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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经过三年的研究，比奇洛的团队计算，20℃的体温可使体循环中断十五分钟，这也许足够在直视下关闭房间隔缺损了。比奇洛记录了他第一次在直视下施行的犬的心脏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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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胸腔暴露心脏，准备第一次在低温下实施打开心脏的手术。看到心脏从容而如此缓慢地跳动，感受着发凉的组织和血液，这些都让人觉得奇异。我们以前将狗降温到20℃并维持了三小时后成功复温。但是现在当我们停掉循环并打开心脏，大脑、心脏、肝脏、肺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乏氧敏感的器官会因氧缺乏而死亡吗？或者低温会出现如我们预期那样的保护效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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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举行的外科会议上，比奇洛报告了他的实验结果：狗在20℃的温度下阻断血循环十五分钟，死亡率51％。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一个心脏被打开并观察了一段时间，最后安全关闭。演示的部分还包括一段记录手术操作的电影胶片。经过进一步的技术改进，他在1952年报道了猴子在降温至18℃后，直视下打开心脏的生存记录。由于这些令人鼓舞的结果，比奇洛认为可以准备应用低温和血流阻断技术，安全地在直视下修补人类的房间隔缺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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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起来，第一次在无血术野直视下实施对人心脏内畸形纠治手术已经呼之欲出了，万事俱备，只要有一个合适的病人就OK了。虽然此时外界质疑不断，很多人还认为他的计划太过疯狂，但已经成竹在胸的比奇洛此时正踌躇满志，打算如探囊取物一般，将这项足以震惊世界的殊荣收入自己囊中。孰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其实力竟至于足以抢夺这个殊荣。一场看似波澜不惊的暗战就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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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B-T分流的手术点燃了比奇洛一反常规出奇创新的激情，那么这位挑战者的热血，则显然是因比奇洛的学术报告而沸腾起来的。在斯普林斯市举行的那次外科会议上，比奇洛的报告引起了巨大争议，然而同样在会场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F. 约翰·刘易斯（F. John Lewis, 1916—1993）却在赞叹之时暗暗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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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的人对比奇洛的评价是，他对自己的新观念总是非常慷慨，毫无保留。20世纪50年代不比现在，在学术会议上放映动态投影十分容易，在那种相对落后的会场条件下，比奇洛居然能把记录自己手术过程的电影胶片在现场演示，真可谓慷慨到家了。正是因为比奇洛在学会上将实验方法透露得足够细致，才使刘易斯有信心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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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想在这种极具技术含量与创新要求的挑战中取胜绝非易事，更何况别人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因此时人并不看好他，甚至不乏嘲讽。虽然许多朋友认为他是最聪明、最有判断力的天才，但刘易斯自己却甚为低调甚至有些害羞。当有人问起刘易斯是否介意这些批评的声音时，他回答得干脆而巧妙：如果你很少意识到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会大大减少对这些事情的关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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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稳的刘易斯当然很清楚情势，若要后发先至，则必须改进比奇洛的技术。他将狗降温至26～28℃，夹闭腔静脉八分钟，在直视无血的术野下施行了房缺（通过外科手段建立）修补术，结果是10个动物，最后有9个得以存活。在动物实验的存活率方面，刘易斯果然已经做到后来者居上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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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刘易斯的改进主要是对抗和最大限度地预防室颤——一种十分棘手的心跳节律紊乱。他发现这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循环被气栓阻塞和过度降温造成的。于是他采取措施限制术中冠脉内气栓的形成，并使温度高于比奇洛所采用的温度，因此手术死亡率得以大大降低。到1952年，和比奇洛一样，刘易斯也觉得开展这种临床人体试验的时机已近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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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加一美，一北一南的两个人都拔剑四顾跃跃欲试，只等决战时候的制胜一击。只不过科学上的这种争斗显然不同于你死我活的搏命之争，严格来说甚至并不存在真正的失败者，因为无论他们中谁获得成功都将是人类征服疾病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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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时论，他们两人年纪相当，均处于20世纪中期科学技术迅速崛起的黄金阶段，时代呼唤一个可以将心外科更推进一步的大师，这是共同的历史大背景。以地利与人和论，虽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但刘易斯也已将后发优势利用到了极致，几乎追平了比奇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毕竟他是站在前者的肩膀上起步的；再则，他们都必须背靠自己所在的医院，依靠强大的团队合作。最后，一个看似不太重要的非学术方面的因素，却成了决定这次竞争输赢的关键所在——人脉关系，他们都需要有人为其推荐一个合适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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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和比奇洛都仔细地寻找着第一例适合心内直视下修补房缺的病例，这一选择的意义对于这些开拓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理想的病例应该是年纪小的，其心内的畸形不太可能产生远期的不良后果。从他们认为时机成熟，提出临床试验设想，到最后获得合适的病例可以一拼高下的这段时间里，两个人的内心一定是极不平静的，那种混杂着兴奋与紧张的期待，也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是多么难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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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奇洛后来回忆说：“在选择第一个合适病例的过程中，我们更希望他是儿童或青少年。但我们工作在一家成人医院（多伦多总医院），没有儿童的病例，而且当时加拿大的医疗环境对心外科是持保留态度的。”——这一番话流露出多少无奈啊。这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扬名立万的机会，但由于国内保守的学术环境，居然没有任何一个心脏科或儿科的医生愿意为比奇洛推荐一个适合的病例。事实上，距离多伦多总医院不远，穿过一条街道就有一家儿童医院……这是比奇洛和刘易斯两个人对荣誉的争夺，似乎也是两个国家科技实力的一次比拼，虽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不过，此时机会的天平开始向刘易斯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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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隔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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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理查德·维克（Richard Varco, 1912—2004）的转介使刘易斯获得了先机——他将为一个五岁女孩做心脏手术。这个女孩叫杰奎琳·约翰逊（Jacqueline Johnson），患有房间隔缺损，心脏听诊有杂音。这个孩子在其短暂的生命里反复生病（先天性心脏病的患儿多数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发育差，现在其心脏已经病态地增大。刘易斯认为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做手术，杰奎琳可能会同其他许多先心病患儿一样，很快就在绝望中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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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1952年9月2日，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手术台上刘易斯有两位助手，其一为转介者理查德·维克，另一位是克拉伦斯·沃尔顿·李拉海（Clarence Walton Lillehei, 1918—1999）。李拉海是刘易斯的同窗好友，在学生时代，他们共同度过了很多个烂醉如泥的美好日子。正所谓打虎还需亲兄弟，如此重要的一个手术，怎能少了好友的相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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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奎琳躺在变温毯上，体温开始逐步下降，当其体温达到28℃时，其心率已经由原来的每分钟120次降低到每分钟60次。刘易斯开始打开杰奎琳的胸腔，阻断心脏的大血管，切开右心房，探查。谢天谢地，诊断无误，确实是个房间隔缺损。刘易斯开始缝合这个缺损……李拉海抬头望了一下时间，已经过去四分钟了，他不禁为自己的好朋友捏了一把汗，这个时间，如果是正常体温，脑细胞就已经开始死亡了。当刘易斯最后修补完房间隔缺损，开始关闭心房的切口，打开阻断的血管，重新恢复心脏跳动时，全部用时为五分半钟。刘易斯干净漂亮地完成了对该患儿心脏实质缺损的确切修补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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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奎琳，这个幸运的孩子，在没有现代外科术后重症监护帮助的情况下，依然得以顺利康复，并于十一天之后痊愈出院。她的心脏杂音消失了。随访三十三年后，患者健康状况良好，有两个孩子，甚至做过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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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例心内直视下手术的成功，为人类最常遇到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提供了一个可治愈的方法，开启了心脏疾病治疗的新时代。这一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心外科同道的热情，甚至很多原本冷眼旁观的外科医生也跟着热血沸腾，他们纷纷采纳了这项技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医生们运用直视下心内手术治疗了大量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缺陷。多伦多和丹佛的治疗中心成了开展和使用这一技术的翘楚，并在婴幼儿的心内直视手术中报道了惊人的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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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场暗战以刘易斯率先取得成功而告一段落，但比奇洛并没有因落败而感慨“既生瑜何生亮”，反而为他的理论在临床应用中被证明有效而感到十分高兴。不过，当刘易斯宣称自己是“破冰之举”（broke the ice）时，比奇洛忍不住要甩他一句“厚脸皮”（cheek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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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低温手段进行心脏手术的后继者中，又以亨利·施万（Henry Swan）的成就最为出众。他利用这一技术成功地开展了多项手术，并完善和发展了心肌保护和空气栓塞预防等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是心脏外科中的核心宗旨。总之，应用低温，直视下修复简单的心脏畸形，为发现并实施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提供了经验。尽管亨利·施万乐观且拥有远见，他还是清楚低温心脏直视手术在心脏外科的应用局限。当他试图修复法洛四联症合并肺动脉狭窄（B-T分流只能缓解症状，而亨利·施万试图根治）时意识到，共存如此多畸形的情况下，是无法在中度低温流入道阻断八分钟的时限内完成修复的，甚至像室间隔缺损（其复杂程度在房缺之上，法洛四联症之下）之类的畸形，也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修复，更复杂的修复需要一种新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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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理更具挑战性和复杂性的病变接连遭遇失败，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许多外科医生开始对以现有的技术纠正更复杂的心内病灶变得谨慎。而作为低温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奠基者和实践者的比奇洛则相信，使用低温的时间可安全地突破几分钟的限制，延长到几个小时。为此他瞄上了土拨鼠，开始研究这种动物冬眠的秘密，试图获得某些启示，找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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