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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1 破冰之举，拯救蓝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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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在享受着现代文明社会所提供的种种便利之时，往往容易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殊不知，今天的一切成果均来之不易，科学的进步从来都是充满曲折与艰辛，医学科学的发展尤其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哪怕对一种至为简单的疾病，传统医学（无论中西）也无法为之提供一套完整的卓有成效的治疗，因为医学的发展太依赖其他基础学科的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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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医学一直在混沌中摸索着踯躅而行，到了19世纪末，西方传统医学在生命科学体系完成基本构架之后，才逐步摆脱了黑暗与蒙昧，脱胎换骨，破茧成蝶，开始了在现代医学轨迹上的漫漫征程。自此，各个医学分科与专业始在科学之火的指引下迅速攻城略地，四处开花结果，号称“医学之花”的外科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这其中又以被后世尊为“外科之父”的奥地利医生西奥多·比尔罗特（Theodor Billroth, 1829—1894）的成就最为辉煌。由于他开创性的贡献，腹腔几乎成了外科医生纵横驰骋的跑马场，以其名字命名的部分术式甚至现在仍是某些外科领域临床实践中的规范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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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医生，当年却对心脏手术下过这样一个“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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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任何一个试图进行心脏手术的人，都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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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最终发展的结果当然是证明比尔罗特错了，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不但有关心脏的病理生理状态人们所知甚少，手术器械与技巧也处于初级阶段，也基本没有高级生命支持手段，甚至连输血技术也未成熟，进行心脏手术无疑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其危险性不言而喻。心脏毕竟与其他多数器官不同，它不能长时间停止运动，否则病人必将死掉。这一事实使19世纪的医生很难设想在心脏上做手术的可能性，而那时对其他器官进行的外科手术则已取得巨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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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是一个时刻充满变数的伟大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和继续，深刻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正在酝酿之中。所有这一切已彻底颠覆了此前人们对许多事物固有的认识。也许打破比尔罗特这一“魔咒”仅仅是时间问题，可将由谁在什么时候完成这一破冰之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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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在破土而出的时候，可以掀翻压在它身上的巨石。心脏外科正是这样一颗种子，只待雨露充足，便可蓬蓬勃勃地生根，萌芽，冲破周遭的压迫与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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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比尔罗特的这一训诫就遭到挑战了。仅仅在其去世后不到三年，德国法兰克福的外科医生路德维希·雷恩（Ludwig Rehn, 1849—1930）便成功地为一位心脏外伤的病人进行了缝合。1896年9月7日凌晨三点半，警察送来一名重患：一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被刺中心脏，面色苍白，呼吸困难，脉搏不规则，衣服被血浸透，伤口位于胸骨左缘三指第四肋间处，出血似乎已经停止。也许雷恩正是顾忌到了心脏手术的危险性，也许是病人自身的情况暂不允许做手术，总之，直到9月9日，病人已近濒死状态，雷恩才下决心冒险一搏。此时，假如雷恩仍旧遵循大师的训诫，为不使自己身败名裂而不予施救，这个年轻人当然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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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打开了病人的胸腔，清理了胸腔和心包内的凝血块，发现心室壁上有一个1.5厘米的伤口，血液仍在汩汩而出，心脏也仍在跳动，他决定用丝线缝合这个伤口。可如何在一个跳动的心脏表面进行操作呢？雷恩选择只在心脏舒张的时候进行进针与出针的操作：在心脏舒张时于伤口的一侧进针，然后待收缩期过后，在下一个舒张期于伤口的另一侧出针，打结……就这样谨小慎微地缝合到了第三针，出血得到了控制，脉搏心率呼吸都得到了改善。雷恩用盐水冲洗胸腔之后，关闭了手术切口，病人得救了。在这次手术后的第十四天，雷恩在德国外科学会上报告了这一病例，在文章的最末，他提到这个手术无疑证明了心脏是可以缝合修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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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没有心脏外科专业医生的年代，心脏受伤而居然不死，这个病人毕竟是太走运了。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同类之间的杀戮无处不在，有理由相信，遭遇到心脏外伤病例的外科医生显然不止雷恩一位。这些医生当中，也一定会有人为救病人性命而置前辈的警告于不顾，可其他人处理的结果怎样呢？其实早在两年前，就有一位叫阿克塞尔·卡佩伦（Axel Hermansen Cappelen, 1858—1919）的医生尝试缝合一名心脏外伤的病人，虽然卡佩伦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但终于还是没能创造奇迹，这个心脏外伤的病人去世了。第一次在心脏上缝合外伤成功这一历史殊荣，方才落在雷恩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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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1896年雷恩的这次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成分。证据之一是他后来也陆续做过类似的手术，总的来说是输多胜少，术后存活者连半数都不到。证据之二是随后陆续也有其他医生取得过类似手术的成功，但数量均不多。我们可以从一位大师的话中大致推断出当时心脏外科的处境。著名英国外科医生斯蒂芬·帕赫特（Stephen Paget, 1855—1926）爵士1896年在一本胸外科专著中提道：“心脏外科可能已经达到外科的天然极限，处理心脏外伤的各种自然困难，是没有任何新的方法或发明能够克服的。”这一番话，大致总结了当时学术界对心脏手术的基本认识，我们甚至已无法用悲观来形容，因为显然，当时人们对心脏外科的前途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既然连蜚声世界的外科大师们都持有如此坚决的反对态度，还会有人为这个根本不会有前途的事业继续奋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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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是一个如此重要且娇弱的器官，面对一个心脏受了外伤的病患，不要说在外科学刚刚兴起的当年，即使是在心脏外科专业已经相当成熟、各种施救条件均已较为完备的今天，如果医生表示虽经积极抢救但仍无力回天的话，恐怕家属们也不会觉得难以接受。可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呢？年轻的父母怀着无比的欣喜迎接他的出生，而后却眼睁睁地看着他变得羸弱，青紫，直到最后在挣扎中走向衰竭死亡，这是怎样的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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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解剖学上来说，人类的心脏是个“四居室”，分为上半部的左右心房和下半部的左右心室，各自与重要的大血管相连接。左心室连接主动脉，右心室连接肺动脉，左心房连接肺静脉，右心房连接上下腔静脉。左右心房间以房间隔为隔断，左右心室间以室间隔为隔断，房室之间存在二尖瓣和三尖瓣以保障血液不会发生返流。先天性心脏病就是由于上述心脏大血管等重要结构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出现发育障碍，产生位置、连接的异常，血液的分流从而出现问题，轻则影响生存质量，重则可在短期内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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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解剖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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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年，荷兰医生桑迪福德（Eduardus Sandifort）就描述了这样一个病例，解剖结果显示，其心脏有严重的畸形。该患者在刚出生时状态还好，而后就渐渐出现了口唇青紫、容易疲劳等一系列症状，最后于十二岁半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个病例报道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世人均视尸体解剖为大忌的当时，这个孩子的家长非但主动要求医生对孩子的尸体予以解剖，还要求将整个结果和发病过程公之于世，希望能让更多的医生认识到这种疾病，对医学的发展有所推动。一百一十年之后，法国医生法洛（Etienne-Louis Fallot, 1850—1911）详细总结了这一类病例，并提出其解剖学要点和诊断标准。他认为这一类疾病包括四种畸形：室间隔缺损、肺动脉狭窄、主动脉骑跨、右心室肥厚。为了纪念法洛的贡献，这一类心脏畸形就被命名为法洛四联症。法洛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类疾病的主要特征和危害，却同那些根本不认识这类疾病的医生一样，对此无计可施。如果以1777年为认识法洛四联症的原点的话，这个问题能够得到初步解决，已经是一百六十七年之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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