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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验证这一猜测，他在活蛇身上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用镊子捏住蛇的静脉，蛇心马上变小变白了；一松开镊子，心脏则立即充血；再用镊子夹住动脉，心脏就胀大变紫，似乎顷刻就要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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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种种实验，其实已经在逻辑上证明了血液循环的机械运动机制，而真正彻底将“血液潮汐学说”置于死地的，是哈维开展的一个更为精彩的定量计算实验，这是人类医学史上第一次引入数学这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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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根据心脏的平均容积，设定左心室的血容量约2英两（约56.7克）。因动脉瓣膜的存在，左心室收缩后排出的血不能倒流，而心脏每分钟大约要跳72次。这样，一小时内心脏要排出的血就是2×72×60=8640（英两），差不多540磅（约245千克），这几乎是一个肥胖成年人体重的3倍！如果盖伦的理论成立，那么肝脏在一小时内就必须造出3倍于体重的血，而一天要造出70多倍于体重的血，这岂非太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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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只有一个——血液是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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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哈维并不能清楚地了解血液是怎样由动脉流到静脉的。当时的显微镜还不完善，不能观察到动脉与静脉之间的毛细血管。尽管如此，哈维还是根据他的观察和实验作出了正确的推断，血液是由心脏经过动脉到静脉再回到心脏这样循环不息地流动的。他借助大胆的想象和理性思维，对动脉和静脉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推测和预言。他指出两者的联系可能是动脉把血液输送到肌肉中去，再通过肌肉中的小孔渗透到静脉中来。这个基于事实的科学推论，在他逝世四年之后得到了确切的验证。那时显微镜已得到改进，意大利的解剖学家马洛·马尔丕基（Marcello Malpighi, 1628—1694）在1661年发现了动脉与静脉之间的毛细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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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学说在今天早已广为人知，无可置疑，但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像这样以大量事实材料作为基础、如此严谨精确的推演论证，都必须经过顽强而长久的斗争后才得到普遍认同。事实上，至少在五十年之后，哈维的学说才被一部分先进的学者认同；而哈维这一学术贡献的价值，则是在其去世后两百年才得到完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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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挠这一学说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首先，哈维的发现不仅是发现了新的规律，而且也发现了研究生命现象的新方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旧传统的观念往往有很强的生命力。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世界观，自然要比接受一两件并不危害总的理论基础的新事物要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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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仅很多和哈维同时代的人这样，某些后来的学者也是如此，继续奉行着扼杀当时医学思想的盖伦学说来讲授解剖学。非常讽刺的是，盖伦当年虽然对自己和自己的著作自视甚高，但在这一点上仍然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确信自己必然会被后人超越。所以，假如盖伦能“穿越”到哈维所处的时代，看到那么多攻击哈维的庸碌之辈均将自己的著作奉为神明顶礼膜拜的话，他一定会狠抽这些打着支持他的旗号的“不肖子孙”的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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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同行中的积极反对者们要求这一新发现马上就有什么实际用途，这对承认哈维的新学说起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就算你说的是对的，血液确实是在作循环运动，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种发现能多救活几条人命吗？很多权威医师的反对意见就是这样，他们认为新的血液循环学说只不过是无任何实际作用的“奥妙的幻想把戏”而已。这种鼠目寸光，这种诘问，我们是否觉得似曾相识？两百多年以后的某一天，当法拉第向人们展示电磁感应现象时，也没有多少人明白这一现象的意义。有人问他：“你研究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呢？”法拉第反问道：“一个婴儿能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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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出版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对哈维的攻击此起彼伏从未间断，但哈维并没有过多地参与由其著作引发的争论，表现出了极强的自制力。后人很少提及的一个细节是，哈维其实是个易怒的人，年轻时就有佩剑的习惯，他可不只是为了时髦，而是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就拔剑相向。可当他坚信的科学真理被一群鼠辈肆意诋毁时，他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沉默。其中可能的原因包括：第一，他希望能有其他人站出来回应这种种指责，结果却事与愿违；第二，当时英国国内政局动荡，人人自危，哈维也不想节外生枝惹祸上身。不难想象，在那样一个迷信愚昧、危机四伏的年代里，像哈维这样一个性情暴烈的科学天才该是多么痛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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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发现意义极其重大：“如果医学各部门更够对这一真理善加利用，不知有多少事物可得到揭露，多少疑难得以消除。在仔细地思考之后，我认为内容可以增加扩大，如果得偿所愿，这本著作的价值将远远超过这书的大小。但是要结束它却不是我一生所能完成的……我的学说只不过刚开辟了一条路，可以让更有才干的人们用于更完善地研究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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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如果说哈维之前学者的探索只是对盖伦的旧学说有所冲击的话，那么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则彻底将“血液潮汐学说”送进了坟墓，动摇的是盖伦医学理论的根基。中国有些学者认为哈维没有因批判盖伦这一医学权威而像“维萨里、塞尔维特那样付出生命的代价”，是因为哈维是查理一世的御医。这一貌似可以自圆其说的看法，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对英国历史稍有认识的读者，都应该很清楚查理一世的结局，他在1650年即被克伦威尔送上了断头台。如果宗教裁判所要在此时加害已经失去国王庇护的哈维，岂不是易如反掌吗？事实上，自17世纪40年代以来，哈维的生活境况因为英国国内战争之后发生的几件事而变得复杂起来。作为朝廷的御医，哈维不得不留在伦敦，他的住宅连同图书馆的实验笔记和手稿都被议会派洗劫一空。克伦威尔胜利之后，哈维只能在自己的几个兄弟家里轮流住着。但是在这样颠沛流漓的日子里，他仍然继续进行着科学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成果都收录在他的第二部著作《论动物的生殖》当中，其中详细阐述了生殖胚胎学的原理。很显然，哈维后期潦倒的境况主要是由于其在政治上忠于腐朽的王室，但他在科学上却绝对是革命的，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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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哈维仍然思维敏捷，研究不辍。中国有“人活七十古来稀”的说法，在当时的欧洲，七十九岁也是罕见的高龄了。他几乎没什么嗜好，只满足于最基本的生活，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已变得温和而谦恭。哈维的一位好友这样形容他的晚年：“他的生命之火在熄灭时就像一簇火花，转瞬即逝，不惊扰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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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杰出的贡献既在于他为生物学和医学提供了崭新的科学认识，又在于他为生物学、医学研究开创了新的方法。他把实验方法引入了医学，做出了用实验方法解决医学问题的榜样，真正开启了一个实验医学的大时代。后人认为他完成了近代医学的一次伟大革命，这是关于人体生命的概念框架的根本变革，哈维之后的生物学和医学已经再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因此，后人把1628年哈维发现血液循环作为医学生理学成为实验科学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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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维的学说正式提出三百余年之后，当初质疑这一理论有什么实用价值的短视之辈的嘲讽之言犹在耳畔，而人类已经能够挺在心脏上做手术了。自然规律没能让这些人活着看到这些成就，倒也省却了他们自扇耳光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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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6 血浓于水，性命相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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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传奇 从17世纪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的规律，到20世纪心脏外科的开局，此间尚有三百余年。倘若心脏外科是一座摩天大厦，那哈维的贡献则不啻为整座大厦最深层的基石。这之后三百年的光阴里，一砖一瓦不断产生。我无力一一呈现所有的砖瓦，尽管我深知它们均为人类的心血凝结而成。我决定讲述血液，从迷信与荒蛮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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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最初对血液的迷信与崇拜，一点儿也不输于心脏。神秘的血液被赋予了种种象征。在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中，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血液进行着原始的诠释，但万法归宗，所有的不同最终均指向生命与健康，人们相信血液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于是，古埃及的国王用奴隶们的鲜血沐浴，以期驱除疾病甚至返老还童；古罗马的贵族在失败的角斗士濒死前，冲入场内吮吸其血液，希望自己能从中获得勇气与力量。也许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幸运的，中国的皇帝相信鹿血有养身之功，日本人则认为饮大熊的温血能够治病。如果中国皇帝也认为人血才有那种传说中的功效，恐怕皇家园林里就不会出现鹿苑，而将是百姓的累累白骨。有一位诗人甚至在诗歌里讲述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忍卒读的故事：一位纯洁的少女，相信处女心脏中的鲜血可以治疗心上人的怪病，为此，她居然请人剖开了自己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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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在医学蒙昧时代有关血液的种种记载使我无比困惑，医乃仁术，可本章中的有些医学史实，却未免过于残忍，何曾有半点儿仁道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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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古老的记载当中，有一个事件被很多学者认为是有关输血实践的最初探索。1492年，罗马教皇诺森八世（Pope Innocent Ⅷ, 1432—1492）因病陷入半昏迷状态（后人推测可能是慢性肾病），正当众人无计可施之时，一位名叫亚伯拉罕·梅雷（Abraham Meyre）的医生出现了，他承诺可以医好教皇，但需要三个处男的血。很快，三名不幸的十岁男孩被选中了，梅雷依次将三个男孩的“好血”输给教皇，同时将教皇的“坏血”交换给男孩。三个男孩先后在抽搐中衰竭而死，然而教皇的病情并未丝毫改善，他很快也死掉了。短短的一瞬，四条人命即葬送在庸医之手。详细描述这个故事的是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拉里（Pasquale Villari），但其中的细节是有些争议的。许多人认为，实际的情况更可能是教皇喝下了三个男孩的血，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个叫梅雷的医生此前做过有关输血的实验。如此冒险的事，恐怕他并不敢直接在教皇身上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