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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次打击以后，沮丧的哈迪放弃了所有进一步探索人体心脏移植的计划。四年后，当一个籍籍无名的医生在南非完成这一壮举并因此迅速在国际外科学界蹿红时，哈迪恐怕只能仰天长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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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医学界对伯纳德的这次手术所以不那么服气，恰是因为在美国能够出色完成这一手术的大有人在，除了哈迪，还有斯坦福大学的诺曼·爱德华·沙姆卫（Norman Edward Shumway, 1923—2006）、弗吉尼亚医学院的洛厄，以及前面我们提及的数位业已成名的心脏外科大师。如果我们从伯纳德的这次手术仔细回溯，看看这些技术究竟源自何处，不难发现以下事实：心脏外科方面的基本功，包括心肺机的使用，无疑来自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李拉海和梅奥诊所的柯克林等人；伯纳德此次手术的方法“标准原位心脏移植技术”则是20世纪60年代由洛厄和沙姆卫在斯坦福大学创立的。值得一提的是，沙姆卫的住院医生培训也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完成的，而就在他的住院医阶段将要结束时，伯纳德才开始由普外培训转入心脏外科。那时的沙姆卫绝对想不到，这位来自南非的不起眼的学弟，有朝一日会同自己成为一时瑜亮，竟先于自己完成了心脏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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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原位心脏移植技术包括从左心房中部离断（而不是完整地切取整个心脏），保留受体多根肺静脉与左房后壁的连接，并于相应的半月瓣（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上方切断大动脉。这种方法简化了操作，吻合可靠，因此很快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标准原位心脏移植技术”的名称看似很寻常，但这一术式的确立也是淘尽黄沙始到金的结果，个中曲折难以尽述。比如此前，一位痴迷器官移植的苏联学者弗拉季米尔·德米科霍夫（Vladimir Petrovich Demikhov, 1916—1998）就曾尝试过24种心脏移植技术，但没有一个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都被淘汰了。此君甚至在50年代还完成了惊世骇俗的狗头移植，制造了世界上第一条双头狗。这且不表，单说就在德米科霍夫的心脏移植手术技术还不太完善的时候，伯纳德就于1960年和1963年两次拜访过他。这样说来，伯纳德想完成人体心脏移植的这一野心，最迟在1960年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如果美国医学学术界也有专业的谍报人员，也许就不会被伯纳德“抢得胜利的果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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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斥也好，盛赞也罢，无论学术界当时如何评价伯纳德的这次手术，这扇铁门终究已被撬开，人体心脏移植在万众瞩目中艰难地开局了。1968年，伯纳德完成了他的第二例心脏移植手术，该病人成了第一名术后出院回家的病人，他存活了十八个月；沙姆卫也完成了美国第一例人体心脏移植。1968年这一年，被后世的学者称为“心脏移植年”，由于伯纳德第一次人体心脏移植造成的轰动效应，很多人都耐不住寂寞纷纷杀入战团，挑战这一所谓的“极限手术”。仅在这一年，全世界就完成了102例心脏移植手术。但正如多数学者所担心的那样，人们对心脏移植的认识还很初级，供心保存、移植后器官排斥和感染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良好的解决方案。因此这一年的手术结果多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近半数的病人没能活过一个月。排斥反应的力量毕竟太强大了，仅靠泼尼松和硫唑嘌呤两种药物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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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初开始实施这一手术所遭遇的伦理学法学方面的困境，也让医生们感到步履维艰。德克萨斯的丹顿·阿瑟·库利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令其哭笑不得的官司。他利用一个受枪击脑死亡的人做了心脏的供体，结果这一点被一个狡黠的律师钻了空子。这位律师在法庭上辩称，他的当事人并没有杀死被害人，被害人的死亡应该从其心脏停止跳动算起，而正是外科医生取走了他的心脏，因此，事实上是医生最终杀死了被害人，而他的当事人之谋杀罪名不能成立……这种显而易见混淆是非的辩护意见，居然真的被陪审团认可了，当然这与当时美国脑死亡及相关法律不完善有关。这等于是变相地将谋杀罪名扣到了库利脑袋上。更可气的是，这名律师居然还去安慰已经七窍生烟的库利：“别担心，库利博士，我会让这个杀人犯受到惩罚的。”库利当时只道是这个律师故意挑衅而已，随后他知道了这个律师所言非虚，原来他指的惩罚是用其天价的律师费，搞得这个事实上的杀人犯倾家荡产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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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前述种种困难，心脏外科医生们纷纷退却了，1969年心脏移植完成了48例，1970年的数量骤减为16例。很多医生开始批评这项技术，他们联合起来提议暂停心脏移植的临床应用，等到一些关键问题取得突破之后再重新开张。刚刚开启的心脏移植的大门似乎又要缓缓地关闭了。多数医学中心的心脏移植计划都已搁浅，整个70年代只有少数几家仍在坚持，他们是美国沙姆卫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医院和洛厄所在的弗吉尼亚医学院，南非伯纳德所在的格鲁特·斯库医院和欧洲的两家医院。这期间伯纳德试图通过改进手术方式改善术后效果，但是他开创的那种术式根本没有被学术界接受；沙姆卫通过精心选择合适的病例，努力完善术前术后处理等诸多细节，提出了以心内膜活检的方法早期发现术后的排斥反应，这为日后的抗排斥治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毕竟最核心的问题——抑制排斥反应方面没有重大突破，因此心脏移植术后，患者多难以获得长期生存。这十年惨淡的坚持，被后来的学者描述为“高端技术苟延残喘的十年”。事实上，整个器官移植领域均在这一阶段被一片悲观的气氛笼罩，无可奈何地陷入了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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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最终扭转了整个器官移植外科的窘境，这得从1970年一个瑞士青年的无心之举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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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年初，一位瑞士的研究人员旅行至挪威的哈当厄高原。这是一处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地面布满了各式形态的石头，他俯身将一小撮土壤装入随身携带的塑料袋——这一习惯在山德士药厂已维系了十余年，为的是通过筛选真菌代谢产物来寻找抗生素类药物。众所周知，当年青霉素的问世解决了大量的感染问题，受青霉素研发过程的启发，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土壤菌群。他们坚信，神奇的土壤里一定还藏有别的什么霉菌，具有同样的神效。像这种大海捞针似的举动，每年在世界各地当以千万计，也许就在这位职员取样的同时，世界的其他角落也有人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只不过是一个盲选常规的一部分。孰料这一次俯身却非比寻常，拾起了千千万万病人的性命，拯救了穷途末路的器官移植学科，更是成就了山德士药厂开业历史上一段被广为传颂的药物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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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3月，在位于瑞士西部莱茵河畔巴塞尔市的山德士药厂，技术人员分离出了一种前所未见的真菌，并发现该真菌的代谢产物有抗真菌的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大量培育这种真菌样本并获取足够的代谢产物之后，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24-556（主要成分即环孢素，Cyclosporin）。他们首先将24-556纳入一个测试抗真菌及抗细菌的实验体系，可遗憾地发现环孢素的抗真菌作用十分微弱，只对极少数的酵母菌有抑制作用，根本没有临床价值，在抗细菌方面更是乏善可陈。唯一可称作优点的地方，大概就是意外发现其细胞毒性很低，如果一个有效的抗生素同时具备这一优点的话，这自然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药物，可惜它在这方面基本没前途，环孢素一度被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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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故事中，伯纳德应付心脏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药物，只有泼尼松和硫唑嘌呤这两种，但它们的副作用都很明显。硫唑嘌呤抑制排斥反应的同时，也抑制骨髓生发新的血细胞，泼尼松更是会引发包括骨质疏松在内的一系列并发症，这两类药物都将使病人感染的几率大大增加。这也是外科界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突破器官移植术后长期生存这一瓶颈的主要原因。有没有一种药物既能抑制排斥反应，又没有严重的副作用，不影响病人正常的抗感染能力呢？这个世界上的万物，没有哪一种东西是专门为人类而设计存在的，环孢素已出现在人类的视野里，但是它居然恰好真的就符合器官移植领域的特殊要求，这是苍生之幸还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后来科研人员对环孢素的认识开发和应用，虽然处处离不开科学的设计和方法，但纵观整个过程，实在看不出多少“必然”的影子，假如因为在抗生素领域并无前途，环孢素从此被科学家彻底忘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情有可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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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时，山德士的科研人员曾经在某真菌的代谢产物中发现一种抑制排斥反应的药物卵假散囊菌素（Ovalicin），它有强大的抗排斥反应的作用。遗憾的是，它在临床试验阶段失败了。因为它的细胞毒性太大，眉毛胡子一把抓，抑制了排斥反应也严重打击了人体。应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因为这一失败而建立起来的相应的实验手段筛选措施却保留下来了，而这些正是促成环孢素横空出世的重要原因。1970年夏天，山德士药厂免疫实验室主任拉扎瑞（Sandor Lazary）离开公司去大学教书，博雷尔（Jean-François Borel）接替了他的职位。当时一项药物综合筛选项目正在运行，环孢素正是因为这一项目起死回生。博雷尔将24-556纳入该项目之后，意外地发现这一低细胞毒性的物质居然具有抗排斥反应方面的潜力，即在其发挥免疫抑制作用的同时，又不像硫唑嘌呤那样影响其他体细胞增殖。这不正是抗排斥反应所需要的理想药物么？用博雷尔的话来说，“真是完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等飞来横福，让博雷尔兴奋得几乎要晕过去了，他感觉到自己已经站在了一个开发革命性药物的关口，环孢素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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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的事情却不像预想中那般顺利。由于给药方式、吸收途径等问题，这一激动人心的结果在后来的实验过程中重现性不好。正是漏屋偏逢连夜雨，恰在此时，公司的战略方向亦发生了调整，免疫学不再作为公司重点的发展方向。虽然那些年免疫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突飞猛进，但临床应用方面却进展有限，尤其是当时器官移植领域刚刚起步就遭遇重创，公司看不到为这个方向的研究投入能有什么可观的回报，而环孢素要想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批准至少还需要2.5亿美元，又兼当年卵假散囊菌素在临床试验阶段的失败让公司赔得肉疼肝疼。这些原因导致公司高层几乎要放弃对环孢素的研发。环孢素面临着第二次被打入冷宫的命运，这一次，搞不好就会万劫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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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住环孢素，博雷尔等人巧妙地与公司上层周旋，建议将环孢素转向当时山德士的主要研究领域——炎症。也是环孢素命不该绝，它在炎症领域确实有所斩获，有关环孢素的研究也因此得以向纵深发展。环孢素的结构被确定，并可以人工合成。1976年，第一篇有关环孢素抗淋巴细胞（淋巴细胞与排斥反应有关）的研究论文发表，博雷尔为第一作者，斯坦荷林（H. Stähelin）为第四作者。斯坦荷林是山德士药理部的负责人，博雷尔所负责的免疫实验室亦是整个药理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对环孢素临床前期的研究过程中，他们二人曾有过密切的协作，也正是由于他们对环孢素的坚持，才有了后来器官移植外科的枝繁叶茂。为验证药物的安全性问题，博雷尔和斯坦荷林甚至还亲自作为试药志愿者。可惜，在环孢素名声大噪之后，这两位因为荣誉归属的问题却一度展开了笔仗官司，争得不可开交。甚至一直到二十多年以后的2001年，山德士公司的新任管理层还责成一个调查组，就环孢素研发的主要贡献者问题撰写文章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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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环孢素的出现，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这包括团队的合作，薪火相传的科学方法，还有机缘巧合的运气，甚至那些99％的失败的探索和尝试等等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严格说来，环孢素的出现，功劳属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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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纷争暂按下不表，且说说这环孢素是如何很偶然地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一直到博雷尔1976年发表论文时为止，山德士公司仍然没意识到环孢素有什么市场价值，他们不想在这个药物上继续浪费钱了。有一天博雷尔接到了剑桥大学一位教授的电话，称看到博雷尔的论文之后，对环孢素很感兴趣，想用来做一些器官移植的动物实验。博雷尔回答道：“我们已经不生产那个东西了，但是我可以到实验室看看还有没有剩余，如果有，我就把那些都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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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在罗马召开的第十七届国际移植协会大会上，报告厅被人群挤满，甚至过道里都站满了人，移植医师们在倾听剑桥大学罗伊·约克·卡恩（Roy Yorke Calne）教授的历史性的报告。他介绍了将环孢素用于一些肾移植病人的临床治疗情况，单独使用环孢素可有效预防排斥反应。后续的研究又证明，环孢素联合硫唑嘌呤与激素可更显著地改善器官移植的预后。这时山德士的上层才意识到环孢素是这么一个宝贝药物，于是迅速开始商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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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心脏移植的事业已经苦苦支撑了十余年的沙姆卫等人，盼望这一药物的出现盼得眼睛都绿了，环孢素之于他们真可谓久旱之甘霖。曾记否，就在伯纳德打破了心脏移植这一禁区之后，众多在外科技术上有此实力的心脏外科医生一哄而上，发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之后又一哄而散。就在那段心脏移植处于低谷的历史时期，只有沙姆卫等少数团队还在坚持。在环孢素出现之前，沙姆卫的团队坚持每月做一例心脏移植，虽然可以做得更多，但他们没有那样做。这个事实上心脏移植领域的第一人，精心地处理每一位患者，为的是积累足够的经验。这一阶段的心脏移植，已经不再能吸引公众的注意了，风头似乎已被伯纳德占尽。沙姆卫对此毫不在意，他甚至觉得让伯纳德去吸引媒体的注意力，更有利于自己的研究团队默默进行扎实的基础研究。沙姆卫确实干得漂亮，甚至在可以应用环孢素之前，他已经能把心脏移植术后的五年生存率提高到40％，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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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恩教授的报告当然引起了沙姆卫的注意，他让同事利用一次和博雷尔一起在瑞士达沃斯滑雪场滑雪的机会接上了头，搞到了环孢素开始进行动物实验。1980年12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特别批准沙姆卫用环孢素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结果，一年的术后生存率居然就达到了90％。而1968年时，102例心脏移植术后一年生存率仅19％，甚至有半数的人连一个月都没活过。环孢素在心脏移植领域里刚一亮相，就彻底征服了众学者。1983年，在环孢素经历了十余年千回百转几度沉浮之后，终于通过了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的认证，修成正果。它的出现使整个器官移植领域摆脱了低谷，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它对心脏移植的改变尤其明显，将几乎要关闭的心脏移植的大门重新打开。心脏移植以一个崭新的面貌重新崛起，再一次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高潮，移植的病例数由1975年的23例，上升到1983年的172例，1985年的710例，1986年的1421例，1999年的2477例……迄今为止全球注册登记的心脏移植总例数已达到8.9万例次。每年，在世界各地225个医学中心，有超过5000例心脏移植手术，美国仅2010年就完成了2333例。先进国家的一些医院已将心脏移植列为常规手术病种，术后五年生存率可达到73.1％（男）和67.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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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包括1968年由伯纳德掀起的第一波心脏移植高潮在内，这两次高潮事件都与沙姆卫有莫大的关系。遗憾的是，伯纳德尽管当年抢尽了风头，之后在事业上却没有精进。在70年代，伯纳德一直处于传媒的注意当中。他成了飞机上的常客，往返于国际名流之间，他的名字甚至与某化妆品广告公司联系在一起。几年后，他的关节炎恶化，侵犯了他的手，他做不成手术了。无可奈何，一代名医的职业生涯过早地开始一路下滑，他再也无法赢得学院派医生的尊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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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六十五岁的伯纳德第三次结婚，娶了一个年纪上可以做他孙女的模特。这段婚姻在十三年后终结，他还和很多著名的美女传出过绯闻，比如意大利女演员兼摄影记者、法国女歌手等。2001年，这位传奇医生到塞浦路斯度假，结果病发辞世，走完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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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伯纳德，沙姆卫认为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先行者，可惜在最初的几例心脏移植之后，没有继续在心脏外科方面全力投入，在别的方面分散了太多的精力。言下之意，颇为惋惜。也许伯纳德本该有更大成就，抑或这样五色斑斓恰便是伯纳德最佳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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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死因，虽然尸体解剖表明他死于严重的哮喘发作，但当时媒体却多报道他死于心脏病。真是成也媒体，败也媒体。难道说为了符合修辞上的“美感”或旁观宿命的“文学趣味”，就得编排一个曾经名动天下的心脏外科医生猝死于心脏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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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度误以为心脏移植应该是整个心脏外科史上最后的故事，集中了人类最顶尖的科技与智慧，是心脏外科辉煌的顶点。可是正当我即将写完这一篇章时，却发现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结。众所周知，心脏供体短缺的问题目前尚无法完全解决，很多适合心脏移植的病人就在等待供体的过程中，绝望地走向死亡。为此，科学家们开始寻找替代办法，这其实才是心脏外科发展史上的终章——人工心脏，又一段令人惊叹到瞠目结舌的医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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