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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癫痫又发作了……对不起。”她脱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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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病人这种心怀歉意的回答，他们可能患有偏头痛、癫痫、炎性肠病以及其他不可控的发作性疾病。对因果关系的自我反思，让他们不断怀疑突发疾病都是自己身娇体弱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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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发作特别糟糕。通常我会有强烈的感觉自己要发作了，但是这次我基本上毫无防备。我的男朋友从来没有见过我癫痫发作，看到抽搐时扭曲成那样的脸，对他来说真的很难。你知道吗，有一次发作时，我的朋友给我录了像，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样子竟然那么吓人。现在，他看见了我那个样子……”她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声音也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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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安慰她：“你知道这不是你的错，米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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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感觉很差。我还尿了裤子，只能穿着尿湿的牛仔裤离开餐馆。我就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得这该死的癫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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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达，我无法想象你当时有多难过。你受到癫痫发作的折磨，我也很难受。这对你太不公平了。我希望你和你的神经科医生可以稍微调整用药，让你的发作得到控制。而且我向你保证，我会尽我所能，让你的两个肩膀都固定得稳稳当当，不再疼痛。就算癫痫再发作，你的肩膀也会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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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治疗长期反复脱位的癫痫患者，我经常想到古代的病人，他们因为癫痫发作而受到严惩，因为“恶魔附体”而受到虐待，或被怀疑耍弄巫术。他们突然发作时，身体会翻滚扭动，脸上扭曲的表情以及发作后行为能力的暂时丧失让古人得出结论说，某种超自然力量正统治着病人的身体庙宇。当患者的生命岌岌可危（这被视为要下地狱的征兆），他们的肉身也不断遭到摧毁——头痛、遍体鳞伤、咬伤舌头、意识模糊以及精神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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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早期哲学家认识到癫痫发作与阴曹地府无关，而是身体生病的状态。直到20世纪，癫痫发作才有办法治疗，基本同一时期也找到了控制肩关节不稳定的方法。开拓医学领域的先驱者们都会为彼时境况痛心疾首。即使在今天，与这些承受不幸的患者交谈时，我都会感到特别痛苦和烦闷，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疾病（disease）让医学前辈们在很大程度上感到“不适”（dis-ease），同时这些早期医生对于疾病的原因及治疗方法不甚了解，也让我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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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尼尔（Charles Neer）医生看了一下哈里森太太的肩部X射线照片，他马上意识到这位纽约老人在其余生中再也无法用上这条手臂了。一种挫败感在尼尔医生的心里油然而生。他算了一下，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起严重的肩部骨折，而他束手无策，至少对病人没有任何帮助。一股无力感在他平静的外表下涌起。他被急召到急诊室来为这位70岁的曼哈顿老人做诊断，那天她在家里摔倒，然后被送到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Columbia-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虽然尼尔医生所在的医院是世界上最早拥有“骨折治疗”技术的机构之一，但是在1951年，他明白自己对哈里森太太的骨折无能为力，手术、石膏绷带、祈祷，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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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伦琴在1895年发现了X射线，这一发现彻底改变了骨折的治疗；医生不再盲目地治疗扭曲或破碎的肢体，X射线揭示了骨折的位置和“特征”等详细信息。很快，有关骨折分类的报告就出现在医学期刊上，而这些研究结果最终可以指导治疗。人体中的每根骨骼都有自己的分类法，通常以报告第一作者的名字来命名。20世纪上半叶，照护骨折患者方面几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但是外科医生已经开始注意到他们可以预测骨折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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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艾默里·科德曼（Ernest Amory Codman）被誉为“肩关节外科之父”，他于1934年出版了《肩关节》（TheShoulder ），这是第一本专门为肩外伤治疗而写的教科书，也播下了变革之火种。[2] 他引发了医学领域的许多重大变革，包括疗效研究、医院评级、肿瘤登记，以及肩部手术的发展。尽管科德曼医生是开拓医学领域的先驱人物，特别是在肩部外科领域成就杰出，但是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有关肩关节骨折、关节炎、肩袖撕裂和肩关节不稳定的文章。科德曼医生的职业生涯动荡不安，他于1940年去世，享年70岁。接下来是战火纷飞的十年，其间有零星关于肩关节粉碎性骨折脱位的报告得以发表。这些英语、意大利语和德语的文章不过发表于半个世纪之前，然而对于现代读者而言，它们简单得令人震惊，放在今天出版机会为零。文章的作者们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粉碎性和碎裂性肩胛骨的手术，只要能简单地移除碎片，留下一个空荡荡的肩窝和一块瘢痕组织慢慢康复，就算比较成功了，只盼着由手术导致的“连枷臂”留在身体的侧面，保留一点点基本的功能。20世纪40年代的期刊出版物不包括肩关节角向运动的测量，不考虑术后疼痛评分，功能评估也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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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枷臂患者需要更为科学（而不是道听途说）的评估，正是年轻的查理·尼尔[3] 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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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克拉何马州维尼塔出生长大的查尔斯·萨姆纳·尼尔二世继承了他父亲的名字，其父是一位出生于纽约，受训于圣路易斯的全科和外科医师，曾在印第安领地（Indian Territory）实践拓荒医学。印第安领地后来成为美国第46个州，即俄克拉何马州。老尼尔医生本身也是医生的孩子，查理曾经写到，他的父亲“从未想过我去做医生以外的其他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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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在1917年11月10日出生，那时俄克拉何马州的维尼塔是拓荒时代小镇的缩影。俄克拉何马州成立于1907年，由西部的俄克拉何马领地和东部的印第安领地的众多独立印第安人居住地组成。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的维尼塔，位于与堪萨斯州和密苏里州交界处，在老尼尔医生从密苏里州搬来行医时，这里是切罗基族（Cherokee）[5] 居住地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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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尼尔医生在维尼塔镇的主干路口，即威尔逊街和伊利诺伊大道的十字路口附近，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就位于现在的66号公路上。通过文献检索，你可以发现老尼尔医生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到斯普林菲尔德再到维尼塔的足迹；1907年做住院医师的时候，1908年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工作时以及1909年在维尼塔开诊所后，他都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Association ）上发表过文章。1917年查理出生，那时他的医生父亲38岁。查理在马背上长大，是个土生土长的俄克拉何马州小伙子。老尼尔夫妇期望儿子成为一名医生，于是他们决定把小查理送上火车，让他前往明尼苏达州法里博的沙塔克军事学院（Shattuck Military Academy，现在因培养了大量国家冰球联赛人才而闻名）。小查理在那里读完了大学预科课程，并在网球和橄榄球方面表现出色。沙塔克的优质教育水平为查理进入达特茅斯学院做好了准备，他于1939年从该校本科毕业，之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学习，并且于1942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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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费城完成实习之后，查理的外科培训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他像二战时期的很多医生一样，正常的生活停滞了。尼尔医生曾就职于两大主要战区的野战医院，分别是乔治·巴顿将军指挥下的欧洲战场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菲律宾战场。此外还有一家在日本的综合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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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回到美国后，尼尔医生移居纽约市，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来到纽约。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出生于乡下的尼尔生活在世界上最为繁忙的城市里，并使自己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外科医生之一。他抵达纽约时，正值欧洲医学的领导地位日渐衰落，而他是接过这面旗帜并将其树立在美国的先驱者之一。在骨科领域，他的论文被引用得最多，其培养的肩外科医生成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行业领导者。尼尔医生的文章对肩关节炎、肩袖撕裂、肩关节不稳定、肩部僵硬、肩部疼痛的治疗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始于他道出我们无力治疗严重肩关节骨折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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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后期，尼尔医生在纽约骨科医院（20世纪50年代初并入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完成了骨科住院医师培训，他的导师是骨折治疗方面的几位领军人物：威廉·达洛克（William Darrach）、克雷·瑞·默里（Clay Ray Murray）和哈里森·麦克劳克林（Harrison McLaughlin）。现在骨科分为许多亚专科，比如足踝、运动医学、全关节、脊柱、肿瘤、手、肩肘以及小儿骨科；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骨折治疗才刚刚成为骨科的第一项专业，由于冶金学和抗生素发现产生的历史性进步，两者的结合使骨折治疗经历了重要的质变。尼尔医生于1942年开始实习，那是青霉素在美国投入使用的第一年 ，这种抗生素扭转了任何开放性骨折（骨折端刺破皮肤）都有可能致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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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手术行为本身就让所有择期手术都面临风险。因此二战结束以前，将异物植入人体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历史上植入象牙、骨头、玻璃、金属、塑料和橡胶的记录都非常糟糕，几乎所有的植入都导致了感染，必须移除。今天，我们知道骨折患者和创伤患者会接受最基本的骨折固定，这在几代人之前还根本不存在。骨折患者跟无法自理的中风病人一样，需要卧床数周或数月，才能坐在轮椅上或是站在床旁。由于无法通过手术恢复骨折部位的连续性，早期外科医生并不比古代“接骨师”做得更好。医生并不会直接“修复骨折”，而是给卧床患者打上笨重的石膏绷带，还要配上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绳子、滑轮、夹板以及床头上方悬置的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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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医生从太平洋战场回来时，70岁高龄的威廉·达洛克医生刚刚从外科手术教学的全职岗位上退休。达洛克医生属于世界上首批伟大的骨科医生。他们二人的职业生涯在纽约产生了交集，那短短的几年里，这位外科前辈在尼尔的职业道路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几十年之后，查理·尼尔仍然称威廉·达洛克医生为“我的领导”。尼尔医生做住院医时，准备发表他的第一篇文章《股骨颈囊内骨折》（“Intracapsular Fractures of the Neck of the Femur”）。该文章后来于1948年11月在《美国外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urgery ）上发表，共同作者为时任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骨折科主任的哈里森·麦克劳克林医生。这篇只有5页的文章在当时非比寻常，它通过列表描述了13年间（1932—1944）诊治的130例骨折患者，并对其X射线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130例患者均为股骨颈骨折，都接受了史密斯-彼得森三刃钉（Smith-Petersen nail）治疗，这套金属板和螺丝钉器械由哈佛医学院的骨科先驱马里乌斯·尼加德·史密斯-彼得森（Marius Nygaard Smith-Petersen）研发。14张表格缜密地展示了患者资料、病情以及治疗初期的满意度，但明显缺少现代骨科论文中必需的疗效评估、髋关节活动范围以及术后疼痛评分。然而，推理过程、结构安排和精湛的结论，成就了这份天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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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髋部骨折论文的六点结论，时至今日，已经成为坚如磐石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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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部骨折复位和固定的最佳时机为即刻进行。（等待手术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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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展嵌插型股骨颈骨折的有效治疗为内固定和避免卧床。（尼尔明确表示，当骨折稳定后，下床活动更有利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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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得当的切开复位，比闭合复位和盲钉更可靠、用时更短，而且并没有增加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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