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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那间解剖室，李拉海不由再次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夏天，当时他面对着尤斯蒂斯的心脏，发誓要找到一个可以安全进行心脏修补手术的方法。而今，他的方法第一次尝试就遭到失败。他决心找到究竟，真是这个方法不可行，还是有别的什么状况？李拉海再次打开了格雷戈里的身体，剖开心脏，那个经过外科医生妙手修补的缺损已经完全愈合！也就是说格雷戈里的直接死因并非手术，而是肺感染，即他开创的这一方法值得继续进行尝试、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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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至1955年之间，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李拉海团队通过使用亲子之间的交叉循环，为存在复杂心脏畸形的45位儿童施行了直视下的心脏手术。在这些应用交叉循环的手术中，有一例情况极为特殊，因为作为供体的一方居然与患儿非亲非故。该患儿拥有一种罕见的血型，甚至他的父母与其血型也不完全匹配。经过多方寻找，一个叫霍华德·霍尔茨（Howard Holtz）的二十九岁小伙子自告奋勇，为救这个素不相识的小孩儿甘愿冒险做供体。对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义举，霍尔茨却只有轻描淡写的解释：“如果我的孩子也遭遇这样的情况，我希望会有人为了救他而冒险做这个供体，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希望别人也能做的事而已。”如果说第一例交叉循环的手术让人们感受到如山父爱的伟大的话，那么这次手术更有理由让我们为人类世界慈幼为怀的高贵感动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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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复杂的病变，都是靠此前既有的技术无法解决的。全部接受手术的45名严重受损的病人中，有28名复杂的心脏畸形得到了治愈。45名循环供体均得以存活，那种传说中噩梦般的200％的死亡率并未出现。到1986年，术后30年随访的结果为22名患者（49％）仍然活着，并过着有质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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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解剖室看过法洛四联症解剖的医生认为，复杂到这种程度的心脏畸形，即使用最精妙的手术技法也不可能彻底修复。当年的“蓝婴手术”令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布莱洛克和内科医生塔西格一战成名，而那次手术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法洛四联症的病情，并非根治。因此，当李拉海宣称可以对这种疾病进行根治性手术时，很多人都表示怀疑。但那些亲临现场观摩手术的人，在瞠目结舌之外，就只有心悦诚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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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显著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然比其非凡的手术技巧更令人吃惊。这使当初吉本暂时失利之后学术界盛行一时的“病态心脏”理论被彻底打破了，心外科开始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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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好比初升的太阳，那么这些为拯救万千孩子性命而勇敢探索孜孜以求的科学家，无疑就是那修复希望托起朝阳的巨人。李拉海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将明尼苏达大学医院一下变成了世界心脏外科学的第一重镇，各地的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后来这些学习者中又有不少人续写了辉煌，其中最有名气的一位是来自南非开普敦的外科医生克里斯蒂安·伯纳德（Christiaan Barnard, 1922—2001），他1967年的石破天惊之举，再次续写了心脏外科的辉煌。这是后话，且待后面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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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李拉海并没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这种方法中，供体的自我平衡机制将自动纠正无数不知名的、由于全身灌注引起的生理学紊乱，这对于供体的健康显然存在潜在威胁（进行交叉循环的45个供体虽然无一例死亡，却有一位母亲由于操作失误发生了不可逆的脑损害，给本有一个先心病孩子的可怜家庭雪上加霜）。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活体交叉循环技术并没有得到广泛开展。因此李拉海预言道：交叉循环的临床经验——尤其是对供体的不良影响，使我们清楚它显然不可能一直作为体外循环技术，为了病人和（尤其是）供体的安全问题，必将会发展出一种超越这项技术的体外循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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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包括他本人在内，许多研究者又重新开始重视人工体外循环的研究，在吉本研究的基础上，对心肺机做了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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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在已被应用到心外手术的技术中，交叉循环是最符合病人生理的技术。放弃一个在生理上近乎完美的技术，转而采用了一个至少目前看来在生理上比交叉循环尚有不足的技术，李拉海医生的这一作为在外科医学史上是令人叹服的。但这又是伦理学压力之下必然的选择，你不能总在每次做手术的时候，都让另一个健康的人冒着一定风险，而且一旦发生重大失败，真的可能是两条命都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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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拉海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到1958年，仅仅在吉本第一次体外循环下手术成功的五年之后，毕业于哈佛医学院的约翰·韦伯斯特·柯克林（John Webster Kirklin, 1917—2004）即报道了在梅奥诊所成功地应用梅奥-吉本设备在体外循环进行的245例手术。柯克林改进了吉本的心肺机，发展了安全可行可靠的体外循环措施，取代了交叉循环成为心内直视手术的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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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初吉本对同梅奥诊所的柯克林分享这一蓝图是非常犹豫的，因为他担心由于梅奥诊所强大的实力，柯克林会先于他完成第一例体外循环下的心脏手术。不过感谢上帝，吉本最终还是和盘托出了他的技术，而最后恰恰是梅奥诊所将这项技术的应用推向了极致。为纪念吉本的卓越贡献，他们将改进后的设备命名为“梅奥-吉本”。如果当时吉本由于一己之私而选择了保守，这项大业跌入谷底而无法一时中兴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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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温在此时则已成为心脏手术的常规并行手段，用于减少单独应用体外循环对人体固有的损害——在血流减少的时间段内保护重要的脏器，如脑、心脏和脊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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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由于有了体外循环技术这一有力的武器，心外科医生可以从容地在无血术野下对心脏进行精细的矫正与修补，挑战更复杂的手术。阴魂不散的比尔罗特“魔咒”此时才被彻底摆脱，心外科一扫阴霾，飞速发展，手术适应证范围不断扩大。后来甚至出现过三个独立的研究者，分别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内发展了同一术式。由于无法确定究竟谁是第一个，学界只好把这一手术命名为达穆斯-凯-斯坦塞尔（Damus-Kaye-Stansel）手术。而这一术式纠正的畸形又绝不简单——单心室，即只有两个心房一个心室。由于这一手术太过复杂，本文就不再细说了。至今，心脏外科仍是极富挑战且集中了最多前沿技术的外科分支之一，这一朵最年轻的外科之花，在经历了无数凄风冷雨之后，终于可以在万丈的霞光之中，精彩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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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心肺体外循环这一技术，自问世以来即是一个不断完善进步的系统。梅奥-吉本心肺机的氧合器部分，是由呈网格状或实心的碟片构成的，称为碟式氧合器。在血槽内转动时，屏片或碟片的表面形成一个很薄的血膜，气体交换正是在这个血膜的表面上进行。这种早期的氧合器需要特别大的预充量（手术开始前将管道内注满血液），对血液的破坏非常严重；而李拉海同其助手研制的鼓泡式氧合器，虽然在很多方面优于碟式氧合器，并一度占领了主要的市场，但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滤过器，很多患者因氧合器产生的泡沫而在术后出现了“灌注肺”或“灌注神经系统并发症”。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临床上更安全可靠的膜式氧合器的出现，鼓泡式氧合器才逐渐被淘汰。现在，体外循环技术虽已相当成熟，但远非尽善尽美，更非绝对安全，并发症如中风、凝血功能障碍、对血液成分的破坏等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这促使外科医生开始考虑使用体外循环之外的替代方案，不难预料，这又将是另一番艰苦卓绝的征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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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5 千古谜题，凭谁能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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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如果从1930年马萨诸塞州的不眠之夜，吉本决定研制体外循环机算起，到20世纪60年代体外循环机走向成熟，前后历时三十年，差不多也就是一代人的心血。但这三十年的故事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千百年来人类不断探索积累的基础上发生的。正如我们无法事无巨细地重现浩繁的人类历史一样，穷尽心脏医学史上的每一个技术细节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继续讲述有关心脏外科的精彩故事之前，我还是要回溯一下血液循环的发现过程。没有血液循环的发现，不但不可能有后世心脏病学的发展，甚至整个现代医学都将驻足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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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早在文明曙光初现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心脏这个神奇的器官。它在我们胸膛里的跳动，甚至在我们尚未看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以前就开始了。不同地区的远古文明都有自己对心脏的解读。苏黎世大学的弗兰克·纳赫尔（Frank Nager）教授在其著作《心脏的神话》（Mythology of the Heart）中，曾记述了有关心脏的文学、宗教和艺术的象征意义。古人认为心脏代表着想象力的中心，医学哲学家用心脏来说明仁慈、理解、生命、死亡和很多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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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古代中国医学最早提及了血液循环的概念，但它并未提及心脏的泵血机制，而是认为这是由阴阳二气推动的；古代印度则将心脏视为神经系统的中心；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460—370B. C.）认为血由肝脏和脾脏不断制造，并运行到心脏中加热，或运行到肺中，通过自气管而来的空气冷却；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B. C.）认为，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是人和动物的行动指南，它是智慧的源泉，情感的核心。亚里士多德认为心脏在结构上有三个腔，并命名了主动脉（aorta）。通过对鸡胚的观察，他发现心脏是第一个形成的器官。其后，古希腊的医生通过解剖尸体，发现动脉中的血液都已流到静脉，动脉是空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动脉内充满了由肺进入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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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罗马医生盖伦（Claudius Galen, 129—199）解剖活动物，将一段动脉的上下两端结扎，然后剖开这段动脉，发现其中充满了血液而不是空气，从而纠正了古希腊传下来的错误看法，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超越。此时，盖伦已经发现了动脉血与静脉血的不同，将其分别描述为鲜红的（bright red）血与暗红的（dark red）血。他认为动脉血和静脉血的颜色不同是由其中是否含有“元气”造成的：“元气”通过人的吸气进入动脉，并由肺部流到左心室；而静脉血由消化道的食物形成，不含“元气”，它以肝脏为中心。这两种血均一次性分布到外周，并由组织器官消耗掉。他同时提出血液中的一部分将通过纵中隔上无数的小孔由右心进入左心，通过呼气排出“烟灰”。血液在元气的推动下在体内作潮汐式的涨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