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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免疫反应的存在，异种之间的输血毕竟还是十分危险的事，很多病人均因输血而死。上述两例输入羊血而居然没死的人，只能说十分侥幸。由于输血是如此危险，所以这种方法多用于绝症病人——反正也是个死，不如用输血的方法试一试，兴许奇迹就在自己身上发生了。通常，输血前病人要立下志愿书，表明一旦死去与医生无关。看来即使是胆子大的医生，也深知输血的危险，不愿为此惹上麻烦。但是，丹尼斯到底还是吃了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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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8年，一个三十四岁的男子安托万·莫鲁瓦（Antoine Mauroy）找到丹尼斯，自称因为情感问题被躁狂折磨七八年，今天摆脱了妻子的控制，希望接受输血疗法。丹尼斯详细记录了该男子接受输血之后的症状，包括肾区疼痛，恶心，睡了（昏迷？）一夜之后，排出了很多酱油色的尿液……这些症状均是典型的溶血反应，只是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机制。由于三天之后，该男子的尿液恢复了清亮，而且精神状态也有改善，丹尼斯还以为那种尿液是病人排出的对大脑有毒的某种物质。殊不知，那是血细胞被破坏后经肾脏滤过产生的血红蛋白尿。如果事情就此了结，也许输血技术的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偏偏几个月后莫鲁瓦想再输一次血，这一次，医患双方就没那么幸运了。输血后的第二天晚上，莫鲁瓦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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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丹尼斯所主张的输血疗法与当时盛行的放血疗法背道而驰，他在巴黎医师公会中树敌甚多。莫鲁瓦死后，三名医师公会的成员撺掇莫鲁瓦的老婆将丹尼斯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巧舌如簧的丹尼斯据理力争雄辩滔滔，直逼得原告一方闪烁其词，搞得听众席上一干人等十分困惑：这架势，到底谁是被告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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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入调查之后，一个令丹尼斯也没想到的真相是：虽然莫鲁瓦是在输血之后死掉的，虽然当时输血的死亡率奇高，可是莫鲁瓦真正的死因却是他老婆投毒。所用的毒药，正是古今中外赫赫有名的三氧化二砷——砒霜。这种入水之后无臭无味的毒药之王，不知道坏了多少好汉的性命，甚至也几乎毁了输血这项重大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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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最后宣判丹尼斯无罪，这个结果当然令巴黎医师公会的人们大跌眼镜。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此为由，他们规定没有医师公会核心会员的同意，则不许再进行输血的尝试。这等于是行业内部禁止输血这一手段了，因为在其后的十年里，这些核心会员一次也未同意过输血治疗。1678年，即这一场官司发生的十年之后，法国议会干脆在法律层面禁止输血的实施，英国皇家学会也紧随其后禁止输血，1679年罗马教皇也颁布法令禁止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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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理查德·洛厄的动物实验事实上提示了输血可以用来救治缺血类的疾病，比如那条濒死的狗所表现出来的休克。可随后人们用输血来处理的情况，却多半是希望输入羊血可以改变人的性格，或治疗疯癫这类精神疾病，绝少有人意识到补血应该用于对付失血或缺血。因此，这种一开始正确但随后就跑偏了的探索，当时在欧洲被禁掉，想来也就没那么遗憾了。表面上看来，导火索似乎是丹尼斯的官司，但丹尼斯能耐再大，也断不至于得罪了整个欧洲。对输血技术的探索在这一时期遭遇重创仿佛是历史的必然。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假设，如果当时人们的实践就是为了对付失血，那么即使也有奇高的死亡率，可有关输血技术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比如血型）是否会提前解决呢？然而禁令高悬，探索者们纷纷退却，有关输血的研究，就此停滞了一百五十多年。又有谁能预料到，这个当时夺去众多人命的输血术，在几百年后居然成为造福苍生的救命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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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禁令毕竟不能永远阻挡科学的进步，尤其挡不住人们面对死亡时竭力求生的本能。就在这艰难的抗争中，输血术渐渐复苏，仿佛是天际出现的一丝微光，使探索者们在漫漫的长夜之后，终于看到了一点点光明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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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布伦道（James Blundell, 1790—1877）是英国当时著名的生理学家和医生，他发现因出血濒死的狗，若及时输入另一只狗的血液即可获救，由此产生了将人的血液输给严重大出血的人以挽救其生命的设想。既然输狗血可以救狗命，那么救人命自然需要人血。作为后人，我们无论如何都觉得这本是自然而然的思路。在巨大的代价都成了过眼云烟之后，历史在输血的问题上仿佛画了一个圆，又回到起点。这一回，研究者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开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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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12月22日，布伦道为一个罹患胃癌（当时还没有胃癌的诊断，称其为幽门硬化）而濒死的病人，输入了14盎司（约400毫升）的人血（动用了好几个献血者，中间间隔数分钟），病人果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但毕竟晚期胃癌在当时是不可治的，对身体造成的破坏也是多方面且严重的，输血仅是对胃癌造成的贫血情况有改善而已，病人还是在56个小时之后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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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布伦道为输血设计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装置。但由于当时的医生们尚不知道无菌操作的观念，也不知道如何抗凝，更不知道血型不合会导致致命性的溶血反应，因此再巧夺天工的设计也不能保障输血的安全实施，批判的声音自然不绝于耳。输血之路，即使找对了正确的方向，若没有傻子一般在崎岖中执著的坚持，最终也难以踏上成功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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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年至1829年，布伦道共实施例10例人与人之间的输血，其中4例获得了成功。第一个成功的病例是一位产后大量出血的妇女，她在接受了丈夫8盎司（约230毫升）的血后侥幸逃过了鬼门关，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经由输血起死回生的产妇。这个病例后来发表在1829年的《柳叶刀》（Lancet）杂志上。这时，布伦道已经旗帜鲜明地对异种输血进行了批判，在肯定了异种输血的危险性后，主张同种输血。随后，大量产后失血的病人因此而获救。布伦道在这时便清晰地记录了有些病人在输血后出现的“发热、背痛、头痛和酱油色尿”这类典型的ABO溶血反应，只是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布伦道在这一时期对输血发展的贡献可以说是至为关键的，毕竟一百五十多年的禁忌足以使多数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但匪夷所思的是，英国国家传记词典中，关于布伦道的词条，却只字未提他对输血方面的突破性贡献，倒是记载了他于1877年逝世时，身后留下了35万英镑的巨额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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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布伦道的研究之后，欧洲又有一大批生理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支持布伦道的发现和所提出的观点——摒弃异种输血，提倡同种输血。随着输血例数的逐渐增多，拜输血所赐活命的人自然不少，但医生们还是更关注那些莫名其妙的死亡。为什么有的人能获益，有的人反而速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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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法国化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提出了疾病的细菌学理论；两年后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斯特（Joseph Lister, 1827—1912）提出了著名的外科无菌原则，这一原则随即被引入输血的操作规程（很难想象当时用于输血的器具都没有规范消毒吧）；同时，人们也在探索更好的方法来阻止血液凝固。这些探索都是为了不断改进输血的安全性，但最头疼的事依然没有解决：为什么有的病人在输血后会出现布伦道所描述的那种情况，甚至有的还会因此而死去呢？当医生们越来越多地遭遇到这种现象时，就有人试图探究这背后的秘密了。问题充分暴露之日，也便是问题解决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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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德国的病理学家率先在溶血的问题上取得了认识上的突破。1874年，埃米尔·潘弗克（Emil Ponfick, 1844—1913）在描述异种输血后发生的溶血反应时，首先提出那种病人输血后排出的深颜色的尿不是血尿，而是血红蛋白尿。他最早提出血红蛋白一词，认为患者尿中的血红蛋白来源于供血者的血球破坏。他警告波罗的海医师协会要警惕异种输血的危险。伦纳德·兰多伊斯（Leonard Landois, 1837—1902）对既往大量输血病例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自己的研究于1875年发表了输血研究论文，提出如果一种动物的血细胞进入另一种动物的血清中，血细胞就会发生凝集或崩解。他认为输血失败和死亡病例是由于“血液不合”导致的溶血反应。既然异种之间的输血会发生溶血反应，那么人与人之间那些失败的输血案例是不是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呢？从此，人们的思考和探索逐步集中到“溶血反应”这一问题上来，有关研究开始向纵深展开。经过几百年艰难的探索，以无数条枉死的人命为代价，输血术中最关键、最核心的秘密终于要被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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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英国病理学家塞缪尔·乔治·沙托克（Samuel George Shattock, 1852—1924）发现，当正常人的红细胞进入肺炎患者的血清中时，将发生凝聚。他认为这与近期学者发现的肥达反应（伤寒血清凝集试验，用于诊断伤寒副伤寒）是同一原理，并将此结果于次年发表在《病理学杂志》（Journal of Pathology）上，推断这是炎症患者特有的现象。回顾这一发现，以我们今天的知识，不免要为沙托克万分遗憾了，他已经摸到了发现血型之路的大门口，却只在门缝瞥了一眼就跑开了。假如他继续扩大试验人群，用不同人的红细胞和血浆相混合，也许发现血型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纪殊荣，就将归属于他了。可惜，虽然他也试验了健康人之间血清与红细胞的混合，其结果却恰恰支持了他最初的假设，因为他发现没有凝聚现象的发生。乖乖，谁让你找的几个人居然都是血型相同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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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奥地利生物学家卡尔·兰德斯泰纳（Karl Landsteiner, 1868—1943）于1900年采集了他自己及五名健康同事的血液，并分别混合其红细胞和血清。他发现，各个体的血清不与自身红细胞发生凝集反应，而他的两名同事之间的红细胞与血清交叉混合以后，则都会发生凝集反应。根据当时已知的抗原和抗体相结合的理论，可以推断血清中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抗体分别与红细胞上相应的抗原结合。兰德斯泰纳还发现他自己的血清可分别凝集两位同事的红细胞，而两位同事的血清并不能凝集自己的红细胞。兰德斯泰纳根据各人红细胞上抗原的不同和缺乏，将血液分为A、B、C三型（其中C型后被更名为O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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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兰德斯泰纳发表了有关血型分类的著名论文。次年他的学生在更大的人群（155例）中进一步证实，除了前述A、B、C三型外，还有第四种例外血型。这些人的血清与A、B、C红细胞均不发生凝集反应，但其红细胞可被A、B、C血清所凝集，表明其红细胞上存在A、B两种抗原，而血清中却没有抗A和抗B的抗体。可兰德斯泰纳当时认为这一发现只是例外，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血型来考虑。直到1906年，有学者再次负责对当时的研究报告进行复查确认时，才明确了第四种血型的存在——AB型。至此，ABO血型系统的四种血型才全部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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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至此，其余的事似乎理应水到渠成了，毕竟人类已经为输血这一技术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可事实却是，ABO血型的重要性及其在输血中的意义，并没有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很快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在其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尚有一些学者在著述中无视兰德斯泰纳的血液凝集及血型的理论，继续误导医生们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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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厌恶流血与死亡，近代人类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群体性厮杀还是出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流淌了大量的鲜血之后，绝望地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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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血，血！只有安全地给大量失血的伤员及时输入血液，才有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由于战伤而大量失血的事件不断发生，用输血的方法挽救伤员生命的需要显得十分迫切。就这样，在疯狂杀戮进行的同时，就在那些大人物威风八面运筹帷幄的同时，尚有无数无名的医生，为挽救伤员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和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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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系列的进步先后出现：德国医学家率先利用兰德斯泰纳的理论，将凝集反应应用于输血前的配血试验，只有红细胞和血清混合后不发生凝集的人之间才能进行输血。此一项举措便挽救了大量伤员，该方法得以在战火中迅速推广。1914年至1915年间，比利时人、阿根廷人、美国人分别独立地找到了用枸橼酸钠使血液不凝固的方法，使血液可以离体保存，将人与人之间直接输血变为间接输血；20世纪40年代，人类建立了第一批血库，甚至连苦难深重的中国也在1944年于昆明建立了第一个血库，以满足抗日战争对输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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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技术终于在几次战火的洗礼中日臻完善。当我们回望这段一波三折的历史，在无尽的欷歔感慨当中，也许会对血型发现之前那段输血的历史倍感惊讶——我们居然在黑暗里摸索着爬行了那么久！可是当血型终于被发现时，人们却没能及时认识到它对输血技术发展的深远意义。所幸，兰德斯泰纳的贡献并没有被忽略太久，在战火中猛醒过来的人类世界，于1930年将诺贝尔医学奖授予ABO血型的主要发现者兰德斯泰纳。十年后，兰德斯泰纳又与另外一位合作者发现了人类Rh血型系统，进一步提高了输血技术的安全性，并为防止Rh血型不合导致胎儿溶血死亡提供了理论依据。尤为重要的是，兰德斯泰纳所开创的血清学检测方法使更多新的血型系统的发现成为可能，并成为免疫学发展的重要推力。“二战”后白细胞抗原（HLA）系统的发现，更是为器官移植供体的选择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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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兰德斯泰纳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他正在实验室里工作，后来一直忙到很晚才回家，夫人早已睡了。兰德斯泰纳甚至没有叫醒她，跟她分享这一从天而降的喜讯。但世人不会忽略他的功勋，后人尊称兰德斯泰纳为血型之父，并将其身形印上了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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