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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方法是将胸腔和腹腔内的器官切下来。罗基坦斯基法（Rokitansky method）是将器官成组切除，放在旁边桌上进行检查。菲尔绍法（Virchow method）是将器官逐个切除，在原处进行探查，并提取组织样本以进行显微镜分析。与徒手探查相比，这种方法可谓是巨大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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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我们要使用的技术，不雅地说，让我想起与父亲和兄弟们在家乡怀俄明州的牧场上狩猎时学到的“宰鹿”法。勒蒂勒法（Letulle method）首先需要将喉部至肛部的所有器官和消化系统暴露出来，然后将它们一齐切除。在切断腔壁上的软组织粘连之后，病理科医生托出心脏、肺、消化系统以及腹部的所有器官，它们之间仍然互相连接着，留下被挖空的腔体。在解剖台上，这些器官脱离了周围的体壁，所以评估就变得更加容易，我们可以轻松地对每个器官进行逐项检查。我的导师喜欢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毫无疑问，其发明者应该出身于一个猎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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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安德森医生完成了大量的器官切除工作之后，费力地将这一堆滑溜溜的组织转移到解剖台上。在这里，我们开始慢慢地切开器官，寻找明显的异常状况；同时对组织进行取样，将样本放入带有标签的小塑料器皿中，倒入福尔马林并拧上橙色的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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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是最后探查的部位。将尸体顶部的头发分开，沿颅骨顶部做长切口之后，就可以很容易地将头皮向侧面剥下，露出颅骨。用专门的锯沿颅骨切开，并剔除软组织粘连后就可以看到光滑且厚实的乳白色脑膜。这层结构被称为硬脑膜（拉丁语：坚强母亲），切开后可见脑组织。在颅底切断神经连接与脊髓后，安德森医生托出一团胶状物质，并（不可思议地）将一个完整的人脑交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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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先生的大脑非常坚实，呈粉色，布满了通常会随年龄增长而萎缩的沟回，不过这位年轻人的大脑比较光滑饱满，相对于他的颅骨来说似乎大了一些，里面填满了生命之源。我们用手指对大脑皮质一丝不苟地进行检查，在沟回之间查看是否存在血管破裂或肿瘤的迹象。经过肉眼检查，我们没有发现该器官有明显异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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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森医生和我分立在一张狭窄解剖台的两侧，用双手将大脑牢牢地固定住。他抓起一把长度为12英寸的手术刀，看上去很适合切火鸡，然后开始像切面包片一样对大脑进行切片处理，每片厚度约1/3英寸，并将切片放在一个大盘中。最后他切出了一整盘大脑切片，几乎就像一盘大号曲奇饼干一样，这样可以对整个大脑进行彻底的检查。这种方法比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的出现早几十年，是深入研究死者脑结构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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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所有器官和消化系统的解剖之后，我们再次将注意力转向他的心脏。其他一切都正常的话，我们的怀疑就集中在急性心肌梗死或心脏病发作上。在导致猝死的严重心脏病发作病例中，心肌通常并没有明显变化，也就是说没有肉眼可见的变化。对于死亡之前与心肌缺血斗争数日的患者来说，其心肌会变得苍白——甚至发黄。这位送货员的心脏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因此现在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他的冠状动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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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是我们身体的泵站。虽然我们的全部血液都来自心室的搏动，但是血液并不会灌入这个泵本身的肌肉组织。心肌需要它自己的供应血管，即冠状动脉——主动脉离开心脏时的分支。两支主要的动脉，一左一右，生出小动脉分支，伸展到肌肉深处，以提供氧气和脂肪酸（作为燃料）。我们从心脏表面就可以看到冠状动脉。借助外科手术器械，我们对冠状动脉进行了解剖，以备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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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心脏中，左冠状动脉分成两个主要分支，它们距离主动脉仅1英寸，供给心脏最重要的左侧部分，正是这里有力的收缩将血液推送到全身。通过进一步的解剖，我们分离出左前降支动脉（俗称“寡妇制造者”），并将这段2英寸长、意大利面般粗细的血管切下，泡入福尔马林中。它摸上去又硬又脆，安德森医生若有所思地看着我，像个调查员一样表现出对这名男子死因的强烈怀疑。我想他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真凶——脱落的胆固醇和脂肪凝块刚好阻塞了这支最重要的、其粗细程度却与其重要性极不相符的血管。安德森医生对这名男子及其家属的体恤同情，一下子就超越了科学信条和病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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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福尔马林的整夜浸泡，“固定”的小块组织样本得到了进一步解剖，关键样本被放入蓝色的小塑料盒中以备镜检。这些小盒子跟嘀嗒薄荷糖（Tic Tac）的塑料盒差不多大，我们把它们装入仪器，为样本分次加入不同浓度的酒精，每次间隔半小时，酒精浓度逐步增加；再加入二甲苯有机溶剂，目的是阻止一切细胞变性或细菌生长，同时对原组织样本进行脱水处理。接下来，仪器会将塑料盒浸入石蜡中，而这些蜡块仿佛就是保存组织标本的微型时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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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一堆蜡块码放整齐，交给我们实验室的技术员，她把这些蜡块装到徕卡切片机上，这种机器会将蜡块切成一串极薄的切片，就像那种圣诞节的装饰拉花一样。她再把石蜡切片嵌入载玻片，然后带到染色站。在使用深紫色和红色的苏木精—伊红染色之前，载玻片上的组织切片几乎是看不到的，不过染色之后，组织截面会清晰地显现出来，并表现出细胞分化的不同形态。技术员将玻片一片一片拿出来，放入盛有化学染色剂的小金属杯中浸泡30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再以她自己习惯的方式从杯底取出玻片并进行干燥后，它们就可以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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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先看看号称“寡妇制造者”的冠状动脉玻片。我将玻片放置在显微镜载片台上，蔡司显微镜上的小平台中间设有一个小孔，光线可以从下面穿过。我低下头，通过目镜观察，并旋转聚焦环，直到细胞清晰可见。动脉的横切面显示，该动脉已经完全被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阻塞，我盯着杀死这位患者的致命杀手，仿佛心脏病发作那一刻的真实情景得到再现，并于一瞬间凝固在眼前这张小玻片上。这个斑块使宝贵的血液无法流入心脏中最关键的部位，心肌失去了燃料和氧气，停止泵血，最终导致死者倒在了车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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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死亡和疾病的理解已经远超出我们最早的推想。短短几代人的时间里，我的前辈们通过学科的专业化训练、怀疑主义的态度、显微镜和化学染剂，掀开了死亡的面纱，解开了疾病的秘密。如今在太平间里，我借助病理学家的器械便能够科学地解释这名男子的死因，即使我无法理解我们的生命为何如此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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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中叶，意大利的帕多瓦可以宣称自己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知识的重要发源地，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培养的孩子包括维萨里、法洛皮奥、哈维和伽利略；而随着18世纪的到来，一位博洛尼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不久来到帕多瓦，终生献身于一项震撼人心的研究课题，即将为医学世界带来永久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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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瓦尼·巴蒂什·莫尔加尼（1682—1771年）19岁毕业于博洛尼亚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组建了一个面向学生和毕业生的知识分子学会，名为“不眠学院”（Academia Inquietorum）。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学生，莫尔加尼读到了西奥菲勒斯·博尼图斯（Theophilus Bonetus）的新书《墓地》（Sepulchretum ），这是一部数千个临床病历及相关尸检的资料集，由博尼图斯汇编而成。这些处于萌芽阶段的医学文献，来自一系列不同的作者，遗憾的是，文献未经整理，内容凌乱无序，几乎无法阅读。年轻的莫尔加尼“却全神贯注地读起了《墓地》……他开始明白，这本书建立在最基本的事实之上”。[1] 起初他着手修改此书，但是后来将其发展为一部以他自己的病例为基础的全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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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莫尔加尼开始这项研究课题时大概20~21岁。他收集了自己正在治疗患者的信息及尸检结果。通过仔细的观察和敏锐的临床分析，以及为了支持其临床结论而偶尔进行的生理学实验，他将一个一个的病例汇编成书。“在这项艰巨的任务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名执业医师的聪明才智，一名卓越的解剖学家的顶尖技术，一名实验生理学家的足智多谋，以及他对细节的锲而不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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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加尼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投入了多少耐心？接下来的60年 里，他一边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治疗病人，一边收集信息和整理资料，编写这本即将改变医生看待患者的角度以及思考疾病本质的著作。莫尔加尼于1761年出版了《疾病的位置与病因》，那时他已经80岁高龄，仍然在给病人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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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位置与病因》以谈话形式编写，仿佛写给朋友一样，是写给一位年轻医生的70封信件，写信的对象也许是虚构的。这70封信件中总共涉及700个病例，系统地分为5卷：头部疾病、胸部疾病、腹部疾病、外科与常见疾病及附录（包括索引）。对书中的每一个病例，作者都“提供了详尽的病史，评析了当时想法的变化，引用并探讨了权威的观点，于是作者自己的逻辑推理过程也一步步地逐渐清晰起来”。[3] 这些病例经过数十年的精心编纂和整理，学生可以按症状（例如“胸痛”）查阅，对具有相同症状的病例进行调查研究，寻找真实病因以及可能有效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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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100年前，伽利略对违背科学的、充满迷信的天文观发起了挑战。在莫尔加尼所生活的时代，世界各地的医生们仍然陷在古老的希波克拉底传统里，固执地相信体液、季节规律、瘴气、恶劣空气和天谴的影响。莫尔加尼的《疾病的位置与病因》可以说是对体液学说的致命一击，它转变了医生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开始思考“体内特定结构中某种病态的具体表现”。[4] 作为医生和解剖学家的莫尔加尼总结道，症状就是“患病器官的哭诉”，这大概是医学史上最反传统的陈述。这一对疾病的新认识，言简意赅又切中要害，使医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器官或身体部位上。莫尔加尼不去仰望星辰，抛开神秘体液失衡的看法，意识到疾病是（往往处于痛苦中的）器官功能失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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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间接诊的数百个病例使莫尔加尼确信，疾病发生的模式可以被观察出来。18世纪，药理学正处于萌芽期，医生（尤其是外科医生）在很多时候是无能为力的。但是，莫尔加尼对器官引发的疾病了解日深，并且可以根据经验预料尸检的结果。或许他的学说还未成功挽救过生命，但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研究，使他对自己在尸检台上所见状况的预测越来越有信心。《疾病的位置与病因》很快被译为法语、英语和德语。当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也就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时候，世界各地的医生开始明白，一系列症状对应特定的患病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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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学的进步，有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对受伤或患病的器官进行评估，是真正理解该器官（及组成器官的细胞）实际功能的最好方法。笛卡儿曾提出人体只是一台机器；莫尔加尼则促使医生们以钟表匠或机械师的眼光来看待协调一致的“身体—机械”结构，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结构会完美而和谐地运转，而医生的主要任务就是诊断出现问题的部位。从此医生在工作中要仔细聆听患病器官的“哭诉”，一丝不苟地观察和检查患者，然后根据经验说明他们饱受摧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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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加尼不仅是解剖病理学之父，还被誉为现代医学诊断的开创者。“他的研究和结论在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柏林开花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莫尔加尼及其研究彻底击碎了旧医学学派的教条，新医学也由此开始。”[5] 奇怪的是，我们对莫尔加尼这个名字并不十分熟悉，但他确实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生包括让-尼古拉斯·科维萨尔（Jean-Nicolas Corvisart，1755—1821年）和皮埃尔-查尔斯-亚历山大·路易（Pierre-Charles-Alexandre Louis，1787—1872年），这两位医生帮助巴黎在19世纪成为世界医学圣地。后来变革的钟摆又荡回了巴黎以东，一位来自维也纳的杰出医生，尝试完全以病理学为基础来行医治病，在没有强大的医疗器械作为辅助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完成了超过3万例的尸检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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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一股政治剧变的浪潮席卷了欧洲大陆，几乎每个欧洲国家及其世界各地的殖民地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次革命运动挑战了封建领主和贵族的地位，为下层阶级赢得了更为广泛的民主权利，同一年甚至还有《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德意志各邦和奥地利帝国的革命活动对医学和学术界产生的促进作用尤其显著，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校园十分相似。在维也纳，墨守成规的医学旧贵族与年轻的革命新秀对峙不下，这是“新旧之战、知识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战、真正科学的疾病观与老派医学的模糊理论之战”，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运动的领导者是波希米亚人卡尔·冯·罗基坦斯基（1804—1878年，见彩插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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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基坦斯基理解莫尔加尼及其法国弟子的重要性，孜孜不倦地深入挖掘疾病和死亡的根本原因。对疾病的研究越深入，他对器官功能的理解越深刻。如果说莫尔加尼是解剖病理学和医学诊断之父，那么是罗基坦斯基一字一句地打造出病理学的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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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总医院现在是维也纳大学本科校园的所在地，宽阔的庭院和巍峨的建筑仍然保存完整，只是如今住在其中的是波希米亚奥地利学生，而不是痛苦的病人。校园西北部的施皮塔尔大街（Spitalgasse）上坐落着脑研究中心，这是一座威严壮观的三层建筑，外部围有石砖和金属护栏，建筑顶端有一组古希腊古罗马人物雕塑，以及奥地利双头鹰盾徽。在人像下面，距地面50英尺的地方，有一行以镶金浮雕刻写的拉丁文，只有读到它才知道这栋建筑曾经有着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功用。“INDAGANDIS SEDIBUS ET CAUSIS MORBORUM”意为“对疾病位置与起因的调查”，这显然是对莫尔加尼革命性著作的致敬（见彩插6.2）。这里曾经是罗基坦斯基的病理学研究所，一座医学音乐厅，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完成的超过3万例的尸检解剖，便是在这里操作和演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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