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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塞尔维特的死因，在中国国内有一个较为煽情的说法：“正当他将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1553年10月27日，塞尔维特被绑在火型柱上。他的头颈上套着花环，那是被硫磺浸过的，花环的铁链上扣着他的著作，脚下堆着其他的著作和湿稻草及青树枝。行刑的牧师最后一次问塞尔维特是否愿意放弃自己的学说，塞尔维特保持庄严的沉默。昏暗的闷火和浓重的烟雾，不仅吞噬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使医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血液循环发现推迟了半个多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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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科学烈士的形象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但西方提到他的死因时，则主要归咎于当时的宗教争端。事实上，与其说塞尔维特死于科学与宗教的斗争，不如说其死于宗教内部的倾轧。他出版于1553年的那本提到肺循环的著作《基督教的复兴》，其主旨是批判“三位一体”旧教义，倡导一神教派新教。这当然是旧神学顽固势力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他本人也过于激进，这才惹来了杀身之祸。维萨里的结局也有一个类似的误会。他死于被判耶路撒冷朝圣之后的归途，当时他的著作已出版二十年，将宗教裁判所对维萨里的迫害简单地归结为其解剖学研究，是缺乏证据的，西方通常认为这是后世的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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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塞尔维特同时期的意大利博物学家、医生塞扎尔比诺（Andrea Caesalpinus, 1524?—1603）在1571年和1593年出版的两部著作中分别提出了区别于盖伦学派的重要看法。他认为血液在心脏收缩时被排放到动脉（包括肺动脉）中，而在心脏舒张时则从腔静脉和肺静脉流回心脏。他还认识到，流向组织的血液只能通过动脉，而流回心脏的血液只能通过静脉。可以说，塞扎尔比诺不但形成了肺循环的观点，而且也具有体循环的概念。这已经和现代血液循环的科学观念十分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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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几位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动摇了盖伦学派的观点，与此同时，盖伦学派的学者们也有新的解剖学发现，当然，这些发现是用来验证盖伦的“正确性”的。法伯瑞奇（Hieronymus Fabricius）就是盖伦学派的著名代表，他的贡献在于发现了静脉中瓣膜。但他只在1574年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瓣膜结构、位置和分布，没能正确地解释瓣膜的作用；因为按照盖伦学派的理论，无论动脉还是静脉，血液的方向都是如同潮汐一般可进可退的，其区别仅在于动脉与左心相连，而静脉与右心相连。我们现在知道，静脉瓣膜的作用是确保血液可以朝向心脏流动，避免反流。而法伯瑞奇由于坚持盖伦学派的观点，错误地以为瓣膜可以对血液的流动起一定程度的阻滞作用，以免其像洪水一样突然涌向手或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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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盖伦对心脏的观点一直影响了人类千余年，从1543年到1593年这五十年间，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对心脏和血液循环本质的认识速度大大地加快了。上述前赴后继的种种探索一点一点地动摇着陈腐的血液“潮汐运动说”，一个崭新的科学的血液循环学说即将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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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埃塞克斯市汉普斯特德教堂（离伦敦约80千米）的一处纪念碑上，有这样一句话：“发现血液循环，造福人类万世不朽。”这是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的墓志铭，人们以此来纪念其在医学上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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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出身于英国肯特郡福克斯通的一个小绅士家庭。他十六岁入剑桥大学学习，十九岁获学士学位，1600年到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学医，1602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帕多瓦大学极负盛名，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在那里工作，比如前面提到的维萨里和发现静脉瓣膜的法伯瑞奇。哈维曾向后者学习解剖学，法伯瑞奇的这一学术贡献，正是促使哈维思考血液循环规律的出发点之一。法伯瑞奇在教学中广泛使用尸体解剖的演示，给哈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从此时起，哈维便抱定这样的信念：“解剖学家不应该凭着书本学习和教课，应学习解剖并以解剖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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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在这里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进步思想的深刻影响，并有机会接触到了关于血液运动研究的新资料，这成了哈维提出血液循环学说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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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二十四岁时学成回国，担任圣巴托罗谬医院的内科医生。在行医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有名望，于1618年被选为内科医师协会会员，同年成为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御医，后来又当了英王查理一世的御医。查理一世和哈维关系很好，甚至和他一起观察过小鸡的心脏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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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哈维被选为伦敦医师公会的解剖学教师，从1616年4月起，哈维开始讲授解剖学，并公开宣讲他所创立的血液循环学说。1628年哈维出版了《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一书，这本只有72页的册子清楚地描绘了“静脉—右心房—右心室—肺动脉—肺—肺静脉—左心房—左心室—主动脉—全身动脉—静脉”的血液循环路线，宣告了关于人体血液循环运动科学理论的正式诞生。这一年，距他的老师法伯瑞奇去世刚刚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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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前的探索者相比，哈维并没有发现新的、重大的解剖学事实，可为什么他能够揭示血液循环真正的奥秘，成了破解这一千年谜题的最核心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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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从他的研究过程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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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哈维思考的出发点之一是其老师法伯瑞奇对静脉瓣膜的发现，我们不妨也从此入手。法伯瑞奇对静脉瓣膜的解释不能令哈维感到信服，他敏锐地觉察到，静脉瓣一定同某种特定的功能相联系。这种直觉可能是他在接触了大量新近的关于血液运动的学说之后产生的，他猜测静脉瓣的作用可能在于确保血液只能作由静脉流入心脏的单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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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证实这一猜测，他做了这样一个简单直观的实验：用带子扎紧手臂，发现远心端（手掌方向）的静脉膨胀——这不正是现在静脉采血时普遍的做法吗？随后他用手指向远心端挤压，观察到远心端的静脉更加膨胀，而带子以上的静脉血管则呈空瘪状态。这个实验无疑证明了哈维的猜测，同时也表明他的老师法伯瑞奇所说“瓣膜可以对血液的流动起一定程度的阻滞作用，以免其像洪水一样突然涌向手或脚”，这个认识是错的。静脉瓣膜显然无法使血液从静脉流向身体各部分，血液只能从动脉流向身体，静脉瓣膜最终将使血液从静脉返回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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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推翻一个旧学说，并非像推倒多米诺骨牌那般，否定了个别细节，其整个理论就自然而然土崩瓦解了。毕竟推翻盖伦的理论并非哈维的终极目标，他想要做的是建立符合客观事实的新学说，这就需要扎扎实实地对自己的每一步假设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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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静脉瓣膜作用的科学解释，仿佛是将统治了医学界千年之久的旧学说撕开了一个口子。哈维乘胜追击，顺势又研究了动脉瓣、二尖瓣与三尖瓣。他发现了这些瓣膜的一个共同作用——它们是控制血液单向流动的机械阀门，可以保证血液由静脉流入心房，由心房进入心室，再由心室射入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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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这一猜测，他在活蛇身上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用镊子捏住蛇的静脉，蛇心马上变小变白了；一松开镊子，心脏则立即充血；再用镊子夹住动脉，心脏就胀大变紫，似乎顷刻就要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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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种种实验，其实已经在逻辑上证明了血液循环的机械运动机制，而真正彻底将“血液潮汐学说”置于死地的，是哈维开展的一个更为精彩的定量计算实验，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第一次引入数学这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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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根据心脏的平均容积，设定左心室的血容量约2英两（约56.7克）。因动脉瓣膜的存在，左心室收缩后排出的血不能倒流，而心脏每分钟大约要跳72次。这样，一小时内心脏要排出的血就是2×72×60=8640（英两），差不多540磅（约245千克），这几乎是一个肥胖成年人体重的3倍！如果盖伦的理论成立，那么肝脏在一小时内就必须造出3倍于体重的血，而一天要造出70多倍于体重的血，这岂非太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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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只有一个——血液是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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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哈维并不能清楚地了解血液是怎样由动脉流到静脉的。当时的显微镜还不完善，不能观察到动脉与静脉之间的毛细血管。尽管如此，哈维还是根据他的观察和实验作出了正确的推断，血液是由心脏经过动脉到静脉再回到心脏这样循环不息地流动的。他借助大胆的想象和理性思维，对动脉和静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推测和预言。他指出两者的联系可能是动脉把血液输送到肌肉中去，再通过肌肉中的小孔渗透到静脉中来。这个基于事实的科学推论，在他逝世四年之后得到了确切的验证。那时显微镜已得到改进，意大利的解剖学家马洛·马尔丕基（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4）在1661年发现了动脉与静脉之间的毛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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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说在今天早已广为人知，无可置疑，但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像这样以大量事实材料作为基础、如此严谨精确的推演论证，都必须经过顽强而长久的斗争后才得到普遍认同。事实上，至少在五十年之后，哈维的学说才被一部分先进的学者认同；而哈维这一学术贡献的价值，则是在其去世后两百年才得到完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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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挠这一学说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首先，哈维的发现不仅是发现了新的规律，而且也发现了研究生命现象的新方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旧传统的观念往往有很强的生命力。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世界观，自然要比接受一两件并不危害总的理论基础的新事物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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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仅很多和哈维同时代的人这样，某些后来的学者也是如此，继续奉行着扼杀当时医学思想的盖伦学说来讲授解剖学。非常讽刺的是，盖伦当年虽然对自己和自己的著作自视甚高，但在这一点上仍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确信自己必然会被后人超越。所以，假如盖伦能“穿越”到哈维所处的时代，看到那么多攻击哈维的庸碌之辈均将自己的著作奉为神明顶礼膜拜的话，他一定会狠抽这些打着支持他的旗号的“不肖子孙”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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