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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出生于路易斯安那州，后来随父母搬至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托马斯高中毕业后原打算读医科，但由于经济原因而梦断，只好接受命运的安排，在1929年子承父业做了木匠。一个木匠怎么跟心脏外科扯上关系了呢？原来，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失业率激增，即使托马斯技术很棒，也还是被老板炒了鱿鱼。否则，这个世界上将多一个心灵手巧但默默无闻的木匠，却少一个手技绝佳、对心脏外科的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传奇实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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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2月，经由朋友介绍，托马斯成为布莱洛克的实验室助手。一个大学的科研人员，怎么雇用一个木匠做自己的助手？在我看来，最大的可能是，在范德堡大学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科研机构中，一个籍籍无名的研究者，就算是想雇用一个用有大学学历的实验室助手也无人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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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托马斯啥也不会，只能由布莱洛克的一个下级医生从头教起，化学、生理学……以及种种实验室技术。十年后，托马斯成熟了，在外科实验室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了布莱洛克非常倚重的左膀右臂。野心勃勃的布莱洛克发誓，即使是在范德堡大学这个一向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的机构里，也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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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选择休克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在这一领域里，布莱洛克一反前人的许多观点，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创见，这些成果很快在二战战场上的施救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因为布莱洛克提倡的救治休克的新方案，不少伤兵得以免于一死。这些研究成果使其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不少实力更雄厚的医疗研究机构想把布莱洛克挖走，底特律的亨利·福特医院就是其中一家，他们打算聘请布莱洛克做外科总负责人。但布莱洛克提出，“要我去做主任可以，但我必须带着托马斯一同前去”。这个附带条件福特医院不肯答应，因为托马斯是个黑人。而布莱洛克也不愿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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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布莱洛克的老东家，霍普金斯大学医院也来范德堡大学挖墙脚了，他们愿意同时为托马斯提供职位。这下，布莱洛克在阔别母校十六年之后，终于得以以外科总掌门的身份重回故地大展拳脚；而托马斯为了知遇之恩与事业发展，也不顾父兄的反对离开纳什维尔来到巴尔的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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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出版的托马斯自传中提到，塔西格的造访是在1943年，当时，她动情地向布莱洛克描述着那些可怜孩子的惨状，这些蓝婴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外科手段让肺得到更多的血液。布莱洛克接受了这一理论，两人一拍即合，他也认为肺血流的缺乏是许多先心病患儿死亡的首要原因。原来，在此之前，布莱洛克在实验室里曾试图通过吻合锁骨下动脉和肺动脉，来建立肺动脉高压的动物模型。不过幸运的是，他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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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没能通过这种分流如愿地建立肺动脉高压的模型，实在是一种太过幸运的失败。因为这恰好说明，在肺循环中，可以在不增加异常压力的情况下增加肺的血流量，而这不正是塔西格所需要的吗？通过反复在实验室中进行动物实验，设计并改进吻合血管的方案，布莱洛克-塔西格分流术（B-T分流）的雏形得以确立——吻合锁骨下动脉与肺动脉。那么谁将会成为第一个接受这种手术的病人呢？毕竟，还没有人敢尝试对这样脆弱的蓝婴进行有关心脏的手术。如果手术成功，那么这个孩子将成为第一个受益人；如果失败，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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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撒克逊（Eileen Saxon），女孩，出生于1943年8月，早产。小撒克逊刚出生时，只有1105克，出生后不久医生就在听诊时发现了心脏杂音，可怜的小家伙直到四个月时体重才长到2900克。最初，塔西格认为这个孩子只是患有室间隔缺损；到了患儿八个月出现活动后青紫及缺氧发作时，塔西格才意识到，这个孩子也是一个法洛四联症的患儿。当时超声技术还没有出现，心脏造影技术也没有在临床应用，诊断方面除了基本手段视、触、叩、听（听诊器）之外，就只有普通的胸部X射线片了。塔西格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已经将诊断水准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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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25日，撒克逊住院了。即使是在持续吸氧的状态下，她还是显得那么羸弱，仿佛随时会撇下父母回到天堂。三周后，这个孩子被安排出院，因为当时所有的医生都觉得她没救了。在某些弃婴十分常见的国家，也许孩子此时已经被抛于荒野变成了一坨冰冷的尸体；但撒克逊的父母尽管已经濒临崩溃，还是在家中尽力对其悉心照顾。这个顽强的小生命在家中又苦苦撑了好几个月。10月17日，因为频繁的青紫发作、缺氧发作，撒克逊再次住院。她的父母也许早已绝望，而这时，居然有人告知他们有一种手术也许可以救孩子的命，恐怕任何人都不会拒绝这样的机会。撒克逊夫妇当时应该绝对没有想过这个孩子会在医学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他们没有更多的奢望，哪怕能延续孩子一分钟的生命，能减轻孩子一点点痛苦，他们都愿意冒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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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布莱洛克的很多动物实验设想，都是由托马斯亲自操刀在实验动物身体上完成的，经过既往在其手下十多年的打磨，托马斯的手技已经十分了得。因此，事实上B-T分流术操作的熟练方面，托马斯已是远在布莱洛克之上了。为保证病人的安全，布莱洛克要求自己先作为手术助手协助托马斯，在狗身上做一次，然后再由自己主刀托马斯作为助手做一个到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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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准备工作没能如期完成，布莱洛克只作为手术助手协助托马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患儿撒克逊的病情就开始迅速恶化了。这就是临床医学工作的特点，尤其是小儿医学，病情是瞬息万变的，你永远不敢保证所有的治疗计划都可能如期进行。再拖，就真的一点儿机会也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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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按计划完成准备工作，可能患儿已经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冒险现在做手术，那一旦失败，历尽艰辛卷土重来的布莱洛克，在霍普金斯大学立足未稳，就可能从此身败名裂。这时候，如果仅仅为自己的前途命运着想的话，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完成准备工作。就算这个患者死了，病例总会再有的，到时候再稳稳当当地一鸣惊人，岂不是更稳妥？手术前布莱洛克也经历了苦苦的挣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也多劝他暂时放弃这个机会，但最终，为了不使这个患儿死在眼前，他还是决定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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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脏上做手术，是对外科艺术的亵渎。任何一个试图进行心脏手术的人，都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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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比尔罗特已经去世整五十年了，他的这句“魔咒难”道仍要绊住拓荒者的手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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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29日，护士将那个已极度脆弱的孩子转运到手术室。手术中，布莱洛克要求托马斯必须站在他旁边，塔西格则紧挨着麻醉医生站在患儿的头端，以观察孩子脸色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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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目睹这样的情景：手术室的自动门关上之后，几个家属相拥着轻声啜泣。此时此刻，患儿撒克逊的父母又在做什么呢？恐怕除了向上帝祷告之外，就只有心急如焚地等待了吧。无论如何，这扇手术室的门终究会再次打开，只是，打开之后，还能看到亲爱的孩子微笑的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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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布莱洛克等人在事业上的关键一搏，同时，也更是撒克逊一家人向死神的抗争之旅。手术室之门，见证了多少人间悲欢，而这一回，在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它将见证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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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低年资住院医生的丹顿·阿瑟·库利（Denton Arthur Cooley, 1920—）记录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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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1月29日，这是一个在心脏外科历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布莱洛克医生将施行第一次这样的分流手术。当手术结束，婴儿的嘴唇颜色由深蓝色的发绀转变为令人愉快的粉红色时，可以想见我们当时所感受到的兴奋。这可能是心脏手术时代的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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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几乎是赶鸭子上架的情况下，手术居然获得了成功，真不知道这到底是布莱洛克的幸运，还是那个叫撒克逊的患儿的幸运，抑或是整个时代的幸运。该手术的确立，使许多严重的心脏畸形获得了足够的肺血流，改善了患儿生存质量。那些不幸的孩子终于不必再任由死神蹂躏了，救命的曙光似已在天际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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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手术虽然没有改变心脏的畸形，但由于增加了肺的血供，从而使患儿的青紫情况明显得到缓解，运动的耐受性也得以极大提高。在当时普遍认为“先心病等于没救”的情况下，其震撼效果可想而知。到1949年，已有一千多名符合手术条件的儿童接受了B-T分流术，心血管外科以无可辩驳的益处迅速推广。当布莱洛克和塔西格提倡的原则被医学界确切接受时，心脏外科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被外科医生承认，正式成为现代医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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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冰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心脏外科，终于破土而出。原来心脏并不是脆弱得不允许任何操作，走出比尔罗特的“魔咒”似乎已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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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实德国医生埃米尔·卡尔·弗赖（Emil Karl Frey）已在1938年更早的时候完成了该手术，不过其发表较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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