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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18世纪的解剖学家认为，每一种生物从存在之初就保持其自身的微缩模样，在子宫或者卵中一步步地长大。约翰·亨特认为这十分荒谬，他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小鸡作为研究对象，开始自己探索这项课题。亨特频繁地从母鸡身下偷出鸡蛋，然后小心翼翼地敲开，用镊子剥离外膜并检查极其微小的胚胎。胚胎这时还活着，他把这个短暂存活的小生命放入一碗温水中，并通过肉眼和显微镜进行检查。最后，他将所有的标本放入酒中，从而建立起胚胎在卵内三周的发育时间表。其他学者在胚胎学研究成果出版方面会掩盖亨特的光芒，但是他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表现出他一丝不苟的科学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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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乔治医院治疗病患才短短几年，亨特在解剖学和外科方面的声望就吸引学徒们慕名而来。小威廉·希彭（William Shippen Jr.，1736—1808年）便是由亨利指导的早期学生之一。老希彭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费城医生，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创办者，他认识到欧洲医学教育对儿子成长的价值，于1758年送儿子漂洋过海，小希彭经过7周的海上航行，来到英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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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威廉·希彭于1754年从刚成立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27] 然后花了4年的时间跟随父亲学习。由于希彭父子能够找到的医学教科书非常有限，老希彭决定送幼子去投奔“英国在解剖和注射等方面最杰出的解剖学家”。[28] “比利”[29] 于1758年抵达伦敦，距离约翰·亨特自己来到伦敦才仅仅10年，当初他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乡下佬，而现在他已经负责指导北美殖民地最有发展前途的医学后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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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希彭住进了约翰·亨特在科文特花园的房子，在1758—1759年的冬季学期深深折服于这个苏格兰人，完全沉浸在解剖学研究中。威廉的一则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一天：“6时起床，6—8时手术，8—9时早餐，9—14时解剖，14—15时午餐，15—17时解剖。17—19时讲座，19—21时手术，21—22时晚餐，就寝。”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威廉完全掌握了如何有条理地进行人体解剖；在许多晚上，他和约翰·亨特开怀畅饮，闲谈聊天。“希彭长时间跟在亨特身边，在解剖室里度过，他敬畏这位魅力非凡的老师，他似乎有让年轻学生迷上解剖学的诀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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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半球的第一所医学院成立于费城，最初被称为费城学院，即后来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由威廉·希彭和约翰·亨特的另一名学生约翰·摩根共同创办。费城坐拥美国最古老的医院，也拥有第一所医学院，以及第一所“天才学会”，即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虽然费城是美国现代外科发展的摇篮，但是可以说，约翰·亨特才是新大陆解剖学和外科学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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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从荒郊愚人到解剖圣人的神奇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全心全力地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盗尸、解剖和传授。一代又一代医学生沿着前人的脚步来到伦敦，他们立即为亨特“平易近人”的天性所深深吸引，他“一边喝着酒，一边讲着自己的故事，和大家一起开怀大笑”。[31] 但是成功不只来自他和蔼可亲的天性。他执着地寻找着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真相，这带领他系统地“质疑每一种既定的实践方式，提出改进方法的假说，并通过严密的观察、调查研究和实验来测试这些方法是否有效”。[32] 要想让外科这样的以手术为基础的科学取得真正的进步，约翰·亨特需要大量的病例，尽管大都市日益增长的人口让各种疾病也集中起来，但如果不是其他一些与众不同的经历，他也很难成为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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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所认为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战中，英国和法国于海陆交战七年之久，1763年，这场战争以英国掌握霸权和法国的衰落告终。在战争的第五年也即1761年，英国负责战事的大臣老威廉·皮特决定将兵力集中在法国的西海岸和贝尔岛。在此几个月前，1760年秋，约翰·亨特被任命为军医。他遵循了希波克拉底的古老智慧——“想当外科医生的人，应该到战场去”。登上医疗船“贝蒂号”的约翰·亨特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必然是悲惨的灾难。经过一周的海上航行，“贝蒂号”抵达法国大西洋沿岸，第一场攻击也惨烈地开始了。由130艘战舰组成的英国舰队面对着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小岛，一道道悬崖峭壁矗立在蜿蜒曲折的海岸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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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几天后，英军伤亡数百人，那些挣扎于生死边缘的战士被送往“贝蒂号”，受枪伤的水手和士兵往往由亨特及其外科医生团队进行治疗。“木船在暴风雨中颠簸飘摇，亨特以其原始的外科手术挽救着负伤流血、奄奄一息的生命。”[33] 人们常问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为什么战争中使用的“伤亡人员”（casualty）一词既包括伤者又涵盖死者？答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重伤战士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死亡，因此“伤亡人员”基本等同于“必死无疑”。“在没有麻醉剂镇痛的情况下，许多伤员在截肢手术中死于休克，或者在外科医生探查伤口并试图取出弹片时失血而死。他们的尸体被匆匆海葬。在船上臭气熏天的医务室里，那些躺在吊床上的伤员，由于伤口感染而患上败血症，也一天一天地相继死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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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过后，英军第二次攻岛，并成功地在棚屋当中搭起了一处临时医院。在这里，约翰·亨特开始研究治疗战伤的适当方法。其他大部分外科医生都坚持探查伤口这一古老的治疗方式，而亨特开始意识到，或许“少即是多”。他的外科同事们将沾满污垢的手指和器械伸进伤口，这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并加速了死亡。亨特采取了十分克制的处理方式，尽管他有多年的解剖经验以及众所周知的手术水平，他却选择了不去探查、扩大枪伤，而是“悄然无声地”对伤口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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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第一周的生还概率使亨特越发相信保守治疗是更好的方法，他惭愧地意识到，长期以来，外科医生其实都违背了希波克拉底治疗病人的核心原则——“首先，不要造成伤害”（primum non nocere）。在一场交战中，五名法国士兵中枪，但是没有被俘。虽然其中一些人伤势严重（包括被子弹穿透胸部和大腿），但是他们藏在谷仓里，躲过一劫，直到四天之后才被发现。亨特在照护这几位伤员时发现，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法国兵比那些不幸被“治疗”的英国军人的情况要好得多。最终亨特相当于做了一次对照实验，他得出结论，尽管没有接受所谓的标准手术探查，所有静养的士兵无一例外都痊愈了。交战双方都出现大量人员伤亡，因此可以对两种治疗方法进行一对一比较，结果揭示出侵袭性治疗的愚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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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亨特的战地医疗经历令他疲惫不堪又振奋不已，同时也收获颇丰。如此大量的外伤病例磨炼了他的技术，他对治疗伤口和如何看待感染等问题，也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亨特在岛上待了一年多，然后又去葡萄牙度过了一段时间才返程回家。1763年，他回到伦敦时，乔瓦尼·莫尔加尼的著作《疾病的位置与病因》（De Sedibus et causis morbourum per anatomen indagatis ）逐渐广为人知，最终于1769年被翻译成英文。《疾病的位置与病因》是一部令人钦佩之作，它第一次将症状与患病器官联系起来，是现代病理学和医学的基础。亨特天性好学，他对治疗过程进行了科学的规划，再加上莫尔加尼的著作对人体的思考提供了全新的思路，这偶然凑成的条件使初步的手术治疗第一次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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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吗？难道印度、波斯、埃及和亚述等古代帝国没有尝试过原始的外科手术吗？虽然古代帝国的智者对人体功能的看法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但是他们既然有能力做手术，那么这种痛苦的手术又是如何在古老民族的人民身上进行的呢？答案是，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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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片是一种源自罂粟的古老物质，这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东部的被子植物，在中东和印度一带被广泛种植。古希腊和古埃及的医学文献都提到了阿片的使用，有早期外科手术的地方，就有罂粟的栽培。罂粟花的踪迹跨越了帝国，用其汁液制成的产物（包含阿片类生物碱吗啡和可待因）对贸易运输、医药的现代化以及宗教传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线香、香料和丝绸的贸易路线，大多为陆路或靠近海岸的海路，然而地理大发现时代形成了世界范围的海上航行，以及茶叶、烟草、蔗糖、棉花和药物的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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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拓了洲际贸易，在其成立后的百年中，专门从事香料和茶叶贸易。欧洲国家对中国的陶瓷、丝绸和茶叶等奢侈品需求量很高，但是中国几乎没有对欧洲商品的相应需求。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英国将印度的鸦片[35] 生产商业化，并向中国市场销售会使人高度上瘾的鸦片。鸦片市场在东方的日益繁荣，使这种灵丹妙药也不可避免地大量涌回母国英格兰，英国出现了对吗啡及同类产品海洛因和可待因的需求，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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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1624—1689年）被视为英国医学之父，因他制成了一种以阿片特制的酊剂，并称之为“阿片酊”，这是一种阿片、雪利酒、肉桂、藏红花和丁香的混合物。阿片酊几乎成为所有英国内外科医生的日常必需品，这也使亨特可以在乙醚和氯仿麻醉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纪里进入禁地探险。实际上，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其他一些早于亨特的人是第一位重要的外科医生（例如帕雷和波特等人），但只有亨特是最后一位在没有全面麻醉的情况下开展手术的伟大外科医生，而他所享受的那些成功部分要归功于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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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的国外经历为亨特带来了他一直以来希望收获的成果，他得到了社会地位优越、对哲学感兴趣之人的承认。他从未改变自己对繁文缛节的蔑视，也没有失去对酒和粗话的热爱，但是他“充沛的精力、广泛的兴趣爱好和热情洋溢的性格”[36] 赢得了皇家学会成员们的青睐。1767年亨特作为“技艺精湛的博物学和解剖学领域人才”，[37] 被选举为学会成员。在享有盛誉的学会内部，亨特还荣升为一个秘密小团体的成员，他们时常在伦敦的咖啡馆中，与詹姆斯·瓦特、詹姆斯·库克和内维尔·马斯基林（Nevil Maskelyne）等杰出人物一起展开激烈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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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于1768年在外科医生大厅（Surgeon’s Hall）通过口试，取得了外科医师公会的执照，终于有权称自己是一名外科医生了。亨特终于真正地拥有外科医生这一头衔时，他的学生威廉·希彭和约翰·摩根已经在费城开办了医学院，并成为外科学和医学教授。在取得执照的五个月内，约翰·亨特的身份也随即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被任命为圣乔治医院（见彩插5.5）的全职外科医生。亨特刚满40岁，事业上的成就和名望继续攀升，呈青云直上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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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继续组建着自己的动物园和外科标本库。作为圣乔治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对绝望病患的治疗欲望和忍耐力，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外科实践。医院的地理位置紧邻白金汉宫和圣詹姆斯宫，这也是威廉·亨特后来被封为夏洛特王后的御医并担任其产科医生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此高贵的头衔，似乎不会出现在约翰·亨特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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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亨特对解剖学的热情和高超的教学技巧，从科文特花园的小解剖学校完美地转至鼎鼎有名的圣乔治医院。粗野无礼的苏格兰人已经完成了华丽的转身，成为英国首都外科医生中最先进的科学思想家。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将有多达500名学生被其怀疑主义精神和研究方法深深吸引，接受指导，学习医学。多年来，他致力于动物实验，坚持不懈地收集外科标本，这些实践活动渐渐使他相信，古代对疾病的认识和体液失衡的观念存在着考虑不到位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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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在并不了解病程的情况下就对病情进行干预，这犯了严重的错误。亨特的前辈们在黑暗中蹒跚而行，而他构想出简单的实验来理解治愈、炎症和病程。他以炉火取暖，以烛光为伴，凭借着最原始的检查器械，对各式各样的动物和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调查。在亨特的实验中没有禁区——甚至可以用他自己的身体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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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乔治王时代的伦敦，随意的性行为使性传播疾病（包括梅毒和淋病）遍及这一帝国首要港口城市的大街小巷。当时距离人们就细菌理论达成共识还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性病是微型杀手在男女之间传播的最好例证，但是人们依然没有发现罪魁祸首。亨特决定从疾病传播的某个方面开始探究，他想知道，仅梅毒病人的硬下疳分泌物就可以携带疾病并传播给其情人吗？另外，亨特还尝试确定淋病和梅毒到底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还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为了进行此项研究，亨特设计出一个方案，给一个没有性病史的无症状健康人士接种取样于淋病患者的乳白色分泌物。但是，哪里才能找到这样一个志愿者，知情而且自愿将性病患者的溃疡分泌物接种在……自己的阴茎上？盗尸的外科医生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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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进行了惊人的自我接种实验，并以第三人称严格地记录了实验结果。他从未说明病人的身份，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亨特本人就是实验对象。1767年5月，亨特记录道：“周五，以针头蘸取来自淋病的性病物质［乳白色分泌物］，并刺入阴茎两次；一针刺入龟头，另一针刺入包皮。周日，被针刺部位出现瘙痒，一直持续至周二。”[38] 几位同事和学生在当时的记载显示，亨特承认他给自己接种了硬下疳，这一不争的事实令人严肃地意识到，任何情况也无法使约翰·亨特停下钻研人体奥秘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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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阴茎上的一处“瘙痒”发展为感染的结痂，很快就产生了分泌物，“尿道口有些翻起，排尿出现异样感，所以尿液中应该也存在该分泌物质”。[39] 这时，他还无法确定自己正在出现的是淋病症状还是梅毒的早期阶段症状，但是不到10天他就意识到梅毒正在自己体内萌发，他的阴茎末端长出了溃疡性硬下疳，同时腹股沟出现腺体肿大。是亨特疯了，还是那永不满足的求知欲，让他毫无保留自我保护意识，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令自己终身患病？亲爱的读者，请思考一下这个事实：淋病是自限性疾病，通常不出现复发；梅毒则不然，它是一种微生物导致的终身感染，数年间会一次又一次地发作，表现为三种主要的临床表现，其中包括大脑和脊髓的感染，在最后一个阶段（三期）导致精神失常。亨特先生自己刺破其性器官时故意涂抹的就是这种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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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感染七个月后，约翰·亨特的皮肤上长出“铜色斑块”，扁桃体出现溃疡。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他一直在溃疡上涂抹汞，直到症状彻底消失。我们尚不清楚他是否发展到了三期梅毒，但是他最终在65岁时死于心脏病；在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中，将近1/3的人会出现心脏疾病，这可能与梅毒有关。亨特对于拿自己做实验的恐怖忍耐力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会对他面临未知事物时的奉献精神敬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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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特不顾一切的奉献精神让我们的内心纠结不已，不过了解医学史的学生们也必须承认，外科医生通常对令人厌恶之事免疫，甚至可以自我牺牲。既能忍受令人作呕之事，又对疾病深恶痛绝，这两股力量达到一种奇特的平衡，许多医疗领域的突破便源于此。就像消防员痛恨火，却勇往直前地冲进火场，医者厌恶甚至畏惧致病微生物，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流行病的狂流。约翰·亨特架起了从古老的中世纪放血疗法到科学式外科医学的桥梁。就像探险家和开拓者们甘愿生活在一片原始的荒野中，在外科医学仍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亨特心甘情愿地陷入了那片一无所知的泥潭，为外科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亨特认为所有的外科手术均应遵循科学原则，建立在推理、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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