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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服役期间，李拉海因表现出色，获得美军青铜星章。1945年起，李拉海在明尼苏达大学医院接受外科住院医师培训。1949年，他不幸罹患了恶性淋巴瘤。当时这种病的五年生存率只有10％，但他却在根治性手术之后死里逃生，奇迹般地痊愈了，并选择了一个当时多数外科医生望而却步的高难领域——心脏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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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9月2日，李拉海作为助手参与了心脏外科史上极重要的一次手术，即约翰·刘易斯利用低温中断循环的方式为杰奎琳·约翰逊成功实施的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不过不会有人想到，在刘易斯手术取得成功的那一瞬间，李拉海除了衷心地为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之外，还想到了另一名美丽的少女——多萝西·尤斯蒂斯（Dorothy Eustice）。“如果尤斯蒂斯撑得再久一些，也许我们就可以救她了。”他在心中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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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20日是李拉海最后一次见到尤斯蒂斯的日子，地点是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地下一层的解剖室，这最后一面李拉海见到的其实是她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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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二十三岁的尤斯蒂斯已经是第六次住院了。李拉海的母亲从朋友那里听说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儿，认为自己引以为豪的儿子可以救她，于是让李拉海去尤斯蒂斯的病房看看。第一次见到尤斯蒂斯时，李拉海便被她的美深深地震撼了，她娇媚得仿佛是一个瓷娃娃一般，深邃的眼眸几乎让人迷失，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被疾病长期折磨、已经被医生判过好几次死刑的人。但李拉海还是知道她是濒死的，因为当听诊器放到她的胸前时，耳朵里传来的是近乎哀鸣的病理性心脏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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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没有哪个外科医生能够修补房间隔缺损，李拉海多么希望她能免于一死，或者能够将时间拖得长一些，让这份美多在世间停留几分钟也好。因此，每次路过她的病房时，只要有时间，他总要进去看一看，陪她聊一聊。尤斯蒂斯喜欢的东西都很简单，针织、小动物、香草味的冰激凌……可是她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没多少时间继续享受这些美好了。彼时，明尼苏达大学医院正在进行着几项有关心脏病的研究，李拉海经常同她讲起相关领域的进展，这些渺茫的希望在尤斯蒂斯最后的岁月里给了她莫大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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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尤斯蒂斯终于没能挨到获救的那天。她的死给李拉海以极大的震动，如此年轻如此美丽的一个女孩，这么一个简单的缺损就要了她的命。病理医师打开了尤斯蒂斯的身体，开始切取、称量各个器官，最后，把心脏交到了李拉海手里。李拉海接过这颗心脏，内心深处波涛汹涌。但他仍保持着一个职业科学家加顶尖外科医生必要的冷静，迅捷但小心翼翼地切开了这颗心脏——几天之前它还在一个美丽少女的身体内不停地跳动，涌动着温热的血，现在却永远停下，被冰冷锋利的柳叶刀切开了。李拉海只用几针就把那个存在于左右心房之间的缺损缝合上了。他仰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看来，只要有一个可行的方法，任何一个受过训练的外科医生都可以轻而易举地缝合这个缺损。1952年夏天，一个伟大的构想开始在李拉海的心里扎根，他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办法，以拯救更多像尤斯蒂斯这样的病患，中止这些不断上演的人间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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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中断循环的方式虽然在1952年9月之后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受制于时间，很多更复杂的心脏畸形根本无法完成手术矫治。人工心肺机是当时最流行的一个思路，可除了主帅约翰·吉本曾成功在心肺机体外循环下完成了一例房间隔缺损修补手术之外，其余人最初的尝试均告失败。也许李拉海在最初也没能想到，他居然在那样一个关键的时刻登上心脏外科的历史舞台，续写了那一曲壮美的医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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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他之前的开拓者们体现了无与伦比的智慧与勇气的话，那么李拉海的所作所为则已几乎超越了人类想象的极限。1954年，在心脏外科直视手术研究领域一片军心涣散的当口，他居然试图以患儿的父亲作为“心肺机”，用活人交叉循环的方法挑战历史上首例室间隔缺损的修补术，这……这个家伙难道疯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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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李拉海也想开展有关体外循环的动物实验，可遗憾的是他没有人工心肺机的实验条件。你要做饭，可居然连锅都没有，这能行吗？当然有人可能会想到，如果饿急了，想把食物弄熟也不是非有锅不可，可以采用原始的方法，直接用火烤成不成？那么，人体体外的循环除了人工心肺机外，还有别的什么原始途径吗？我们人类社会再回到原始形态当然是不可能了，但是人之初的形态又是如何的？人不是出生以后才有自己独立的循环和呼吸吗，在此之前人的生命体系是如何维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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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灵光乍现的思路，来自李拉海的助手莫利·科恩（Morley Cohen）。李拉海在协助刘易斯完成了那一次意义非凡的手术之后，就已经是明尼苏达大学的助理教授了，科恩则是他的一位全职助手。1953年秋的某一天，李拉海发现这位昔日的得力助手最近有点儿心不在焉，便问其故。原来，科恩的妻子怀孕了，他总是在实验室里也分心想着他的妻子和尚在腹中的胎儿。李拉海不禁和他谈起了孕育胎儿这件事，话题不觉间扯到了胎盘——既然胎儿可以从胎盘获得氧合血，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动物实验来模拟这种情形呢？这真的又是一个幸运的遗憾，当年布莱洛克没能如愿以偿建立肺动脉高压的动物模型，导致了塔西格与其联手，创立了经典的术式B-T分流。而今，实验条件的限制，居然使李拉海迸发出以活体作为“心肺机”的神奇构想，而这一构想恰恰为已经看似山穷水尽的体外循环研究带来了柳暗花明的一线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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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两条狗进行心脏手术，一条是手术狗，为受体；另一条模拟胎盘的原理当做氧合器，称为供体。这是一种新的体外循环方法——“交叉循环法”。动物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1953年10月22日第一例交叉循环动物实验即大获成功。同时一个意外的发现是，实验动物的术后恢复如此之快，状态如此之好，是此前应用人工心肺机时从未有过的。又经过几个月的系统改进及有关机制的深入研究，成竹在胸的李拉海认定，在人工心肺机几乎缺席体外循环人体试验的关口，这项全新的技术值得进行一项人体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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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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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循环法的原理为，在同样的时间里使病人和正常的供体之间交换等量的血流，通过精确的流量泵来控制流量，而病人心脏的静脉流入则完全阻断，以保证可直视下切开心脏。一旦病人与供体建立连接，该病人的身体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供体那里得到充分氧合后的血液供应。没有复杂的机器，也不需要调解动态的平衡，因为供体的循环及时自动地承担着这些重要职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实验动物的术后恢复，较以前用机器进行体外循环时为快。这一方法，至少从理论上似乎既规避了应用低温和心肺机体外循环实验过程中相关的常见并发症，且相对而言，没有时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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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想法刚一抛出就引起轩然大波，这对已有的临床医学外科实践体系是一个极大的背叛。出于伦理学的考量，让一个“无辜”的健康人在手术室里冒着潜在的危险（不管多么小）作为供体循环，哪怕只是暂时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有些批评者甚至说，“你们想要创造历史吗？想要做外科历史上第一个可能死亡率为200％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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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今天看来也不乏疯狂的设想，在当时，得是什么样的家长敢把自己的孩子交到这样的医生手里，而且还可能把自己的性命也一并搭上？这种家长是鬼迷心窍了吗？一种几乎是本能的直觉告诉我，能冒险作出如此决定的家庭，其背后一定有不同寻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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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当多娜同她的妹妹雪莉一起在小床上睡着的时候，弗朗西斯·格利登（Frances Glidden）和她的丈夫莱曼·格利登（Lyman Glidden）绝对想不到第二天早上的情形。雪莉早上醒来的时候还以为姐姐仍在贪睡，直到她们的母亲进来，才发现多娜已经死了，那一年多娜才十二岁。两年前，当医生诊断多娜为先天性心脏病时，格利登夫妇根本不信，在他们眼里，多娜没有太大异常，运动能力良好，饮食睡眠都没有问题，只是好像比别的孩子感冒的次数多一些。当然自此以后，这对夫妻的心头就蒙上了阴影，不知道那一场悲剧将在何时到来，也许他们心头尚存侥幸。1950年春天开始，多娜的状况明显变糟了，体力变得很差，经常有呼吸困难，甚至有一次在院子里直接昏死了过去。多娜住进了明尼苏达大学医院，医生为其做了心脏导管造影，证实她所罹患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这种病在当时是没救的，医生们除了建议低盐饮食之外别无良策。这时候格利登夫妇才放弃幻想，清楚地知道，无情的死神已经向这个孩子慢慢逼近了，只是他们绝没想到或者说是不愿意看到，死神的步伐居然如此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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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间隔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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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夏天，当弗朗西斯发现自己再次怀孕时，她和丈夫仍不时地想起他们那可怜的女儿多娜。1953年，这个叫格雷戈里的孩子刚出生时似乎并无异样，只是不久，弗朗西斯和莱曼就惊恐地发现，格雷戈里也非常容易“感冒”。他们已经知道了，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容易出现呼吸道感染，但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居然那么倒霉，会再次摊上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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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住院，抗生素治疗似乎都很见效，医生也不认为格雷戈里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但反复几次住院之后，弗朗西斯慌神了，她把耳朵贴近格雷戈里的胸口，耳畔传来了她曾经十分熟悉的噩梦般的声音——跟当年多娜的心脏杂音一样！这回，医生也听到这个杂音了，低调的收缩期杂音——典型的先天性心脏病的杂音。应该是存在一种缺损，是房间隔缺损，还是害死了多娜的室间隔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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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格利登夫妇吸引到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他们已经听说这所医院可以做房间隔缺损的修补手术了。换一句话说，是刘易斯在1952年的那次影响深远的成功手术，使这对绝望的夫妇看到了生的希望。但心脏导管检查发现，格雷戈里患的还是室间隔缺损，这种病恰恰用刘易斯的低温阻断循环的办法处理不了。在1954年春天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够在活人身上成功地修补这种缺损。刚刚升起的希望，几乎又在瞬间化为齑粉。当有人告诉他们，听说有个叫李拉海的年轻医生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实验室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功，可能修补室间隔缺损时，他们虽然感到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但又不敢抱有太大希望。然而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冒险试一试，他们不想再次经历丧子之痛了，哪怕有巨大的风险，哪怕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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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拉海对交叉循环抱有极大的信心，相信自己的手术刀一定能够治好格雷戈里的病，但当他打算安排这样一次“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手术时，才发现自己所要面对的阻力是如此之大。质疑、批评的声音如暴雨般袭来。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还是向导师欧文·奥根斯汀（Owen H. Wangensteen, 1899—1981）正式递交了试验申请。奥根斯汀对这位爱徒一向关爱有加，这一次更是力排众议，批准了该试验计划，他在批准书中答复道：“亲爱的李拉海，放手去干，别的事情你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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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一句话，寄托了奥根斯汀无尽的期待。若没有他的鼎力支持，这一项关乎心脏外科走向的试验绝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另外，当年李拉海罹患恶性淋巴瘤时，为其做根治性手术的主刀医生，正是奥根斯汀。1981年1月奥根斯汀去世后，医学界对其赞誉有加。评论者认为，明尼苏达大学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对心外科的发展作出许多开创性的贡献，涌现出一批享誉世界的心脏外科大师（如前文已经提到过的克拉伦斯·丹尼斯和约翰·刘易斯俱属奥根斯汀麾下），与奥根斯汀锐意创新进取、大胆扶持年轻人的开明作风是分不开的。奥根斯汀本人虽未专注于心脏外科领域，但他对心脏外科的发展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我想到此人，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一个绝顶睿智的大宗师形象，仙风道骨长髯飘飘，仿佛金庸笔下《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事实上奥根斯汀本人的成就也确实符合一代宗师的名头，因他对肿瘤外科、肠梗阻等方面的贡献而获益的病人迄今何止千万、万万，这里且不细说，单说1954年3月26日——心脏外科历史上最令人激动不已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