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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末，为改进手术治疗心脏瓣膜疾病的效果，有学者试图另辟蹊径，通过心脏之外的方法缓解二尖瓣的狭窄带来的症状。有人曾应用一段自体主动脉在动物的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架设“桥梁”，使部分血液绕过狭窄的二尖瓣口，经旁路抵达左心室，从而减轻左心房的压力负荷。这一迂回策应的天才思路，后来在先天性心脏病外科专业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应用（比如各种分流及血液改道的手术），但在当时因吻合口致命性出血及晚期移植物的变性、阻塞，其未能成功地应用于临床，胎死腹中。随后产生的其他权宜之计也均未能大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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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各种手术的探索之后，外科医生的注意力又重新回到用瓣膜切开刀和手指分离狭窄瓣膜的手术上来。经过“二战”血与火的洗礼，随着麻醉、术中术后的监测及护理技术的日益提高，这一代外科医生进行的心脏瓣膜外科的手术效果，较之二十年前已经大大地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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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两位领军人物是德怀特·埃默里·哈肯和查尔斯·贝利（Charles Bailey, 1910—1993），他们在闭式手术时代创造了手术死亡百分数仅为个位数的奇迹。这个成绩放在今天当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不要忘了，这是在没有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的情况下，闭式手术达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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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前述种种综合技术方面的进步外，还因为哈肯和贝利这两个人都有充分的前期准备。“二战”时，哈肯连续为134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取出心脏弹片，无一例死亡；贝利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在六十多条狗上做了二尖瓣的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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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哈肯回到波士顿布里格姆医院，选择二尖瓣狭窄作为主攻方向，他同艾略特就20年代瓣膜手术的探索做了交流。哈肯认为左心房应该是个理想的手术入路，即他更认可英国医生亨利的手术方法。与此同时，费城的贝利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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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接连三次手术失败病人死亡，贝利遭到了相当多的批评，甚至被警告说，如果继续如此他将被吊销行医资格。为了改变这一窘境，贝利选择迎难而上，于1948年6月10日在费城另外两家医院又分别预约了两名手术病人。正所谓祸不单行，第一例病人麻醉后即出现了心脏跳停，没能抢救过来。贝利敏感地意识到，如果消息传出，那么另一台手术也肯定会被取消，因此他和助手趁医院管理层获得消息之前，火速赶往另一家医院开始了当天的第二次手术……工夫不负有心人，在接连经历了最初的四次失败以后，他的第五次手术终于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病人在术后又继续存活了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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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天以后的波士顿，哈肯也成功地完成了一次二尖瓣狭窄的手术，也许并不能算巧合的是，此前他也经历了四次手术失败病人死亡。稍后不久，英国伦敦的外科医生罗素·布罗克（Russell Brock）亦成功地完成了一例二尖瓣狭窄的分离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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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虽然是贝利率先取得了成功，但是哈肯却得以抢先发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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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肯后来提到这件事时说：“我知道6月16号这个手术意义重大，应该及时发表，我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编辑Joe Garland尽快安排。他将该文章于11月刊出，同时《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亦抢先报道了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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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哈肯将这一成功的消息告知他的导师艾略特时，已经重病在床的艾略特以极低的声音对哈肯说：“祝贺你，哈肯，你是个了不起的人。”艾略特能够在弥留之际看到自己未竟的事业在后继者身上获得巨大成功，应该可以死而无憾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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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6年，贝利做了一千余例瓣膜联合部切开术，死亡率7.9％。哈肯在同一时期也取得了近似的成绩，一时间瓣膜外科得到了很大范围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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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时期的手术，由于医生不能直接看到病灶，只是凭经验和手指的触觉，手术的适应症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手术效果也远非理想。直至吉本等人将心肺机成功地带入心脏外科的临床实践，瓣膜外科才真正迎来了光明的前景，由盲目的闭式手术，走进了开放的直视手术。外科医生终于可以在无血的术野下精确修复有问题的心脏瓣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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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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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仅有轻度异常的瓣膜，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进行精确修复是没问题的，应该有相当多的患者因此而受惠。但是，当瓣膜被疾病毁损到无法修复时，又该如何？牙齿出现了小问题可以修补，坏到不能再修时可以干脆拔掉，换一颗假牙。那么，能否将破损的瓣膜干脆弃掉不用，换一个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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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给心脏换零件，当然比换一颗假牙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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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美国俄勒冈，时年六十五岁的工程师洛厄尔·爱德华兹（Lowell Edwards, 1898—1982）找到了年轻的心脏外科医生艾伯特·斯塔尔（Albert Starr,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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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前面的故事中，已经有了工程技术人员与医生密切合作并取得成功的例子。飞行员林德伯格因为妻妹患有风湿性心脏瓣膜疾病，而想到是否可以制造一个模拟心脏的装置，来实现瓣膜的手术，最后他与外科医生卡雷尔联手制成了当时最好的器官灌注装置；电学工程师巴肯因恰好负责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医疗器械，而得以同外科医生李拉海合作制成了当时最先进的心脏起搏器。那么爱德华兹又是怎么搅和到心脏外科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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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爱德华兹小时候也被风湿性心脏病折磨过，心脏瓣膜受到了影响，不过好在其病情不重，不至于需要瓣膜手术。爱德华兹在液压工程技术方面成就非常，还取得过不少专利，他就想：能否将自己这方面的知识与医生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制造一个人工心脏呢？当遇到斯塔尔时，他表达了这一想法。斯塔尔回答说：“别扯了，您这想法三十年后没准能实现，现在别说人工心脏，就是连一个合适的人工瓣膜也没有啊，要干，就先弄人工瓣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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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十年，随着体外循环机的逐渐成熟，心脏外科手术的平均死亡率由30％降到了5％。这一方面是由于外科医生在不断增多的手术过程中积累了足够的手术经验，摸索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预防并发症的方法；另一方面，由于手术效果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心脏内科医生愿意为心脏外科医生提供病人，这样一来，就使很多病人能够在早期得到有效的外科治疗，避免了那种因疾病已经发展得较为严重才手术导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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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初，心脏外科发展史上又一个重大事件出现了，斯塔尔-爱德华兹瓣膜正式登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供置换的人工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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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美国外科协会在佛罗里达召开的一次学会上，斯塔尔宣读了他的论文，描述了六例瓣膜置换的病例，该论文成了那次会议上最炙手可热的话题。斯塔尔-爱德华兹瓣膜的出现，为心脏瓣膜外科的最终成熟彻底铺平了道路。但有多少人知道，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人类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2007年，9月15日，八十一岁高龄的斯塔尔因为这一救人无数的伟大发明获得美国拉斯克大奖。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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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瓣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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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肯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在二战中连续为134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取出心脏弹片，尝试进行心脏闭式手术，并在心脏瓣膜外科领域作了极为可贵的探索之外，还是世界上提出重症监护（intensive care）这一理念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而今ICU早已遍地开花，成为衡量一所医院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ICU的创建，极大提高了重症救护的质量，每年全世界因之而获得新生的病人难以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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