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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能够在豚鼠的肺部看到相同的杆菌，从而完成了一个循环——将细菌分离出来，在动物体外培养，然后感染另一种动物，导致它患上相同的疾病，最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同一种生物。由细菌学之父科赫制定的这些规则是细菌研究的黄金准则，简称为“科赫法则”。这些见解始于亨勒，在科赫手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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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以其细致入微、有条不紊又平淡无奇的方式宣布着自己的惊人成果。他详细说明了如何识别和培养这种生物体，总结道：“所有事实放在一起，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出现在结核培养基中的杆菌，不仅伴随着结核病发展的全程，而且就是致病的原因。因此，杆菌是患者感染结核病的真正原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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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医学、哲学和数学领域的历史上，当人们公开发表或讲解伟大的证明，传统上会以一个拉丁文短语作为结语，表示“证明完毕”（quod erat demonstrandum），简称QED。在1882年柏林的那个晚上，科赫的报告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QED时刻。讲座结束后，科赫平静地与一些同行握手，没有遇到任何质疑和挑战。他的一些助手后来凭借自身实力成了名，他们回忆道：“我认为那天晚上是自己科学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科赫的报告“含金量十足”。[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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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科赫凭借结核病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升沉荣辱伴随着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有时他甚至发现自己与历史背道而驰。他对霍乱等其他疾病的研究帮助拯救了数百万的生命，但令人遗憾的是，科赫这个名字并不像他最重要的两位盟友那样为众人所知，不像“利斯特林”[48] 和“巴氏灭菌法”那样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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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微镜下，光滑饱满、长相一致的小病菌们看起来老老实实，仿佛并无威胁。虽然一小滴恶臭的脓液分泌物就可以掀起波澜，但在近距离观察下，这些游动在分泌物中的小生物普通极了，不似飞龙与海兽。蜱虫、虱子、绦虫和蛆虫令人恶心，所有的细菌看上去却都平凡无奇。人类永远害怕熊、鲨鱼、老虎、狼群、大象，甚至是人类本身，但是长期以来，不起眼的细菌一周时间内在全球导致的死亡，比过去所有哺乳类肉食动物捕食所造成的死亡总和还要多。细菌看似无害，其实是冷酷的高效杀手，一直统治着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无人能敌，直到巴斯德、利斯特、科赫及其同行确证了它们的存在，培养细菌，揭开它们的秘密，阻断了病菌王国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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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病菌的揭示立即缩小了流行病的影响范围。人们通过简单的几个步骤对牛奶进行巴氏灭菌，并减少在公共场所咳嗽和随地吐痰的行为，使结核病病例在几年内大幅减少。在有效对抗结核病的抗生素出现之前，结核病患者数量就已经呈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了病菌的存在，了解了其生命周期，从而减轻了它们对人类生命的影响，这是到当时为止人类社会对疾病最伟大的一次揭秘。发现病菌意味着人类能够解释病症，有史以来病人们第一次发现花时间看医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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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加尼、路易、罗基坦斯基和菲尔绍使人们理解了死亡。然而，在人类发现病菌之前，疾病是无法解释的。因此，我们要感谢塞麦尔维斯、利斯特、克雷布斯和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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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赫住在沃尔施泰因时，会在楼上的客厅里接诊，透过客厅的后窗就可以看到动物笼子和马厩。客厅的松木地板上有一道奇怪的界线。我们知道科赫非常专注于细菌研究，于是他用一道厚重的帷幕将这个房间隔开，这样在楼上便可以为患者治疗了，也不必通过唯一的公用楼梯去往楼下的小实验室。在房间地板的中间，镶嵌着一条木板，和其他木地板的纹理方向刚好垂直，这便是诊所与研究室的边界线。这座蕞尔小镇距离最近的学术大本营都要好几个小时的路程，而正是在这里，这位不寻常的年轻探索者，耗费自己的精力财力，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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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为深远的角度上说，利斯特奠定了医学现代性的基石。他首先提出了干预治疗，然后根据对疗效的评估来改变治疗技术，直到取得明显的治疗效果。有人可能认为，麻醉是第一种有效的医疗方式，但是在利斯特消毒法出现之前，麻醉并没有使疗效得到多少改善。“令人吃惊的是，在医学中理论含量最少的外科学首先得到了转变。”[49] 这种转变正是由约瑟夫·利斯特的科学研究倾向引领的，后来得到了朗根贝克、比尔罗特、弗雷特里克·特里夫斯、爱德华多·巴西尼以及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等人的效仿。当德国的外科医生在消毒环境和麻醉状态下一丝不苟地完成手术，原本依靠敏捷巧手的旧时代实践方式，很快就被新秩序取代。[50] 利斯特凭直觉感到巴斯德等人有关病菌的认识是正确的，由此产生了这场有利人类健康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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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菌学说的创立者们为消毒外科手术的出现铺平了道路。消毒首先促进了致命性创伤手术和腹部手术的发展，50年后随着抗菌药物的面世，择期手术中出现了植入手术。病菌猎手的先驱者们为医疗创造出纤尘不染的清洁无菌环境，从而使植入革命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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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语。——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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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en.muvs.org/topic/the-gate-for-the-secretly-pregnant.pdf. Accessed October 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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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erwin Nuland, The Doctor’s Plague: Germs, Childbed Fever, and the Strange Story of Ignác Semmelweis (New York: Atlas Books, 2003),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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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 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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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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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帝国皇家总医院即维也纳总医院。——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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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bid.,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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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bid., pp.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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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bid.,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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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dward Huth and T. J. Murray, Medicine in Quotations: Views of Health and Disease Through the Ages (Philadelphia: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2006), p.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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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ane, Nick “The Unseen World: Reflections on Leeuwenhoek (1677) ‘Concerning Little Animals’”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370: 20140344, 2015, p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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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herwin Nuland, The Doctor’s Plague: Germs, Childbed Fever, and the Strange Story of Ignác Semmelweis (New York: Atlas Books, 2003), 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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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Ibid., pp.1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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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种血液病指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种源于淋巴结和淋巴组织的血液癌症。托马斯·霍奇金在发表描述疾病的论文时，并未获得太多关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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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homas Hodgkin, “On Some Morbid Appearances of the Absorbent Glands and Spleen” Medico-Chirurgical Transactions, 1832. 17
:6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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