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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的讲座经常批判和颠覆传统观念，他认为“放血疗法不仅无效，而且还具有潜在危险”，[41] 他是最早提出这一建议的外科医生之一。接下来的一代英国著名外科医生深入领会了亨特对现代外科的影响，又谱写出许多传奇经历。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会长亨利·克莱因第一次参加亨特的讲座完全是出于好奇，听完讲座后，他说道：“听他讲课时，我对自己说：‘这是阳光雨露，拨云见日。’我觉得自己以前所学，相比之下，什么都不是……我想我可能也会像亨特先生那样自己去思考。”[42] 另一位来自圣巴塞洛缪的伦敦著名外科医生约翰·阿伯内西（John Abernethy）总结道：“我相信他在医学界发起了一场伟大而重要的革命……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著作完全颠覆了我的思想。”[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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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6年，世界的另一场革命打响，难以让人理解的约翰·亨特也在这一年被任命为国王乔治三世的外科医生。有人说他是《化身博士》主人公的原型——表面上是莱斯特广场上受人尊敬的医学实践者[44] ，背地里却是罪孽深重的夜半盗尸贼。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他是外科学的奠基人。约翰·亨特耗尽一生的精力和财力进行医学探索，最后身无分文，只有他收集的大量外科标本和医用珍奇发明被捐赠给了皇家外科学会，与他同时代的那位蒙蒂塞洛的美国哲人[45] 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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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于1793年在伦敦圣乔治医院参加医院工作人员会议时去世。当时，亨特正在为一个有关住院医师的问题争论不休，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以愤怒告终。他“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在反抗中死去，正如他这一生所为”。[46] 他在没有麻醉、对不孕不育也没有任何了解的时代，进行了取石和囊肿切除等原始手术，以及对创伤的初步处理和治疗。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乙醚宣告面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给手术刀下的患者带来了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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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在后来柏林的朗根贝克（Langenbeck）、维也纳的比尔罗特（Billroth）和英国的利斯特（Lister）身上看到亨特的影子；在亨特的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像现在的外科医生那样洗过手，也没有想象过细菌的存在。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在医学领域几乎没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外科巨人，却对外科医生的科学培训产生了最大的影响。他从理论上说明，“医院……不仅应该是为穷人提供援助的慈善机构——我们甚至可以说，外科医生在这里获得治病经验，然后到富裕的患者身上碰运气——而且还应该是培养未来外科医生的教学中心”。[47] “我的动力，”亨特总结道，“首先是为医院服务，其次是传播医学知识，因为所有人都可能与这门技艺产生关系。”[48] 在亨特去世前不久，另一名年轻的费城人来到伦敦。这名学生的父亲询问亨特，他的儿子需要读哪些书。“亨特便带着他们来到解剖室，几具正在解剖的尸体躺在那里。他声明道：‘这些就是您的孩子在我手下将要读的书，其他基本都不需要。’”[49] 亨特当然是正确的。在18世纪，几乎还没有哪本医学教科书能准确解释或帮助探讨疾病的起因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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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科学的起步，盖伦派医学濒临消亡。一个世纪前，威廉·哈维去世时的情景让人们警醒地回忆起希波克拉底的信仰。1657年，威廉·哈维中风后发现自己无法说话，“他的舌头麻痹了，动弹不得”。[50] 哈维叫来他的药剂师，比画着示意把他的舌头切开，这个操作完全符合盖伦的体液学说，认为“放血”会促进语言能力的恢复。对于这位揭开血液循环之谜的人来说，脑出血和中风的奥秘仍然深邃玄妙，野蛮地割伤舌头“根本没用……于是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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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显然是在医院里死于心脏病发作，如果此类事情发生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家高水平的医院里，那么肯定会有一组包括医生、护士与技师的急救人员做出“快速反应”。虽然亨特在去世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抢救，不过他可怜的灵魂没有遭受毫无意义的盖伦派治疗。亨特安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科学外科奠基人”的字样，这位奠基人彻底地改变了解剖学、医学教育和外科学，使外科学从一项卑微的副业提升为一项未来可期的专门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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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phen Paget, John Hunter, Man of Science and Surgeon (London: Fischer Unwin, 1924),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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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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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as Wright, Circulation: William Harvey’s Revolutionary Idea (London: Vintage,2013), pp.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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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剖演示厅（anatomy theater），本意为“解剖剧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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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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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bid., p.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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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bid.,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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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bid., 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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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打兰（dram）最早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一种计量单位。它既是常衡制单位，也是药衡制单位。按作者括注，此处应为药衡制体积单位，即液量打兰，等于1/8盎司，约为3.6毫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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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磅约等于0.45千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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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bid., p.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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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inch, Ernest, “The Influence of the Hunters on Medical Education,” Annals of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1957, vol. 20, pp.2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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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endy Moore, The Knife Man: Blood, Body Snatching,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urgery (New York: Broadway Books, 2005),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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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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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bid.,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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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Ibid., 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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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Ibid.,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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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Ibid.,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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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Ibid.,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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