抗血管生成机制的药物。费拉拉于1988年进入基因泰克公司。1989年，他在研究心血管疾病时分离到一个脑下垂体蛋白，将之命名为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因为公司允许员工做他们感兴趣的研究，所以费拉拉在1993年和他的同事发展了一个鼠抗体来抑制VEGF，发现可以使鼠肿瘤缩小。于是公司开始把VEGF抗体作为抗肿瘤的备选药物研发。他们首先将鼠抗体人源化，使得人的基因占96%，并命名为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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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试验发现，贝伐珠单抗的确可以通过抑制血管生成杀死癌症细胞。当与其他化疗一起使用时，对20%的直肠癌患者可以延长4.9个月的存活时间。并且副作用非常小。2004年，FDA批准它与标准化疗药物联用治疗直肠癌，以Avastin为商品名上市，当年销量达到2.2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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