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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开复位不会增加之后无菌性坏死的发生率。（手术本身不导致骨头坏死——导致坏死的是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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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经过客观评估之后，才知道疗效如何。（尼尔呼应了17和18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和外科医生的观点：不要轻信别人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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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失败的内固定都与不规范的操作有关。（此处，尼尔在他第一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中明确指出，技术非常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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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查理·尼尔在髋部骨折论文发表后不久，完成了他的住院医师培训。他随即成为坐落于曼哈顿上西区的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骨科助理教授，并在骨折科任职，治疗从颈部到足趾的骨折。那时，只有几家世界级医院开设了骨折科，它们都为自己配备这一新科室而感到自豪，曼哈顿居民就可以选择在这样的医院住院治疗。1928年竣工的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坐落于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主要服务曼哈顿上城区和布朗克斯区的居民，而刚开通不久的乔治·华盛顿大桥（1931年竣工）跨越哈得孙河，连通了河对岸的城郊社区，这也使医院的服务区域延伸至新泽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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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尼尔入职哥伦比亚大学可谓恰逢其时。医学院和大学的合并、校园和桥梁的建造以及战后的繁荣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患者。50年后，尼尔医生回想时说：“我在长老会医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下属的纽约骨科医院骨科做住院医师时［1946—1949年］，唯一用于治疗盂肱关节问题的方法是融合术或切除术，以应对结核、感染和旧伤。我开始对肱骨近端严重移位性骨折和脱位感兴趣，并对这类损伤此前的治疗方法进行了研究……包括切开复位和内固定，封闭复位，以及移除肱骨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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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指导骨科住院医师查理·尼尔治疗肩部骨折和脱位的资料极少，并且没有对实践有用的信息。欧内斯特·科德曼的巨著《肩关节》长达500页，集中讨论了冈上肌腱和滑囊，却没有提供肩关节炎和骨折的有效治疗方法。我们不能责怪这位波士顿外科医生的付出是徒劳无功的；他于1940年去世时，还不知道青霉素、用于固定骨折的螺钉或者关节置换。关于骨折的外科治疗，科德曼只是说：“……早期手术的效果远比延误几个星期要好。处理肱骨头骨折的外科技术展现给我们的更多是实现快速而舒适的康复，而不是确保最终的疗效，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康复是自然而然就能做到的。固定不当是大多数正常功能恢复延迟甚至失败的原因。”[7] 科德曼的论述仅此而已，没有技术建议，当然也没有对植入物的评价，因为在1934年这些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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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尼尔做住院医师期间可以参考的另一本重要教材是艾奥瓦大学的骨科主任亚瑟·斯坦德勒于1946年出版的《上肢创伤性畸形和残疾》（The Traumatic Deformities and Disabilities of theUpper Extremity ）。斯坦德勒编写了一本到那时为止最全面的肩部、肘部和手部外科技术指南；但按照今天的标准，它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对于肱骨头骨折合并脱位的肩部骨折治疗，斯坦德勒建议“沿腋襞切开，直接穿过皮下组织，通过钝性剥离，露出肱骨头并将其切除”。[8] 切除肱骨头是唯一可以考虑的选择，真是简单到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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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尼尔毕业后不久，杰斐逊医学院（Jefferson Medical College）的骨科主任安东尼·费德里科·德帕尔马教授于1950年出版了一部突破性的著作。这本《肩外科学》（Surgery of theShoulder ）比之前的书籍描述更生动详细，有丰富的插图，实用性也更强。有意思的是，书中没有提及青霉素或其他抗生素，也没有讨论感染问题。在这部长篇巨著中，有几页详细介绍了肩部的骨折和脱位，但与当时其他的骨科教科书一样，肱骨头骨折的治疗方法极其粗糙。德帕尔马写道：“……尽管我们知道这种手术会导致严重的功能障碍，但是切除肱骨头不可避免。”[9] 在后续的章节里，他的态度又有所缓和：“经过谨慎的处理，患者在肢体控制与无痛活动范围上可能会获益良多。”[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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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尼尔职业生涯的早期，最具权威性的著作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遇到严重肩部骨折和脱位时，唯一的治疗方式就是切除肱骨头。患者只能听天由命，心存侥幸，希望连枷臂比截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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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医生来到医学中心的12层看望哈里森太太。她已经被收治在骨科病房，等待一两天之内通过手术取出肱骨骨折的碎片。查理·尼尔早年谢顶但体格健壮，身后跟着几个住院医师，他们都不满30岁，因从没上过战场而沾沾自喜。这支医疗小分队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老太太的病房，尼尔医生坐在她的床边。哈里森夫人的X射线检查显示出她受伤的严重性：臂骨（肱骨）上半部分已经断成几块，肱骨头就如同一颗青苹果被掰成了两半。骨科医生需要向病人讲解她受伤的严重程度，以及相应的治疗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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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太太，你的手臂骨折情况很严重。肱骨断成了很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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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手臂被一块亚麻布紧绑在身体上，眼镜也摔坏了，再加上因为跌倒而眼圈乌青，老太太看上去狼狈不堪，愁眉不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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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太太，我们没办法保住你的肩关节。但是我也不能放任不管。我们需要带您去手术室，切开后将所有碎骨取出。目前唯一的治疗手段就是取出所有碎骨，缝合肩部肌腱，然后闭合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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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医生是个言简意赅甚至沉默寡言的人。他停下来，等着哈里森太太仔细考虑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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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她犹豫着，“我会没事的吧？我的胳膊还能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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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讲。这是个相当少见的损伤，医学文献中没有太多的指导，但是我认为，您的手臂以后可能无法再举过头顶了，穿衣服、做家务将会比较困难。很遗憾，但是我只能告诉您，您的手臂能动的基本只有胳膊肘和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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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太太瘪着嘴，噙着眼泪沉默了一阵之后，尼尔医生继续说道：“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感兴趣好几年了。我们在治疗您这种骨折方面确实方法有限，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寻找更好的办法。怎么描述这些骨折的类型，骨折有多常见，还有怎么改善骨折的情况，我在世界各地做骨折治疗的同事们意见都不一致。但一切都要看我们这里患者的治疗情况，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研究的课题。”说完，住院医师们陪着尼尔医生走出病房，直奔骨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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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住院医师熟悉尼尔医生的新课题，他要分析以前的病历和X射线照片档案，回顾自1929年以来该医学中心肩部骨折患者的治疗结果，也就是检查其在曼哈顿晨边高地建院以来所有的肩部骨折病例。这对于雄心勃勃的年轻外科主治医师来说可不是个小任务，他非常清楚在医院病案室里需要多么坚定的决心——那些发霉的灰色档案夹和手写的外科病历挤满了书架的每一个缝隙，新式荧光灯在头顶上发出吱吱的噪声，油墨的气味弥漫在整个病案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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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尼尔几年前发表的髋部骨折论文相似，这个病例评估项目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仔细钻研骨折治疗科和手术室的病历簿。查理·尼尔想要对23年（1929—1951）里到纽约骨科医院就诊的所有肩部骨折／脱位患者进行评估。他想确定其中有多少损伤涉及肱骨头骨折以及脱位。如今，想要开展这一课题的年轻外科医师会联系病案室，提交ICD-10代码（美国国家标准诊断代码，例如S42.241A代表右肱骨近端严重骨折），之后信息技术部门将在几分钟内大量生成该类别的病例名单，并提供人口统计信息和医院编号。掌握了这些细节之后，熟练的数据分析师就可以打开医院的电子医疗档案和影像软件，在任何一台电脑上访问他的信息宝库。但尼尔医生需要的是一身考古学家的本领，从一本本咖啡桌大小、笔迹模糊的病历簿中爬梳患者条目，而这些单行手写的条目只简要描述了患者的最基本的信息：姓名、出生日期和骨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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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为患者看病的时间之外，尼尔医生抓紧每一刻分析建院以来接诊的肩部骨折和脱位患者的病史。虽然那些“单纯”肩部骨折的患者被仔细列入表格中，但是他们并不是其研究对象。他知道这些病人大部分不需要手术即可恢复良好。另外，对于那些肩关节脱位的患者，他也按时间进行了记录，但同样没有进行深度评估。尼尔医生在寻找肱骨近端粉碎性骨折合并肱骨头脱位这种难治组合的患者。渐渐地，枯燥的工作使一些不幸遭受这种可怕联合打击的患者露出了水面。在评估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尼尔医生（和他的助手们）一共确认了过去23年间医院收治的1 796例肩部创伤患者。这些患者中有一半以上（51.2%，921例）为肱骨颈骨折。共有784例患者肩关节脱位（占医院接诊病例的44%），71例患者有粗隆骨折（粗隆是肱骨顶端肩袖肌腱附着处的大隆起）。在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所有患者中，只有20例肱骨近端骨折合并脱位，在所有肩部创伤患者中仅占1.1%。也就是说，每年受这种伤的患者还不足1例，而这正是查理·尼尔第一篇肩部创伤论文的主要内容。不过，这篇论文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阐释那20例患者当时得到的治疗效果是多么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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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骨颈骨折合并肱骨头粉碎性骨折伴脱位》（“Fracture of the neck of the humerus with dislocation of the head fragment”）发表于《美国外科学杂志》1953年3月刊上，作者为查理·尼尔、托马斯·布朗和哈里森·麦克劳克林。[11] 在确定了那2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尼尔医生对他们的病历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6岁，作者对这个年龄段的描述是“介于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典型的发生机制是患者从与身高差不多的高度跌倒。关于治疗，只有两例最终以保守治疗（未手术）处理。三例尝试通过手术保留肱骨头并重新拼接骨折碎片，在处理其中一例时外科医生成功将肱骨融入了肩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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